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床时天还没亮,上床时的头疼现在又原封不动带下床来。我走进浴室,吞下两颗阿斯匹林,然后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站在热腾腾的莲蓬头下。等我擦乾身体换上衣服,头疼已经去了大半,天际也开始现出曙光。

我的脑子塞满前一天晚上谈话的片段。我从布鲁克林回来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我止渴的工夫做得比止痛彻底得多。我记得和前妻安妮塔谈话的大概——儿子们都好,他们当时已经入睡,他们想来纽约看我,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在此过夜。我说很好,但我目前手头有个案子。“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我告诉她。我想她大概没有听懂。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正好赶上特里娜下班。我请她喝两杯威士忌苏打,跟她约略提到我的案子。“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过世,”我说,“这我一直不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呢,马修?”

“不知道。”

她离开后、我独自坐着,又喝了几杯。本想吃个汉堡再走,但他们已经关了厨房,我不知道我几点回到房间。我没注意,或许是不记得了。

我到旅馆隔壁的火焰餐厅吃早点,喝了不少咖啡。我本打算打到汉尼福德的办公室,但想想不急。

克里斯多夫街邮政分局的一名职员告诉我,转寄地址通常他们只保留一年。我建议他查阅过期档案,他说那太花时间,而且不是他份内的工作,再说他又工作过量。我看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破天荒第一个工作过量的邮政人员。我接过他的暗示,偷偷塞了张十元钞票给他。他似乎颇为惊讶,可能是因为钱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叫他挨顿臭骂。他闪进里头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就拿到玛西雅·马索在东八十四街、靠近约克大道的地址。

那是栋高楼,有地下停车场。休息室可以媲美小型机场的大厅,有个小瀑布,配上碎石和塑料植物。房客名册上,我找不到姓马索的,门房也从没听过她。我找到管理员,他马上认出这名字。他说她几个月前结婚搬走了,现在是杰拉尔德·塔尔太太。他有她在马马罗内克的地址。

我从韦斯特切斯特区的询问处要到她电话,然后拨过去。拨了三次都占线,第四回响了两下,有个女人来接。

我说:“塔尔太太吗?”

“对,请问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想跟你谈谈温迪·汉尼福德。”

停顿好久,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我在温迪公寓一个柜子里发现一叠旧杂志,上头写了玛西雅·马索的名字和贝顿街的地址。我这一路查来或许哪里出了差错——邮局职员给的可能是另一个马索的地址,管理员也许查错了档案卡。

这时她说:“你想怎么样?”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问我?”

“你以前跟她合租过贝顿街的公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以前,而且在另一个星球。再说,那娼妇已经死了。“我跟温迪几百年没见了。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呢。”

“但你以前认识过她。”

“那又怎么样?等等好吗?我得拿根烟。”我等着。一会儿她回来说:“我看到那条新闻,当然。杀她的那男孩自杀了,不是吗?”

“对。”

“那干嘛又要把我扯进去?”

她不想被扯进去就算理由。但我没说。我跟她解释我的任务特别,凯尔·汉尼福德想要知道他女儿的近况——因为她已经没有将来。我讲完后,她说她也许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你是前年六月,从贝顿街搬到东八十四街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好,算了,说下去吧。”

“你为什么要搬?”

“我想一个人住。”

“噢。”

“再加上我希望住得离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在东区上班,从格林威治村每天来回实在很累。”

“你当初怎么会找到温迪合租房子的?”

“她住的公寓对她来说太大,而我又刚好在找房子。当时觉得很好。”

“后来开始不好了?”

“呃,地点,而且我又需要隐私。”

她只是想随便搪塞一些答案,快快把我打发掉。我真希望能跟她面对面问清楚,但又实在不想耗掉一天的时间开车往返马马罗内克。

“你们是怎么变成室友的?”

“我才说过,她有间公寓——”

“你是看广告找去的吗?”

“噢,我懂你意思了。不,我是在街上碰到她的。”

“你们以前就认识?”

“噢,我以为你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不很熟,点头之交,因为学校很小,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总之我在街上碰到她,两人就开始聊起来。”

“你是在学校认识她的?”

“啊,我以为你知道。我很多事情你好像都很清楚,奇怪怎么这个你会不知道。”

“我想跟你当面谈谈,塔尔太太。”

“不行,电话谈就可以了。”

“我知道会占用你的时间,但——”

“我只是不想介入这事,”她说,“你还不懂吗?老天,温迪不是已经死了吗?重提旧事对她能有什么帮助?”

“塔尔太太——”

“我要挂了。”她说。然后挂了。

我买份报纸,找个小店叫杯咖啡。我给她足足半小时考虑我有没有那么容易打发,然后我又拨了她的号码。

有件事我早就学到了:不需要知道对方怕什么,知道他在怕就够了。

第二声铃响一半她就接了。她话筒凑着耳朵,好一会儿没讲话。然后她说:“喂?”

“我是斯卡德。”

“听着,我不——”

“闭嘴,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你谈。我可以当着你丈夫的面跟你谈,也可以跟你单独谈。二选一。”沉默。

“你考虑一下。我要租辆车,一小时内可以到达马马罗内克,一小时后我就会回我车上,永远不再烦你。这个办法很容易。如果你想来硬的,我也可以奉陪,不过我看对我俩都没有多大好处。”

“哦,老天。”

我让她考虑。鱼钩已经撒下了,现在她想甩也甩不掉。她说:“今天不可能。几个朋友要来喝咖啡,他们随时会到。”

“今天晚上?”

“不行,杰拉尔德会在家里。明天呢?”

“早上还是下午?”

“我十点跟医生有约,那之后我都有空。”

“我中午到你住的地方。”

“不行,我不希望你来我家。”

“你选个地方我们碰面。”

“等等,给我几分钟。老天。这一带我根本不熟,我们几个月前才搬过来的。我想想。休勒大道上有家餐厅附设鸡尾酒吧、叫卡力欧卡。我看了医生以后,可以到那儿吃午饭。”

“中午?”

“好,不过我说不清地址。”

“我会找到的。休勒大道上的卡力欧卡。”

“对。我忘了你名字。”

“斯卡德。马修·斯卡德。”

“我怎么认出你?”

我想,看来跟大家格格不入的那位就是。我说:“我会在吧台喝咖啡。”

“好吧。我们应该能碰到头的。”

“当然,这我可以保证。”

我前一天晚上非法闯入民宅,除了发现玛西雅·马索的名字以外,没有多大收获。我的搜查品质大打折扣,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如果你想把哪个地方搅得天翻地覆,头脑里有个特定目标应该会有帮助;如果你不在乎留下痕迹,想必也能省点力气。举例来说,搜书架时,如果可以任意翻阅,然后往地毯上随手一扔,工作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你得把每本书整整齐齐地摆回原位,二十分钟的工作得拖上两个钟头。

温迪的公寓藏书不多,我也没有多加理会。我对刻意藏好的东西没兴趣。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现在事情过后,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找着了什么。

待在那里的一个钟头内,大半时间我就是在几个房里晃来晃去,一会儿坐坐椅子,一会儿墙上靠靠,想感觉出两位前任房客遗下的精魂。我看着温迪死时躺的床铺,那是张矮脚床,铺了张双层弹簧垫。他们还没有换下渗血的床单,虽然换不换都一样;床垫浸满了她的血,整张床都得刷干净。有那么一会儿,我手捧一块红锈的血,脑里回旋着一幅幅教士手持圣餐的图像。我摸进浴室干呕许久。

既然人已经进了浴室,我索性掀开浴帘,检查浴缸。缸里有圈痕迹,是上回洗澡留下的,排水孔积了些头发,但没有任何杀人的迹象。倒也不是我怀疑会有。理查德·范德普尔的回忆原本就是颠颠倒倒,语无伦次。

打开医药柜前,我就知道温迪有服避孕药的习惯。药一颗颗嵌在一张小卡片上,中央一个数字盘注明是礼拜几。哪天服没服可以一目了然。礼拜四的药没有了,所以我知道她被杀那天做了一件事——服避孕药。

除了避孕药以外,我还找到好几瓶维生素,看来这公寓的房客至少有一个是健康食品奉行者。有个小罐子贴了处方标签——理基有花粉热。他们的化妆品很多,还有两瓶不同品牌的除臭剂,一把专剃腿毛和腋毛的小型电动刮毛刀,一把大型电动剃须刀。我找到其他一些处方药——速可眠和达尔丰镇痛药(他的),标签上说明是减肥用的Dexedrien(她的),以及一个没贴标签的瓶子——里头装的好像是利眠宁。药都还在,我很惊讶。警察一向喜欢顺手拿药,尤其那些不愿拿死人钱的警员,更是无法抗拒兴奋剂或镇定剂的诱惑。

我顺手摸走速可眠和Dexedrien。

卧室里的衣柜和五斗柜摆满了她的衣服。花样不多,但其中几件衣服有布鲁明代尔和Lord&Taylor这两家高级服装店的标签。他的衣服摆在客厅,有个柜子是他的,而他的衬衫、短袜和内衣裤都放在一张西班牙式写字台的抽屉里。

客厅的沙发可兼作床用。我把它摊开,发现里头已经铺好床单跟毛毯。床单上次洗后有人睡过。我合上沙发,一屁股坐下。

厨房设备齐全。铜底炒锅,一套橘色的搪瓷铁锅——深浅都有,一个柚木架上摆了三十二罐香料。冰箱的冷冻室里有两份电视快餐,但其他空间塞得满满的全是生鲜食品。橱柜里琳琅满目。这个厨房以曼哈顿的标准来看算是大的,里头还摆了一张橡木圆桌。桌旁立了两张高背扶手大椅,我坐上其中一张,想像着一幅家居安乐图:其中一个兴致勃勃地准备饕餮大餐,然后两人一起坐下开怀大嚼。

我离开公寓,两手空空。没有地址簿,没有支票簿,没有银行结单,没有一大叠深具启发性的作废支票。这两位不管是如何分配开销,一切花费显然都是以现金支出。

现在事隔一天,我回想我对那间公寓的印象,实在很难理解马丁·范德普尔为什么会把温迪比作魔鬼化身。如果她是色诱理基,他又何必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而那整间公寓又为什么会散发出那样宁静的家居气息,那种卧室里再多的血也无法淹没的家居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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