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下）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由于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和愿望而展现出来的充满困难和可能的危险的巨大前景。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

罗纳德谢勋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战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倡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会象过去几千年那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向所有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地区已成为被欧化的地因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哩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处在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国统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兰统治，24800O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国统治，11400O平方哩的土地归美国统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O00平方哩的土地。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了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巨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诸大海的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O0哩。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

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帝国，1904—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鼓舞，尽管当地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然是更为基本、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革命的结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欧洲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难民为躲开沙皇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得到增强。许多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革命失败之后的反动统治而流亡到这里。难民们随身带来了革命的文学作品、报纸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土耳其广泛流传。

我们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于1908年7月展开起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动起来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他们希望废除年迈的专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力，因为哈米德对变革的坚决反对正危害着帝国的生存。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英国和俄国将象瓜分波斯一样把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兰那样自由地、专横地行动。在波斯，一旦英国和俄国联合行动，革命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其他许多列强也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苏丹，成为帝国的主人。然而，由于诸从属民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因而毫不奇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AntonioRosatinho）向。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

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amara）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