诺土尔路二十三号是一栋破旧的老建筑。从燠热的户外走进来,楼梯问里出人意料的凉爽,似乎有冬季潮湿的寒气从剥落的墙缝里渗了进来。

斯文松太太住在二楼。附有“伊娃·斯文松”的那扇门,看起来像是厨房的入口。

科尔贝里用力敲门。一分钟后,他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安全锁链被解开来的声音。门微微打开。

科尔贝里对着门缝出示他的警汪。他看不见前来应门的人,但是在门打开之前,他听到一声深深的叹息。

科尔贝里果然猜对了,他一踏进门,就是一问大厨房。在他背后把门关上的女人,长得瘦瘦小小的,五官鲜明,表情哀伤。她的头发稀稀拉拉的,可能曾经染成了白色,因为她头发的末梢几乎都是白的,头顶的颜色则比较暗,到了接近头皮一英寸的部分,又变成了棕色。她穿着一件廉价条纹棉布家常服,腋下有两坨又大又黑的汗渍。那气味告诉科尔贝里,上次清洗过以后,这件衣服她不知道又穿了多久。她的两腿光溜溜的,脚上穿着一双颜色难以辨认的绒布拖鞋。科尔贝里知道她才二十九岁,但如果凭外表猜测,他会以为她至少有三十五岁。

“警察。”她迟疑地说,“又怎么了?如果你要找贝蒂尔,他不在这儿。”

“不,”科尔贝里说,“我知道他不在这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谈一谈。我可以进来吗?”

女人点点头,走到靠窗的厨房用桌那里。在塑料花桌布上,有一本打开的杂志和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一只蓝花的小碟子里,有一根还在袅袅生烟的过滤嘴香烟。碟子里已堆满了烟蒂。桌子周围有三张椅子。她坐下来,从碟子里拾起香烟,指指她对面的那把椅子。

“坐。”她说。

科尔贝里坐下来,望见窗外是一个荒凉的后院,只有一个拍打地毯用的架子和几个垃圾桶,院子看起来总算不至于那么单调。

“你想要谈什么?”伊娃·斯文松开门见山地问,“你不能待太久,因为我得去游乐场带托马斯回家。”

“托马斯,”科尔贝里说,“是小的那个?”

“是的,他六岁。我买杂货和清房子的时候,就把他留在经济学院后面的游乐场里。”

科尔贝里张望厨房。

“你还有一个孩子,是吗?”他说。

“是,乌苏拉。她去了夏令营,在儿童岛。”

“你住在这里多久了?”

“从四月到现在。”她说,大口吸着烟,直到那根香烟只剩下过滤嘴。“但是我只能在这里待到夏天结束。老太太不喜欢小孩。妈的,真不知道到时能去哪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科尔贝里问。

女人把压扁的滤嘴丢进碟了里。

“有,我替住在一起的这个老太太做事。也就是说,我用收拾房子、做饭、买菜、洗衣和伺候她,交换住在这里。她太老了,无法自己下楼,所以她要出门的时候,我得帮她。还有其他一些杂事。”

科尔贝里对着一扇与外门相对的房门点点头。

“你们住那里吗?”

“是。”女人简短地应道,“我们住在那里。”

科尔贝里站起来,打开房门。那房间大约十二英尺宽,十六英尺长。窗户对着荒凉的后院。两张床各靠着其中两面墙壁。

其中一张床底下有另一张可以拉出来的矮床。一个衣柜,两把椅子,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再加上一条破地毯,即是旁间里所有的陈设。

“不是很大。”伊娃·斯文松在他背后说,“但是她允许我们爱在厨房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小孩子可以到后院里玩。”

科尔贝里回到厨房用桌边。他看着女人,此时她正用一根食指在塑料桌布上比划着。他说:“请你告诉我过去这几年你和你丈夫的状况。我知道你们已经离婚或分居了,但是在那之前呢?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是吗?”

“是的,他大概在两年前被炒鱿鱼。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每个人都被炒了鱿鱼,因为他们把公司关掉了。一定是那个公司不赚钱。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工作。在那之前,他那个职位相当不错,他原来是做办公室职员,可是因为教育程度不够,他申请的工作都被资历比较好的人拿去了。”

科尔贝里点点头。

“在公司关门以前,他在那里做了多久?”

“十二年。在那之前,他还在同一个老板的另一家公司里做过,就是帕尔姆格伦。呃,或许他不是老板,可是他拥有那家公司。贝蒂尔在那里的仓库工作,后来改做送货员,然后,又被调到这家关门的公司。另外那一家一定也关门了。”

“你们结婚多久?”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在惠桑泰德市结婚的。”

她咬一口先前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看了看,站起来,走到橱柜旁边,把三明治扔进水槽。

“所以,我们一共结了八年半婚。”她说。

“你们在什么时候搬到波莫拉的?”科尔贝里问。

女人仍然站在水槽边,用小指头的指甲抠牙齿。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那之前,我们住在费斯曼纳路的一栋公寓。那是公司的房子,因为帕尔姆格伦先生也拥有那栋楼房。然后,因为他要把那栋公寓装修成办公大楼,所以我们就搬到他新建的另一栋公寓。那里看起来当然好很多,但是离市区非常远,而且,房租实在很贵。贝蒂尔被炒鱿鱼以后,我以为我们必须搬家,可是后来又没有。总之,搬家是后来的事情了,而且,是为了其他的缘故。”

“什么其他的缘故?”科尔贝里问。

“嗯,譬如说,贝蒂尔喝酒。”她含糊地说,“还有,我们底下的邻居老抱怨,因为他认为我们太吵了。但是我们并不比同一栋楼里的其他人吵闹啊。那栋楼房的声音非常容易传出去,即使隔着好几层,你都可以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儿叫啊、狗吠啊、放音乐啊等等。原来我们还以为楼上那一家有钢琴,后来才知道,有钢琴的那一家在我们顶上再上去三层楼。然后又不准小孩子在屋里玩。总之,去年秋天我们就被赶出来了。”

太阳开始照进厨房里,科尔贝里拿出手帕来擦额头。

“他喝得很凶吗?”他问。“是,有时候。”

“他喝酒以后什么样子?会很粗暴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走回来坐下。

“有时候他会发脾气。对丢掉工作、对整个制度等等很生气。我很烦,每次喝了几杯,就要听他抱怨那些。”

“记录里面说,你们家有时候有打架的情况。”科尔贝里说,“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哦,那不是真的打架。我们有时候会吵架,有一次,我们还在睡觉,小孩子半夜醒来,就开始在那里玩,最后巡警就来了。当然,偶尔我们说话声音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

科尔贝里点点头。

“你们受到威胁必须搬出去时,没有去找租屋人协会帮忙吗?”他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类似的组织。总之,也无法可想了,所以我们就搬出来了。”

“在那之后,你们住在哪里?”

“我找到一个转租的套房,就一直住在那儿,后来才搬到这里。但是离婚以后,贝蒂尔就搬到一家单身旅馆住了。现在他住在马尔默。”

“嗯。”科尔贝里说,“你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伊娃·斯文松用手指拨弄着后脑勺的头发,想了一会儿说:

“上星期四,我想就是那天。他来得很突然,但是大约一小时后,我就叫他走了,因为我必须干活儿。他正在放假,他说,打算在斯德哥尔摩待几天,他甚至还给了我一点儿钱。”

“从那以后,你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吗?”

“没有。之后,他应该回马尔默去了。总之,我就没有再看到他了。”她转过身,瞥一眼立在冰箱上的闹钟。“我得去接托马斯了。”她说,“如果把小孩子留在那里太久,他们会不高兴的。”

她站起来,走进房间,但是让门开着。

“你们为什么会离婚?”科尔贝里说着,一边站起来。

“我们对彼此厌倦了。什么事情都一团糟。到后来,我们一天到晚吵架,而且贝蒂儿又整天在家怨东怨西,自艾自怜,最后,我连看他一眼都受不了。”

她走进厨房。她已经梳了头,换了一双凉鞋。

“现在我真的得走了。”她说。

“只有一个问题了。”科尔贝里说,“你丈夫认得他的大老板帕尔姆格伦先生吗?”

“哦,不认得,我想他连见都没见过他。”她说,“帕尔姆格伦高高坐在办公室里经营事业。我想他根本也没去过他的那些公司。它们都是由其他老板或类似经理的人在管理。”

她从炉子旁边的挂钩上取下一个拉绳式的袋子,打开厨房门。科尔贝里帮她扶着门,让她在他前面走进通道。

然后他关上门说:

“你都读些什么报纸和杂志?”

“我有时看《快报》,特别是星期天的时候。每星期还看《汉尼斯》和《MinVarld》。我觉得杂志太贵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科尔贝里说。

他们在大门外分手,他望着她走向欧登普兰街,她廉价衣服下的身形看起来格外清瘦矮小。

等科尔贝里打电话到马尔默告知他的调查结果时,已经是下午了。到最后那半小时,马丁·贝克等电话等得不耐烦,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电话终于来的时候,第一声还没响完,他就抓起听筒。

他开启和电话接在一起的录音机,让科尔贝里滔滔不绝地讲,既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语。

等科尔贝里讲完,马丁·贝克说:

“办得好,伦纳特。这下子我大概不会再麻烦你了。”

“好,”科尔贝里说,“看来你找对家伙了。现在我得回去办我的事儿了,但是记得保持联络——让我知道结果如何。替我跟值得问候的人说声‘嗨’。再见。”

马丁·贝克把录音机带到蒙松的办公室。他们一起把录音带整个听了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马丁·贝克问。

“嗯,”蒙松说,“有动机。首先,他在帕尔姆格伦的公司干了超过十二年被解雇,然后被同样属于帕尔姆格伦的房地产公司逐出公寓,最后又加上夫妻仳离。为了得到工作,他必须搬离斯德哥尔摩,那份工作,就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而言,都比过去的旧职位差。这一切,都是因为帕尔姆格伦。”

马丁·贝克点点头,蒙松继续说:“不仅如此,上星期四他在斯德哥尔摩。我真无法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去绿地站抓他。如果当时没有错失良机,帕尔姆格伦断气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手上了。想到这点就令人恼火。”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办好。”马丁·贝克说,“但是这等以后再告诉你。知道了缘由,你会更恼火的。”

“好,那留着以后再说吧。”蒙松说。

马丁·贝克点起一根烟,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个逐客令,其实里面有诈。显然是房地产公司招来各个机构找他麻烦。”

“再利用某个邻居从旁协助,是的。”

“这个人,无疑也是受雇于帕尔姆格伦或布罗贝里,或者两者都有。事实表明,当他不再受雇于帕尔姆格伦,帕尔姆格伦便要把他赶出公寓。在斯德哥尔摩,像那样的一间公寓可是值一大笔钱——一大笔肮脏钱。”

“你的意思是,帕尔姆格伦叫他的房地产员工找一个借口把他赶出去?”蒙松说。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当然,是通过布罗贝里来动手。而贝蒂尔·斯文松本人,一定了解这其中的内幕。所以他痛恨帕尔姆格伦就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了。”

蒙松抓抓后脑勺,作了一个鬼脸。

“是,是这样。”他说,“但是,会极端到开枪杀他——”

“你知道,斯文松忍受这佯的苦日子已经相当久了,当他开始领悟到这不是自己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受到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不公正的对待,他的仇恨就变成了某种着魔般的念头。因为,他生命中的一切,都被一点一滴剥夺了。”

“而帕尔姆格伦正好代表了那个社会集团。”蒙松说着,点点头。

马丁·贝克站起来说:“我想,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暂时先派一个人去盯住他,以免又把他搞丢了。派一个不会在工作时间跑去追小猪的人。”

蒙松吃惊地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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