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下）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当时有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面包和酒，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而且，比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们的极度无知，他们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兽一样懒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奴隶数目非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当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O年，当时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环。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24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上网，以防自杀。这说明，为了防止奴隶死亡和船上的奴隶暴动，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隶贸易，18世纪末，仅英国就有2O0多艘船从事这种贸易。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有些人如替塞缪尔·约翰逊作传的苏格兰著名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也为奴隶制作种种掩饰、进行辩护。他写道：“废除一种古往今来上帝已承认、许多人一直在继续的状况，不仅是对我们无数同胞的劫夺，而且是对非洲野蛮人的一种极端的残忍，因为那种状况将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从残杀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引入较为幸福的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0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年中，这些巡逻船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O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去探险。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

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是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尽管这个协会名义上由若干国家集团组成，但执行委员会则为利奥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奥波德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的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欧洲其他领导人采取行动。这时，法国人已派著名探险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刚果河下游，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竞争，于1884年获得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这时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竞争；这尤其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获得对北至南纬5°12′的西海岸即刚果河口两岸和无限内地的权利。英国从来不愿承认葡萄牙人的这些要求，但这时，为了抑制好战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它改变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两国签订了《英葡协定》；该协定承认葡萄牙人对刚果河河口的主权，并规定由英葡两国共同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

这一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谴责，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最后，会议发表了有关提高土著地位、传播福音、根除奴隶制的动听的宣言。所有这些在所谓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赚得的红利。总之，在刚果所获得的财富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当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下降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断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一位在“刚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对他的见闻作了如下记述：“居民们已无影无踪。他们的家被烧毁；在无人看管的棕榈树篱笆里和荒弃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烬残忍的鞭打、屠杀、掠夺和诱拐。……人们或是逃进荒野，或是在法国或葡萄牙的领地里寻求保护。”

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干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形式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利奥波德这位极其唯利是图的创办人劝诱比利时议会慷慨地赔偿他在刚果的“牺牲”。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过去在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由于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大体上，他们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巨大的法国领地。

法国人为了将他们的领地向东扩展到整个非洲，派遣马尔尚上校进行了一次危险的远征。这次远征使他从法属刚果来到尼罗河旁的法绍达；他是于1858年7月抵达法绍达的。几个星期后，基钦纳将军率领一支从埃及溯尼罗河而上的探险队也到达此地。基钦纳以英国的名义要求马尔尚从法绍达撤走。两人当时都聪明地决定将这一争端提交各自的政府。以后几个月中，英法两国一直处在战争的边缘，但是，1899年春，法国让步了，让英国占有了上尼罗河。

在北非，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占据着莫桑比克，法国则对马达加斯加拥有种种权利。德国人和英国人是其余领土的主要争夺者。1884年底，柏林会议期间，德国一位热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尔.彼得斯博士在东非秘密登陆。十天内，他就说服当地酋长签订了割让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条约；这些土地几乎相当于他本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德国政府宣布卡尔·彼得斯获得的地区为保护领地。

德国人的活动唤起了英国人，他们开始签订将肯尼亚领土割让给他们的条约。这种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给巴尔苏丹的一再抗议；桑给巴尔苏丹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的桑给巴尔岛对面的东非沿海地区拥有主权。但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视他的抗议，分别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两个协定，解决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德国人继续保有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届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称为肯尼亚殖民地。桑给巴尔苏丹继续占有桑给巴尔岛，但必须承认英国为他的宗主国。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荒芜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象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那样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0000人的军队。他能打败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同时，在非洲大陆的南端，由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个保护地，由于葡萄牙人制订了将西海岸的安哥拉和东海岸的莫桑比克连结起来的计划，英国人也因此行动起来。英国人控制了三个地区——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这三个地区都变成了土著居留地，并被置于英国专员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国人为富饶的采金地和适于白人拓殖、益于健康的高地所吸引。1889年，英国政府授英国南非公司以特许状，规定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以南非共和国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领地的西面为界”。殖民者开始迁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风景美丽、气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尔兹伯里城。英国的这些殖民地如果没受到来自两方

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虽然为时已晚但仍试图赶走白人入侵者的当地国王罗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怀有野心的邻近的葡萄牙人——是不会扎下根来的。罗本古拉被迫向占优势的英国势力让步，而葡萄牙人则于1891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将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让给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南非公司放弃了它的特许状，将其属地组成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两个殖民地。

表11914年非洲的政治区划分

英国人在南非地区也遇到了麻境在那里，他们同布尔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发为1899年的全面战争。战争之后，英国人允许布尔人在奥兰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自治；1907年，这两个殖民地与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联合组成了“南非联邦自治领”。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表1对1914年的非洲大陆作了具体的分析。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由于瓜分非洲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随瓜分而来的是剧烈的经济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随着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对非洲资源的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物财富；在罗得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刚果、喀麦隆和法属赤道非洲等地区购买了大种植园；费尔斯通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于1926军在利比亚租借了一块期限为90年、面积为1O万英亩的土地。

不仅外国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国移居者也接管了许多肥沃的耕地。探险者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居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入，尤其是拥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敷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孤样。敷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西非的铁路系统只是由北到南，东、西之间却没有铁路直接相连。

在扩大生产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励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社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地区全供白人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种那里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时在休闲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了。他们不再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条件的影响。例如：工业化国家中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铜矿的开采，而世界棕榈油价格的暴跌立即减少了西非许多个体生产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池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先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他们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学校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循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教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毫不奇怪，受过几年这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因而进一步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有效的接合剂。

政治影响

欧洲的印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一样显著。首先，各殖民地的边界必须确定下来（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欧洲的势力平衡）。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不关心这些边界，因此，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两个甚至三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例如，在索马里，一些人由法国人统治，另一些人由英国人统治，还有一些人归意大利人统治，少数人甚至发现自己处在埃塞俄比亚国内。

一旦边界确定下来，组织管理体系的问题便随之而来。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直接统治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间接统治；允许部族酋长保留某种权力，通过他们进行管理。通常，英国人给酋长的回旋余地比法国人所给予的要大，但即便这样，法国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的非洲领地太大，而他们所能配给的官员非常有限。

从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制度。他们仍有自己的长者议会、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长。但实际上，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当地的欧洲行政官员能任免酋长；酋长的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为部族成员可以越过他们的首领向欧洲官员反映情况，而欧洲官员的话才是决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员曾谈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辖地区的，他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酋长权力被剥夺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达“坦噶尼喀”一个偏僻的、无人管理的地区……奉命至少建立一个基本的民政权力机构。我手下有几个仆人、一位非洲军人和数名货物搬运工，携带着大约20套警察制服、步枪及少量弹药。到达选定地点即一个传教站之后，我把当地酋长召来，向他们说明我就是政府，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我提供20个人当警察，是否愿意注意到：从现在起，人们不得杀害他们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长如果未曾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开战。事实上，他们必须放弃许多习以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东西。

或许，欧洲人的统治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是破坏传统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酋长的权力是部族之神赐给的，因此他们的宗教领导权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很明显，在人民政信一个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对过去的信仰发生动摇的地方，酋长的宗教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同样，那些因在城市或矿山工作而挣得钱财的人获得了地位和独立，而这是他们继续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比过去的酋长更有威信和权力。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这一要求的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今天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很低的官员。此外，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而仍应被置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种种力量的结合，驱使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领导权。1914年以前，他们并不要求完全的独立，但坚持要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结论

上述概况表明，在许多方面，欧洲给非洲留下的印记比给欧亚大陆留下的要深得多。欧亚大陆并不存在着通过奴隶贸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类似情况，虽然非洲的总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南亚外，欧亚大陆也不存在农业土地转让的情况，尽管这种转让在非洲也仅限于东非和南非。同样，欧亚大陆不存在运输、财政、外贸、采矿业和制造业实际上完全为欧洲人所控制的情况。最后，除菲律宾外，欧亚大陆还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和欧洲语言广泛传播、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学校和医疗机构扩大文化影响的情况。

欧洲对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所达到的总的发展水平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各个方面——文化的复杂、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这种差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远远地易受到欧洲传教士、企业家和移居者的伤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发达提供了乡村水平的天然抵抗（这与受欧洲影响的城市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内地村庄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在承认欧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们还应认识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