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琳和我通常会一起吃午餐。星期一和星期三我会带东西到她的店里吃,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带午餐到书店,星期五我们会出去吃,通常是吃便宜的外国料理,然后我们掷硬币决定谁埋单。当然,其中一个人有事的话就自动取消。那天是星期三,卡洛琳一定猜到了我有事。中午我没出现,她肯定自己出去找东西吃了。狗美容院门关着,上面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开门时间”,下面是一个可以转动指针的钟,指针指着一点半。

我到百老汇转角的咖啡店看了一下,她不在里面。店后头的墙上有一部公用电话,但是太惹眼了。我又过了一条街来到一家黎巴嫩餐馆,卡洛琳也不在那里。不过店里的公用电话看起来隐秘多了,于是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三明治。我其实不怎么饿,但是早上吃了一点面包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东西,想想也该吃点了。我把三明治几乎吃完了,喝下整杯咖啡,然后换了足够的零钱。

我先打电话给埃博尔·克罗。这时候可以在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纽约时报》了,我不用翻开报纸就知道旺达·科尔卡农的案子一定占满了第三版,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新闻,比如南美杀人蜂来袭之类的,这件谋杀案还可能上头条新闻。

总之这事一定众所周知。不管通过什么媒体,埃博尔一定也知道这条新闻了。一件值六位数字的赃物就够烫得让手起泡了,再加上谋杀案那就更烫手了。埃博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也没办法让他高兴,但至少我要告诉他,我们只是偷东西的小偷,不是杀人的强盗。

我让电话响了一二十声。硬币从电话里掉出来之后我又等了一分钟,然后再试了一次。人有时可能会拨错电话号码,电话公司也会有接错线的时候。

没人接电话。我是凭记忆拨的号,因为手边没有电话簿,我便打了查号台,确定我记的号码没错。我又小心地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放弃了。也许他已经出门去卖镍币了,也许他又到他最喜欢的那家糕饼店买甜点去了,也许他正在睡午觉或者躺在浴缸里,也许他到河滨公园散步去了。

我又打了一次查号台,要他们帮我查另外一个号码:窄廊画室,地点在苏荷区的西百老汇。电话响了四声,我正在想今天下午大概找不到什么人了,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丹妮丝·拉斐尔森沙哑的声音,她烟抽得太多了。

“嘿!”我说,“我们说好今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对吧?”

“伯尼?”

“还会有谁!”

她停顿了一下。“我的脑子有点乱。”最后她说,“我在拼命作画,脑子大概有点糊涂。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约吗?”

“是啊。当初是顺口说的,可能是太顺口了,你没当真。”

“我应该把它写下来的。总是忘记,抱歉,伯尼。”

“你有别的事吗?”

“有吗?如果我把和你的约会忘了,很可能也会忘记其他的事。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有个派对,杜鲁门和戈尔会来,希尔顿在他为《时报》周日版专栏写稿之前想看一下我最近的画,安迪说他要是遇到玛琳会顺便把她也拖来。如果你也像那些人一样,别人不用听到你的姓就知道你是谁,你觉得如何?我敢打赌,如果我叫杰姬,在达戈斯蒂诺超市签支票,人家还会要求看我的身份证呢。”

在电话里即兴说笑是她的专长。我第一次认识她就是在电话里,当时我在找一个艺术家,只知道他的姓。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偶尔见面,虽然交往不算频繁也很表面化,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可称为一种人际关系。

“我在说什么?胡说八道!”现在她说,“你问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说好一起吃晚餐,我就应该说,对!然后看你会怎么办。可惜我没有嗑药,不然就可以把脑筋迟钝归因于神经错乱。你信不信颜料也会释放毒气?”

“当然信。”

“好吧,我今天晚上有空,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有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约好在哪里见面了吗?”

“还没。”

“现在要约吗?”

“七点半左右,我直接到你那里怎么样?”

“为什么不行?”

“好,就这么办。”

“很好,要我煮什么好东西吗?”

“我们出去吃。”

“越来越中听了。也许到时我已经把画完成了,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作。‘伯尼,七点半’,我记下来了,现在不可能忘记了。”

“我相信,丹妮丝。”

“我要特别打扮一下吗?”

“面带微笑,便服。”

“就这么说定了。”

我又试了,—次埃博尔的电话,响了十二声没人接。已经一点半了,我走回卡洛琳的狗美容院,正好她有空当。“嘿,你终于现身了!”她大叫,“你没来,我就去你的书店找你,但门关着。我以为你去买午餐了,所以又回到这里来,等了半天,你还是没出现。我还在想,你这该死的家伙!然后我就自己出去吃了。”

“不是去咖啡店,也不是去马蒙餐厅。”

“我去吃咖喱,我想吃点辣的东西中和一下昨晚吃的甜点。天哪!该死的一早上。”

“很糟糕吗?”

“我头痛得要命。你能想象头重脚轻还得替一只大笨狗洗澡的样子吗?”

“不能。”

“算你好运。你去咖啡店和马蒙找我了吗?”

“嗯。”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实在不想毁了她这一天的心情,但是别无选择。“我只是要告诉你,你遗失了一只手套,”我说,“一只没有掌心部分的橡胶手套。”

“该死!我就知道!昨晚我摸口袋时就发现少了一只,口袋里的那只我把它扔了,但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告诉你。你在哪里发现的?你翻了我的垃圾桶?”

“我经常翻你的垃圾桶,刚开始有点变态,现在那已经成了兴趣。”

“是啊,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没翻你的垃圾桶!你把它掉在花园里了。”

“真的吗?天哪!真该死,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又回去了一趟吧?不可能!你不会这么做的。”

“当然不会,有人把手套给我看了。”

“谁会——”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哦,警察!”她叹了口气。

“没错。”

“你被捕了?”

“不是正式的。”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放了我,我的手比你的大,那只手套不合我的尺寸,而且赫伯特·科尔卡农不能指认出我。”

“为什么他要指认你?他又没见过你。”

“我敢说你今天中午还没看报纸。”

“早上我看了《纽约时报》,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我说,“但是很重要,你最好知道整件事情。”

当我告诉她整个过程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几次,她没接,而是把答录机打开,让想留话的人留话,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一次,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忧郁,头上还戴假发的男人进来问美容的项目和价钱。如果他的狗长得像他,那他养的一定是短脚长耳的猎狗。

当我把整件事情说完之后,卡洛琳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摇头。“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尼,”她叹了一口气,“那只手套,我真的很抱歉,我真是太糟糕了。”

“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

“我只是想帮你的忙,现在我就好像沿路撒了面包屑一样。”

“小鸟会把它们吃掉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死了,旺达·法兰德斯·科尔卡农真的死了?我不敢相信。”

“如果看到照片你就会相信了,”

她颤抖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偷东西好玩,但是杀人——”

“我知道。”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些强盗是在我们之前进去的?”

“没错。”

“他们翻箱倒柜把房子里的东西拿走,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他们又回去了吗?为什么?别告诉我说,歹徒真的又重返犯罪现场了。”

“他们想回去再偷一次。别忘了,我们也不知道科尔卡农会把阿斯提德留在宾州,我们以为他们也会在外面过夜。”

“说到这个,我也很抱歉。”

“没有必要,你怎么会知道。重点是,那些贼可能也这样认为。假设他们已经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然后从天窗离开,但是他们想保险柜里应该有贵重的东西,何况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找手电筒或钻孔机之类的工具,也许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所以没带工具,如果能找到适当的工具,又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

“这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回家,刚好就碰上了强盗。”

“显然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些强盗不会让他们说出保险柜的密码吗?”

“可能会,除非他们已经打开了。”

“如果他们已经打开了,干吗还在那里晃?”

“他们没在那里晃,他们要走的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刚好进门。”

“他们为什么不从之前进来的地方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从天窗。”

“你说得有道理。”我说,然后皱眉头,“总之,有第三个可能性:在我们之后又有人进去,”

“又有人进去!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那只狗要到宾夕法尼亚去配种?”

“也许最后进去的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小偷,我猜可能只是几个小混混。他们在屋顶上闲荡,想看看有什么油水,后来无意中看到打破的天窗,于是进去看看。如果他们只是业余的小偷,那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捞的,那台收音机就可以换一小袋海洛因了。”

“那里至少还有电视机,二楼有音响。”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屋子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给小毛贼偷的,但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有时候那些小混混对这种事很在乎。你知道那些街上的混混有多狠,万一他们抢的人身上没有钱,他们会怎么对付!”

“这我听说过。”

“很可能是这一类的贼。我可以想象,一群不中用的混混从天窗进了屋子,拿了收音机、电视机,然后决定等主人回来,好搜刮他们身上的现金。”我继续循着这条线思考,最后还是放弃了,耸耸肩,“这不是很重要,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得小心那些警察。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清白的,他们迟早会逮到凶手。这桩谋杀案已经引起注意了,利奇勒说得没错,到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酒吧里走漏风声,而警察有线民,很多案子就是这样破的。”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没错,科尔卡农自然会认出杀他老婆的凶手是谁,他已经确定不是我了。他们盯上我只是因为一只橡胶手套,但是那只手套我根本套不上,所以这案子怎么会是我干的?幸好,是你掉了手套,不是我。”

“这样想我可能会好过一点。”

“想想好的一面。幸好科尔卡农还活着,如果他们当初知道旺达死了,很可能也会将他灭口,那我可就死无对证了。”

“这我倒没想到。”

“我可想到了。”我拿起她桌上的电话,“总之我最好打个电话给埃博尔。”

“为什么?”

“告诉他我们没有杀人。”

“他一定知道。可惜我们没有看《邮报》,上面应该会写她什么时候被杀的吧?”

“也许。”

“听着,我们到达埃博尔那里是十一点半,我还记得他看那块皮亚杰表的时候,还跟你对过时间,是十二点零七分。科尔卡农夫妇回家遇上强盗是半夜以后的事,埃博尔一定知道那不是我们干的,你说对吗?”

“天哪,他是我们的不在场证明!”我大叫一声。

“没错。”

“老天!希望我们不需要他作证。想象一下,你因为窃盗被起诉,但是你却坚称那段时间你在收购赃物的人那里,要卖先前你从那屋子里偷来的东西。”

“你这样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我知道。”我又拨了电话,“我还是得打电话给他,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时间,认为那女人是我们杀的。我不希望如此。”

“他会不会拒绝去卖那个钱币?”

“为什么?”

“如果他认为我们杀了人——”

电话一直在响,我让它响着。“埃博尔是个赃物买卖商,”我说,“不是法官。总之

我们没有杀人。我可以让他相信,只要他接电话。”

我把电话挂上。卡洛琳皱着眉头,然后说:“这还是像平常的生意,对吧?旺达的死没有改变什么,埃博尔几天或几个月之后就会把钱币脱手,我们会拿到钱,就好像这件谋杀案没发生过一样。”

“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卡洛琳,我们没有杀人。”

“我知道。”

“我们和她的死无关。”

“这个我也知道。那是别人干的,而且那些人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我都了解,伯尼,我只是觉得事情很奇怪。你认为我们会得到多少?”

“嗯?”

“那个钱币。”

“哦,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

“他会告诉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骗我们?”

“埃博尔?有可能。”

“真的?”

“听着,他是收购赃物的商人,”我说,“我可以想象,这辈子他一定撒过一两次谎,我不认为他会在乎再撒一次,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而且要对我们撒谎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根本无从查证。”

“那我们怎么相信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他不会绝对诚实,如果幸运也许他可以卖到五十万美元——纯粹假设。我猜他会告诉我们他卖了二十万,我们分到一半。那他可真的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我们又能怎样?一个晚上的工夫就赚五万美元,我很难大发雷霆。”

“万一他告诉我们,他卖了五万美元呢?”

“那他说的很可能是真话。我猜只有在他卖到高价的时候才会骗我们,如果他卖的价钱很低,就没有必要撒谎。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最后我们得到的不会低于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因为当初他就出这个价,而且是付现金,他一定会想办法卖得比这个价钱还高,除非那枚镍币最后被证明是假的。”

“可能吗?”

“不可能。那枚镍币是真的。我的预测是,最后我们两个会各得五万美元。”

“天哪!我们要做的只是坐着等钱。”

“是的。在战争片里,最后那些德国军官通常会对战俘说什么?‘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就要去庆祝战争结束,我要去店里开张几个小时。你今晚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我想到酒吧里转转,怎么了?要一起吃晚饭吗?”

“不行,我已经有约了。”

“跟谁?我认识的人吗?”

“丹妮丝。”

“那个画家吗?那个聒噪不休的女人。”

“她才思敏捷又有幽默感。”

“你才那么认为,伯尼。”

“我挑剔过你对女人的品位吗?”

“有时候。”

“几乎不曾。”我纠正她,然后站起来,“我要去卖我的书了,如果听到什么,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祝你和你的女同志们玩得愉快。”

“我会的。”她回答,“代我向丹妮丝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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