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前后,是南北经济文化的大转移,同时也是贵族门第之兴衰转移点。东汉以后的读书人因缘际会造成了贵族式的门第,并在东晋南北朝时大盛。要到隋唐科举制度兴起,贵族门第才开始衰落。

于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机会成为公卿了,即使农家子弟亦可一跃而变成士大夫,即社会阶级消融了。

此是由于唐代以后,印刷雕版的发明,使书籍的传播更广泛了。于是民间出现很多藏书家,如王钦若家藏书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叶梦得超过十万卷,周密家三代积存四万二千多卷等。苏东坡曾写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中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此乃由于宋代活字版发明,因此书籍当然比唐代远胜多倍了。

其次是读书人多了,学校书院亦随之而多了。因此学术空气自然比从前为盛。

宋初的读书人,多在寺庙中借读,但多是关心世运、治儒术经典古籍,与唐代时人在寺庙中读文选习诗赋、谋科举已大不相同。

此时书院亦纷纷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及应天府书院,多是模仿寺庙规划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讲学而变成书院讲学。

到了元代,书院比宋代为盛。

直至明代,学术上自由传播则更为方便了。此时贵族门第已不能独擅学术上的私秘,从而使私人讲学更为盛行。宋明时期的自由讲学之风,其风气与先秦诸子讲学时期差可相比,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

还有,宋明时期的学者,既非贵族,亦不出世,也不讲功业、礼教。他们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各方面,而不讲佛老的出世长生之道,亦不讲霸道的君相事业。

自从范仲淹、王安石主张政制改革失败以后,已醒觉到要改革现实,应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当时的关洛知名学者均走上讲学之路。一直到南宋时期,仍一贯保持着此种讲学之风。

北宋中期,学术风气始终是私家讲学。本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彻底废除科举,重兴学校,但兴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与师资,还要有地方长官的支持配合,故办学实不易。因此只能从发展私家讲学着手。

讲学要有讲堂,有了讲堂,又要有讲义。由于来学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时往来无定时,故不能一体施教,亦无法规定日期,因此讲学分成两大派。

一派为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传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视语录,程氏主张人静坐,便是好学。陆氏近此派。

朱子则主张讨论而不断讲说,与二程有异。

朱子重视选几本重要的书来读,喜欢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编按:“三经新义”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雾、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之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成为学校教本并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又如程伊川作《易传》,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书集注》,以便让读者各自研读,以补讲堂教育之缺失。后来朱注《四书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准绳。

简言之,私家讲学是接近陆象山的教学法。到了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者不必到书院讲学,只需几次谈话便可成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明学者讲学之变化,从学校进展来说,是先由寺院私人读书进而到私人学塾的书院,再发展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再进而由地方学校上推至国学太学。

至于私人公开讲学方面,第一期如二程,为私人讲学;第二期如朱、陆,此时期所集门徒有时甚多;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成为非学校的社会的公开讲学。

因而宋、明两代六百年中宋庆历、熙宁及明洪武、永乐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社会上的学术空气则续有增高,教育要求亦与时俱进。宋明儒之讲学风气之盛,实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

第一时间更新《中国通史》最新章节。

相关阅读

纸上人

脂肪颗粒

第七天

余华

独角兽谋杀案

约翰·狄克森·卡尔

支离破碎

石康

夜色深处

淮上

守墓人

余以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