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下）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象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在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远东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因此，远东这两个国家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严格监督下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冲击并不象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挑挑拣拣。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最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亲近（见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一无所知方面。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长鼻子蛮族”。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欧洲产品；这一点，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乔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费苦心地加以阐明（见第九章第三节所引）。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来。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差额，而对英国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到1833年时，这一罪恶的贸易已达年值1500万美元。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2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至17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长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国家岁入。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权。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条款最终将导致一种复杂局面：外国居住区和租界遍及全国各地，它们全都成为外国政府管辖下的外国城市。

《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欧洲人感到很失望，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贸易扩张。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人却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经常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此外，当时欧洲商人和许多声名狼藉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到通商口岸，这在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1841年，广东地区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强有力的措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在向“难以对付的野蛮的狗和羊”提出抗议之后，布告反问道：“尽管你们已侵入我们的内河……，但你们有什么本领？……除你们的船是坚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强大的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本领吗？”然后，布告威胁外国人说，假如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结果将是最为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些猪、狗的话，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砍掉你们的脑袋，烧死你们。”

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国人的行动因印度爆发兵变而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援兵一到，英法联军如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国人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他们拒绝执行条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时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1860年占领了首都，迫使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教传教团。人们应该回想起，也正是在这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这时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传统上，朝鲜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他们还定期向日本纳贡。因此，1894年，当朝鲜为镇压起义请求援助、中国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队时，日本人的一支海军分遣队也登陆了。两支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丁通商口岸。欧洲某些强国对在中国出现一个新的租界竞争对手极为不满。因此，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提出将战略要地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的要求，日本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俄国侵占了阿穆尔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时还占领了中亚伊犁河地区。法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了印度支那和缅甸，日本在朝鲜战胜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接着又于1910年完全吞并了这个国家。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中国19世纪末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大致相同。正如欧洲列强并吞土耳其从前的从属地区即外多瑙河地区、俄国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样，这些列强也并存了中国从前的从属地区如印度支那、缅甸、朝鲜和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西方对中国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广泛。欧洲的炮舰可在中国的内河上巡逻，而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人的直接统治。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

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四、社会和文化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185O年到1899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风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热忱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1911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因此，他在传统经典著作方面的知识很不牢固。孙中山出身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穷人在一起，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我是一个苦力，一个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宣称。“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的街上他遭绑架，被送往中国公使馆；在那里关了12天。不过，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联系；后者过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当局。使他获释。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05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1911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

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因此，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却未能控制全国。实际权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勃勃的帝国官员袁世凯（1859-1916年）手中，他统率着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孙中山不愿意冒必将招致外国干涉的内战的危险，于1912年2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袁世凯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不赞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制度；他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相反，无疑也与他的个人野心相悖。

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袁世凯为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而成立了进步党。1913年4月选举国会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这一挫折对袁世凯的限制并不太大，因为他有军队、官僚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事实上，最后的较量集中在2，500万英镑这笔贷款上；这笔钱是袁世凯从五个列强那里借来的。由于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钱用来加强他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党领导人曾警告各国政府：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贷款须经国会批准；由于国会永远不会批准这种特殊的贷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各列强宁愿支持独裁者袁世凯，正如他们早些年支持满清王朝一样。于是，袁世凯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如国民党所担心的那样，他将这笔钱用于巩固他的地位。他这时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杀国民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这些措施致使孙中山于1913年夏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尚不成熟，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地镇压下去。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准备。1913年10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自发的”请愿。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称号。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1915年12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很。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9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外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被拒绝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19世纪中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动，强迫日本表态。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于3月31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定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七、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应该指出，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国在诸港口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权之类的种种特权，按照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市政机构的

方式在当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国内纷争四起，这些外国机构都希望日本能象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沦于西方的统治之下。但是，与中国的文人学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赞扬美国的颂文中得到清楚说明；这篇颂文大约是在中国皇帝傲慢地通和乔治三世国王，说中国不需要西方蛮族的任何东西的同时，由一位日本学者撰写而成的。

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输入的商品中，没有什么比表更珍贵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开头发的本领方可制作。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将这种工艺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再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这三座城市的人民尽管同其他人一样都是凡人，却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人。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时的英国官员埃尔金伯爵在以下这段值得注意的话中对这种差别作了描述：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会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之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对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埃尔金伯爵的预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证实。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事实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据G·B·桑塞姆说，“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数。”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地面积憎加了7%，产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

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