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冲了个凉,刮完胡子,喝了杯咖啡,九点五十五分到达法院。又是一个好天,天气晴朗,偶有微风。阳光柔化了法院硬朗的灰色线条,看起来不那么冷酷无情了。但是法院内外的人没有一个面带微笑的,我也一样。我乘电梯直奔办公室。

埃伯哈特在办公室里,咬着石楠烟斗,看着发霉的自己。他是个难看的大块头,和我年龄一样,脸凹凸不平,好像许多零件拼凑出来的。他刚理过的头发有点儿变灰,几个月来又添了不少银丝。就在我认识凯莉前不久,他妻子黛娜和另一个男人走了,结束了他们二十八年的婚姻。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我进去时他躲避了我的眼神,过去几周他老是这样。黛娜从他们位于诺埃谷的房子搬出去的一周后,他蓬头垢面、醉醺醺地在早晨六点出现在我家,说他从酒吧带了个女人回家过夜,但没能上床。心理上,埃伯哈特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这种打击和坦诚意味深长。也许他没法冷静地告诉我,但我知道他还在思考,所以他现在对我保持沉默。现在似乎还没到我打破沉默,找回过去友谊的时候。

我看看他,他的眼睛充满血丝,双手有些颤抖。我猜他是不是还在买醉。两周前我见到他时,他说自己已经戒酒了。但是我有点儿怀疑。

他挥手叫我坐下。“要咖啡吗?”

“不了。在家喝过了。”

“随你便。”他说,“我重读了克莱因的报告。你们陷入了最混乱的案子。”

“我知道。”

“不久的某天你会失控,被人狠狠揍一顿的。”

“我照章办事,埃伯,你很清楚。”

“都一样。你要控制好你自己。”

“好吧。”

“嗯。”他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从霍恩巴克那儿发现了什么?”

“一点点线索。六点四十分,有个慢跑的人发现了尸体,在肯尼迪路边的灌木丛里。胸口被刺,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只有一个伤口,贯穿心脏,凶器可能是把切肉刀。验尸官表示是当场死亡。你关于自杀的推理告吹了。”

“我想是的。”

“尸体上没有其他伤痕,”他说,“除了手上的几条小抓痕,脸颊上也有一条。”

“怎样的抓痕?”

“就是普通的抓痕。在森林或灌木丛里爬行或尸体被拖行时剐到的那种。等验尸报告出来会得到更多信息。”

“霍恩巴克的衣服怎么样?”

“脏了,有几处破了。”

“随身物品缺少了吗?”

“没有。钱包、手帕、零钱、一包烟和一盒火柴。钱包里有八十三元和一沓信用卡。似乎可以排除抢劫动机。”

我说:“我想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受害者在别处被杀,然后被弃尸公园。”

“可能在双子峰观景台上。”我说。

“有可能。霍恩巴克的血型是显性A隐性O,和汽车前座上的血迹吻合。”

我看着他把石楠烟斗掰开,用清洁器清理了烟管。房间里太热了,角落里还开着一台便携式取暖器。最近他好像特别喜欢热,似乎总是缺少温暖——心理影响生理。我的脖子和手臂上都出汗了。

“霍恩巴克的太太说你是个蠢材。”他说。

“没错,我知道,今天早上她就这么叫我。”

“克莱因告诉她这个消息后马上回来了。他说她把丈夫的死归咎于你,还要控告你,不过她有所保留。”

“控告什么?”

“可能是你杀了霍恩巴克。”

“什么?”

“动机是你想把他偷来的钱据为已有。她觉得钱现在说不定在你这儿。”

“她疯了,”我说,“上帝啊!”

“也许。那种女人可以掀起千层浪。这就是我说的,小心某天被人狠揍一顿。”

“她不能对我做什么。”

“哦?你的故事听起来很古怪。”

“没办法,那是事实。”

“没错,但还是很离奇,而且现在还没有霍恩巴克事件的确切结果。如果不是我了解你,帅哥,我早就密切监视你了。”

“别这样,埃伯,别让我如芒在背。”

“你这么想?”

“不是吗?”

“去你的,滚出去。我还有工作。但是听着——随时准备着,以防新变化。”

“时刻准备着。”我回答。

“没错,时刻。”

我起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边我转过身,埃伯哈特正从油布小袋里拿烟草填充石楠烟斗,生气地皱着眉。

“埃伯……”

“我没有黛娜的消息。”他头也没抬地说。

“我问你了吗?”

“你正想问。”

“……埃伯,你还好吧?”

“花花公子一个。”

“我是说……”

“我明白,别担心我了。”

“我的确担心。这就是朋友。”

“关心关心你自己的感情生活吧。凯莉怎么样了?”

“不错。”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终于抬眼看我了,眼神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是个好女人,你这个浑蛋能拥有她实在是三生有幸啊。”他说,“让她快乐,别放开她。”

我的胃里好像被掏空了。我努力维持正常的语调:“我会的。”

“很好。现在去吧,打个胜仗。我讨厌看到你沮丧的脸。”

我挺起胸膛,大步走了出去。

我办公室的答录机里没有新语音留言。我拉开威尼斯式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这个早晨我需要阳光,贪婪地需要阳光。我沉浸在阳光里,拨了通电话到贝茨和卡朋特公司。

凯莉不在。“她和卡朋特先生一起去用午餐了,”她的秘书告诉我,“你需要留言吗?”

我回答:“就告诉她我来过电话了。”

“需要她回电吗?”

“不了。下午我会去接她。”

我坐在椅子里转了个圈,眼睛瞪着窗外。和吉姆·卡朋特出去吃午饭了;开始是晚餐,现在是午餐了。真惬意。凯莉说这只是应酬,当然,我已经这样对自己说了不下六次了。但是对于卡朋特呢?我知道他未婚,凯莉跟我说过。假如他是个极受女性欢迎的男人呢?假如他喜欢的消遗是和女雇员上床呢?凯莉可没说他是否有这种嗜好……她为什么没说呢?

傻瓜。她不可能跟他上床。她已经在贝茨和卡朋特公司干了一年多了。如果她被卡朋特的魅力所迷倒的话,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关系,他们早该做了。再说凯莉是个专一的女人,现在她正和我交往,两天前她还和我上了床,看在上帝的分上。

但是那次我们都觉得别扭。所以,也许她已经厌倦了我,准备找个新的对象:也许她赞同可怕的伊万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找个比我年轻的人;也许她在认识我之前就和卡朋特有一段关系,现在她又回到了那段关系里。

各种各样的猜疑在我脑中不断地盘旋。我无法摆脱它们,但又觉得自己愚蠢幼稚,因而闷闷不乐。同时我也感到内疚。如果凯莉与卡朋特交往,或者有这个想法,一部分责任在我。我太着急让她嫁给我,因此给了她太大压力。而且我老说她爸爸的坏话。可怕的伊万再不好,终究是凯莉的父亲。我怎能因为凯莉听她父亲的话而不是我的就责怪她呢?

与此同时我想到埃伯哈特的婚姻问题,把它和我的问题并列起来看。他的话在我耳边回荡:“她是个好女人,你这个浑蛋能拥有她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让她快乐。别放开她。”这话让我愈加沮丧。我从办公室冲进大厅尽头的洗手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为什么不把头浸到水池里去,你这个傻子?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打开冷水阀,一头扎了进去。

回到办公室,我再次打开劳伦斯·皮尔斯的文件夹,试图投入工作。我需要工作来召回我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却是劳伦斯·皮尔斯的全彩照,像凯莉一样的红发,只是更鲜艳一点儿。我把照片倒扣过来,拿起一张简报,把第一段读了六遍,还是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这时,电话响了。我提起话筒:“侦探事务所。”

“我是乔治·希科克斯。克莱德·莫伦豪尔先生的秘书。”

又想怎样?

“你好,希科克斯先生。”

“关于周六的工作——莫伦豪尔先生有个额外要求。”

“什么?”

“你必须穿一件无尾晚礼服。”他说。

“穿什么?”

“无尾晚礼服。你知道什么是无尾晚礼服吧?”

“我有一点儿概念。”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但为什么呢?”

“每位男士都这样穿。”希科克斯说,“莫伦豪尔先生觉得你的穿着可能会格格不入,而在这次行动中你势必要和一些宾客接触。”

“明白。”

“如果你没有无尾晚礼服,建议你赶快想办法。这是规定。”

“我立即去租。”

“去吧。”他边说边挂了电话。

我以一臂的距离拿着听筒,对它竖起中指。“去死吧!”见鬼,我愤然摔下话筒。无尾晚礼服。我,穿着晚礼服,佩着手枪,在罗斯的某个婚礼前台保护贵重礼物。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我花了五分钟找到了藏在文件柜后面的黄页,然后拨了通电话给一家出租无尾晚礼服的店。一个周末的租金是五十美元,外加押金。没关系,反正付钱的是克莱德·莫伦豪尔,该死的无尾晚礼服又增加了一项开支。

我把尺寸报给店员,预订周五下午去取,再来看劳伦斯·皮尔斯的文件。至少希科克斯的电话把我从精神委靡中唤醒了,我开始集中注意力阅读,或者说重读。关于皮尔斯究竟在哪儿仍没有什么新发现。我意识到我可能找错了方向。

劳伦斯·皮尔斯的亲戚或朋友可能不愿意或不能透露她的去向。但伯尼丝·多兰的呢?假设多兰一直跟随着皮尔斯——这合乎常理,多兰是皮尔斯的秘书,而且她公寓的管理员告诉我她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去了。没错,找到多兰,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找到劳伦斯·皮尔斯了。

文件里几乎没有伯尼丝·多兰的信息。我权衡各种办法,最可行的应该是去调查她的公寓,就算没有一个邻居知道她去了哪儿,他们也可能提供关于她的有用的背景资料。如果这行不通,我再去追问《考察者》社会版的编辑,或者劳伦斯·皮尔斯的一些熟人。如果还不行,我就打电话给旧金山和海滨区叫多兰的人。可能她是本地人,有亲戚住在那儿。

此时我恢复了一点儿工作热情,暂时关上门,向停车场走去。出去透透气是个好主意,办公室里太他妈的安静,而我的脑袋却被凯莉和埃德娜·霍恩巴克的事烦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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