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妮无语。

“其三,有钱人家出了案子很少报官,他们更愿意请私人侦探暗地里跑调查。说他们怕媒体曝光也好,怕炒出丑闻也好,不错,都是实情。可他们更深一层的目的,是想在提交警方或法庭之前,先根据自己的利害和意愿对收集到的证据甄别筛选……其实对于我,克洛斯·冯·普罗是否无辜还在其次,不过我几乎可以断言,警方介入之前的那段私人调查,结果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呈交法庭……你们应该感到庆幸,并不是我的每一届学生都会碰到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案子。”

敏妮回到座位上。

“德肖维奇团队”划分为若干小组,指派的任务或“研究项目”分别是:庭审记录、病历病案、医学论证、黑皮匣子、胰岛素、罗得岛州法律、还有“大卫·马其顿”、“杜鲁门·卡波特”以及“库尔笔录”等等。

如果不算玛丽雅·辛拉翰姆那些“小脚侦缉队”似的间谍活动,第一个对本案进行专业调查的应该是冯·奥斯勃格姐弟延聘的律师理查德·库尔。公诉方几位关键证人屡屡在法庭上提到理查德对他们的早期访谈,但据说,被告方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看到访谈的笔录。

“库尔笔录”组的成员们以德肖维奇教授的名义直接去信理查德·库尔,要求查看笔录,得到的回答是,他手里“连笔录的一片纸也没有”。

“大卫·马其顿”是克洛斯·冯·普罗交给“德肖维奇团队”的第一条线索。他说败诉后几天,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问他是否对亚历山大王子的某些情报感兴趣。几经风险,亚伦·德肖维奇终于听到了大卫·马其顿的故事——

早先,我有一个朋友叫季勃·杰克逊,干室内装修的。我们经常开车到纽波特闲逛。

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季勃说他得去一趟海边的什么酒吧见一个小伙子,叫亚历山大。看得出来,他俩不是第一次见面,季勃给亚历山大带去一大包东西,说是“礼物”。

过了几个星期,季勃又要见亚历山大,这次是在撒玛斯街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季勃又交给亚历山大一包“礼物”。回来的路上,季勃跟我讲,这个亚历山大家里极阔,他只是夏天来纽波特度假。他们家避暑的那幢大宅子,啧啧啧,辉煌得跟宫殿似的。季勃有一个朋友在亚历山大家做过装修,一来二去相互就混熟了。季勃提到亚历山大的姓,我当时听着像什么“冯·乌兹勃格”。

有时候,我也自己去纽波特,季勃就让我替亚历山大捎“礼物”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问:“你知不知道‘礼物’是什么?”

大卫·马其顿笑笑:“我这不正讲着呢吗。”这会儿,他已经不像一开头那般拘谨,舌头也活泛起来。

一连两个夏天,我替亚历山大捎过大约七八次“礼物”,渐渐发现,这孩子有时候鬼鬼祟祟的。比方有一次在停车场交接货,正巧一辆车从贝勒坞路开过去,亚历山大赶紧缩到车后头,说那辆开过去的车里恐怕有他的熟人。

7月中旬,季勃又给了我一包亚历山大的“礼物”,我就打电话和亚历山大约时间地点……

亚伦·德肖维奇打断道:“谁给你的电话?”

“季勃给的。”

“号码还在吗?”

“我上楼找找看。”过了约5分钟,大卫捧着一只卡片盒子下来。他抽出亚历山大的那一张,让教授抄下了上面的三个电话,后来查出,分别是克拉伦敦庄园、第五大道公寓和亚历山大在普维顿斯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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