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登国七年(公元392年),道武帝拓跋珪的宠妃刘贵人生下一子。因得长子,道武帝喜出望外,马上下令天下人共庆,并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嗣,立为太子,希望他能嗣承自己的大业。这个孩子后来继道武帝之位,为北魏第二个皇帝——明元帝拓跋嗣。

拓跋嗣从小聪明大度,举止合礼,甚得道武帝的喜爱。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被封为齐王,拜相国位,加车骑大将军。起初,道武帝因怕将来后党专权,引起宫廷内乱,在刘贵人生下拓跋嗣后不久便将她赐死。后来他告诉拓跋嗣说:“以前汉武帝要立他的儿子做皇帝,便把孩子的母亲杀了,主要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以免外戚叛乱。你将来要继承我的基业,因而我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主要是为你以后的统治做长久的打算。”拓跋嗣十分孝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不能自止,惹得道武帝大为恼怒。拓跋嗣从父亲那儿回到宫中后,思念母亲,日夜哭泣。道武帝知道后又要召见他。拓跋嗣准备进宫时,他的左右劝他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去了或许有意外,不如先外出躲避一段时间,等皇上气消了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拓跋嗣便离开宫中,到外地巡游。

天赐六年(公元409年),道武帝被二儿子拓跋绍杀害。拓跋嗣听到消息后赶回都城,联络诸大臣杀死了拓跋绍,平息了宫廷政变,登上了帝位,改元永兴。

拓跋嗣登位后,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兴三年(公元411年),拓跋嗣下诏说:“衣食充足,方知荣辱。假如人们饥寒交加,早晨害怕家中的粮食难以维持一天,心中着急的只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那里有余暇谈论仁义之事呢?只有男耕女织,内外相辅,才能家给人足。”

他还下令精简宫女,让大批宫女出宫配给鳏民。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下诏说:“古人有言,百姓富足则君王有余,从没有百姓富足而国家贫穷的。近年来霜旱频繁,粮食歉收,有很多百姓忍饥挨寒难以生存。国家应该发放布帛和库存的粮食,来赈济贫民。”大将奚斤打败越勤倍泥部落后,拓跋嗣又将越勤倍泥部落的2万余家迁到大宁川附近,由国家按人口授给农器,分给农田,强迫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拓跋嗣自己也常常外巡视察,亲自接见民间的长老,问民疾苦。为防止地主官吏贪污害民,他除专派中央官员巡行四方,监督考察外,又下令假若守宰不遵法令,百姓可以直接进宫上告。守宰的财产,假若不是自己家中生产的,则全部作为赃物没入。对没有按时完成政府赋税任务的刺史守宰严加惩处,不准他们再向百姓征发,而用他们家中的财产抵偿。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使大量流民内附。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河南流民前后有5000余家归附,氐族豪强徐骏奴、齐元子等也率部落3万余家遣使内附,河东胡、蜀五千余家也相继归降。

道武帝虽以武功文治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但当时北方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小的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拓跋嗣继位后,因感北魏初入中原,尚需巩固统治,站稳脚跟,所以在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同时,对外也采取了抚和的政策。义熙十年(公元414年),遣使通秦、柔然及北燕,又诏使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古真与东晋太尉刘裕相互交通。拓跋嗣派遣使者的目的,自然是希望与各方和睦相处。

当时,在周围的这些割据政权中,夏和柔然是北魏的两个劲敌。拓跋嗣即位不久,柔然就侵犯北魏边境。永兴二年(公元410年),北魏大将长孙嵩被柔然围在牛川,拓跋嗣亲自出征,敌将才率众退走。

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附近连年冬旱,不少人饿死。许多人主张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崔浩说:“迁都邺城,虽然可以避过今年的饥荒,但并非长久之计。一则分众南迁,兵力分散,会使四方产生轻侮之心,而且百姓水土不服,因疫病而死的一定很多。再则平城的防守减弱后,假若夏举兵南侵,平城必然危机,而朝廷远在千里,很难救援,一定会使我们大受损伤。”拓跋嗣听取了崔浩的建议,为防止柔然的南侵,仍然都于平城,只将饥民徙往定州、相州、冀州三州就食。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南朝的刘宋与北魏争夺河南,柔然趁机举兵进犯北魏边境。拓跋嗣下令从赤城(今河北赤城县)到五原修筑了一条长城,绵延两千余里,设置了许多镇戍,防止柔然南下,拱卫平城。拓跋嗣在位期间,隆基固本,对柔然及周围的割据政权,一直采取的是防御、和抚的措施。

拓跋嗣也与他的前辈一样,为了长寿成仙,时常服用寒食散。毒性渐积,频频发作,身体渐衰。拓跋嗣自己甚为忧虑,惟恐死后再引宫中内变,便在泰常七年(公元422年)秘密询问崔浩说:“近年屡现灾异,我的病又几年不愈,假若我有什么不测,应当怎么办呢?”崔浩回答道:“应当早立太子,挑选贤能者做他的师傅,忠信大臣做他的宾友,逐渐让他接手国家大事。这样,一方面皇上可以颐神养寿,优游无为,另一方面,一旦皇上万岁之后,也可以使国家有成定之主,百姓有所依属,自然不会有什么动乱了。”崔浩认为皇子拓跋焘已年近12岁,可担大任,应立为太子。拓跋嗣又暗中询问南平公长孙嵩,长孙嵩也认为拓跋焘年长且贤能,一定可以服人。

于是拓跋嗣听从两位大臣的建议,于同年五月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居正殿临朝听政,作为国家的副主。并安排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辅佐拓跋焘处理国政大事。拓跋嗣自己则避居西宫,暗中观察、考评。他见拓跋焘年少颖悟、沉稳果决,诸大臣也全力扶持,心中十分高兴,对旁边的侍臣说:“长孙嵩德高望重,历事四世;奚斤智高辩捷,远近闻名;安同晓解民情,明练世事;穆观长于政事,了解我的意旨;崔浩博闻强识,能通晓天人之际;丘堆虽然没有大的才能,但公正严谨。我让这6个人辅助太子,自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可以放心与你们一起巡行四方,讨伐叛逆,招降柔顺,横行得志于天下了。”拓跋嗣另外又派典东西部刘洁、门下奏事古弼、直郎卢鲁元等忠正勤勉的官员,让他们听命于太子,分典机要。他有意锻炼太子,当群臣有什么疑难的事情上书请他裁决的时候,避而不答,对大臣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应当去问你们的国主。”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一月,拓跋嗣病死于平城西宫,时年32岁。葬于云中金陵,谥号“明元皇帝”,庙号“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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