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那里,他们还在等基根。斯基普找来了一个矮柜子,权当会议桌,上面有几个酒瓶,还有一盒冰块。地板上有个冰桶,里面尽是啤酒。我问有没有咖啡,卡萨宾说,厨房里可能还有一点。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塑料保温壶,一个马克杯,还有奶精跟糖。

我倒了一杯黑咖啡,现在我还不想喝酒。我尝了口咖啡,这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斯基普去开门,比利到了。“永远不会准时到的比利·基根。”博比说。卡萨宾给他倒了一杯十二年份的爱尔兰威士忌,这是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最常见的酒。

大家使劲开玩笑,你损我,我损你。突然之间,大家静了下来,趁这个沉默的空档,我站起来说:“我想跟你们说几句话。”

“保险。”博比·鲁斯兰德说,“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买保险?认认真真想。”

我说:“昨天晚上斯基普跟我谈过了,也找到一些线索。我们相信。那两个戴假发跟胡子的家伙,我们以前见过。在几个星期前,这两个人也抢过莫里西酒吧。”

“那次他们是用手帕蒙脸。”博比说。

“可是那一天他们戴了假发、胡子跟面具,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斯基普说,“没骗你们,他们朝天花板开了两枪,记得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博比说。

比利说:“博比跟我只是在星期一晚上,远远看过他们一眼,你不是根本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不可能,约翰,你那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莫里西酒吧发生抢劫案的时候,你也在场吗?我不记得见到你。”

卡萨宾说,他从没到过莫里西酒吧。

“那我们三个人只好没意见了。”比利继续说,“你说这两起抢劫案是同一批人干的,好吧,也许是。不过就算这样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是吗?”

“不对,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所有人都看我。

我说:“我昨天晚上非常狂妄,告诉斯基普说,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们。而一旦我们知道这两起案子是同一批人做的,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査出他们的身份而已。我想我的灵感或许是来自波本,但是,证据累积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今天我的运气不坏,我知道他们是谁。斯基普跟我猜得不错,他们是同一批人。”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博比说。

“那个待会儿再说。”我说,“我想先告诉你们是谁干的。”

“你说吧。”

“那两个人的名字叫加里·阿特伍德和李·大卫·卡特勒,”我说,“也就是斯基普口中的弗兰克跟杰西。这两个人有点亲戚关系,好像是表兄弟。阿特伍德住在东村,卡特勒跟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他女朋友名叫丽塔·多妮真,是个老师,住在华盛顿海茨。”

“是亚美尼亚人。”基根说,“她大概是你的亲戚,约翰。真的接近水落石出了。”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怀疑,“他们以前干过吗?有犯罪记录吗?”

“我想他们没前科。”我说,“这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不太重要。不过,我相信他们有公会证。”

“呃?”

“他们应该有演员公会证。”我说,“他们是演员。”

斯基普说:“你开玩笑吧?”

“没有。”

“我真是个白痴。没错,前言搭后语,错不了。”

“你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了。”他说,“所以他们才有那种口音。在莫里西酒吧的时候,看起来像爱尔兰人。他们没开口说话,也没做什么像爱尔兰人做的事,可是感觉起来就像是爱尔兰人,原来他们是演员。”他转过身去,瞪着博比·鲁斯兰德。“演员?”他说,“我竟然被两个戏子抢了。”

“你只是被两个演员抢了,”博比说,“干我们这行的,可不是每个人都得罪了你。”

“戏子?”斯基普还是不敢置信,“约翰,我们竟然付了五万块给两个戏子。”

“他们手里的可是真枪实弹。”基根提醒他。

“戏子!”斯基普说,“看戏子演戏不是只要付票钱就可以了吗?”

我从保温壶里又倒了更多的咖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到的,但我就是想到了。而一旦想到之后,许多线索就冒出来,串在一起。最早的只是一种印象,这些人有点奇怪,有点像在演戏。当然他们在莫里西酒吧的演出跟星期一晚上的那场戏,是有点不同。在我们确定他们是同一批人之后,我们也就会明白他们的演出,为什么会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当上演员的。”博比说,“看起来很假。”

“还有别的线索。”我说,“他们行动的样子就像是对动作很有概念、很职业。斯基普,你说他们很像舞蹈家,他们的动作可能真的经过设计。干演员的有句行话: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异常,如果不是在演戏,就是流露出他的真性格。从这个观点去分析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话,其实很有意思。”

斯基普说:“那两个人说过话吗?我怎么没听到?”

“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就在你跟那个戴黄色假发的搬家具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好像说什么公会同不同意之类的。”

“对,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有点怪,可是我当时没太注意。”

“我当时注意到了,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同。”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你说得对。”他说。

博比说:“这怎么能证明他是演员?顶多能说他是个公会会员而已。”

“舞台工作人员公会非常厉害,”我说,“他们严格规定演员不能去搬布景或者去做那些该工作人员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只有演员才会想到这个,不是吗?”

“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卡萨宾问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演员,想弄清楚他们的姓名跟地址,不是还要大费周章吗?”

“耳朵。”斯基普说。

大家都在看他。

“他画下他们的耳朵。”他说,还指了我一下,“在他的笔记本里面有啊。耳朵是人体中最难伪装的部分。别看着我,我是在说他讲过的话。把那两个人耳朵画下来的人是他。”

“画耳朵要干什么?”博比说,“难道要我们登个广告,弄个公开试听会,让大家亮出耳朵来吗?”

“你可以去査查海报啊。”斯基普说,“你去看看他们的样子,说不定能找到差不多的耳朵。”

“在拍证件照片的时候,”比利·基根说,“照相的人不都叫你把耳朵露出来吗?”

“要不然会怎么样?”

“要不然他们不给你护照。”

“可怜的梵高,”斯基普说,“他永远也别想出国了。”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卡萨宾说,“总不可能单靠耳朵吧?”

“不是,当然不是。”

“车牌号码。”比利说,“难道大家都忘了车牌号码吗?”

“车牌号码已经登记在赃车清单上,”我告诉他,“自从我想到他们是演员之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座教堂。我想他们绝对不会随便挑一个教堂,破门而人。他们有办法进去,可能钥匙就在他们手上。根据牧师的说法,很多社团借用那个场地,所以外面也可能有很多钥匙在流传。他说,有一个业余的剧团曾经用过那地方排演。”

“啊哈。”不知道谁叫道。

“我打了个电话给教堂,査到那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再打电话给那个剧团,跟他们说,我想找一个几个月前,曾经在他们那里演过戏的演员,我描述了一下那两个人的特征。记住,那两个人除了身高相差一点之外,其余长相差不多。”

“你就因此而査出名字来了。”

“我査到了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卡特勒。”

“真相终于大白了。”斯基普说。

“白什么白?”卡萨宾说,“这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吗?怎么就真相大白了?还是我太笨,看不破玄机?”

“不,你说得对。”我告诉他,“在那个时候,卡特勒只是我笔记本中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我必须要把名字跟其他的犯罪案件连在一起。”

“什么犯罪案?哦,莫里西酒吧抢劫案是不是?不可能吧,那个地方是家族企业,兄弟几个包办了所有工作,他们不会雇用一个打零工的演员。”

我说:“如果那两个演员就在莫里西酒吧的楼下活动呢,斯基普?”

“哦。”他说。

比利·基根说:“爱尔兰剧场。不知道是叫驴子剧团,还是什么。”

“我今天下午去过了。”我说,“他们正在排一出新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报了蒂姆·帕特的名字,耽搁了一个小姐几分钟。他们在屋里张贴了海报,有每个演员的独照。行话好像叫大头照,是吧?那个女孩把他们历年来存档的大头照,一张张翻给我看,有许多演员只是偶尔演一阵子就不干了。”

“然后呢?”

“李·大卫·卡特勒曾在一出名为《争议》的剧中客串过一个角色。这出戏在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跟六月第一个星期上演过。我还没看到名字,就认出他来了。当然,他表弟的照片也里面。他们两个经过伪装之后很像,本人长得更像,想弄错都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是剧团的常客,之所以能得到演出机会,很可能跟他们长得很像有关系,因为剧中人恰巧是一对兄弟。”

“李·大卫·卡特勒,”斯基普说,“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阿特伍德?”

“加里·阿特伍德。”

“演员。”

“对。”

他在手背上敲了敲烟,把它放在嘴里,点着,“演员。他们在底层,却想把整个世界翻过来,是吧,所以他们才动脑筋去抢莫里西酒吧。”

“可能吧。”我喝了一口咖啡。酒瓶就放在我的面前,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喝东西来麻醉我的认知。我很高兴大家都没喝酒。

我说:“他们可能在演戏的时候,上楼去喝过一两次酒,也可能看到莫里西兄弟在开或是锁墙上的保险箱,知道里面有钱。不管怎样,他们发现抢莫里西的钱不难。”

“如果他们还有命去花的话。”

“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莫里西兄弟的厉害,这很有可能。反正他们就此开始计划抢劫案,把它当作一出戏来编,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爱尔兰人,把案子弄成是爱尔兰人的家务事,由两个沉默不语的冷酷枪手演出。在确定可行性之后,他们出去弄了把枪,开始演戏。”

“就是这样吗?”

我耸了耸肩,“也许他们以前就抢过,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是他们的头一回。”

“他们说不定帮人打过杂,到办公室当过临时秘书。”博比说,“是吧,演员也要过日子,也许我该弄个面具,弄把枪来。”

“也可能看过吧台,道理一样,这都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斯基普说。

“那他们是怎么找上我们的?”卡萨宾问道,“可不可能在他们演戏的时候,到我们这里玩过?”

“也许吧。”

“但这要怎么解释他们知道账本的事?”他说,“斯基普,我们以前雇用过他们吗?阿特伍德跟卡特勒是吧?这名字我们以前听过吗?”

“我想没有。”

“我想也没有。”我说,“他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不过,这并不重要。而且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他们甚至连斯基普都没见过。”

“那可能是他们模仿了某出戏吧。”

“可能,不过这并不重要,有个内应偷了账本交给他们,好进行勒索。”

“我们这里有奸细?”

我点了点头,“我们最早不就这么猜的吗?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叫我来的吗,斯基普?我敢下这种判断,部分原因是因为交换过程非常顺畅,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知道到底是谁在陷害你们。”

“是吗?”

“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账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据我所知,他们可能根本没踏进小猫小姐一步。他们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因为早就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

“就是那个内应。”

“没错。”

“你知道谁是内应吗?”

“我知道。”我说。

房间非常安静。我站起来,从矮柜上拿瓶野火鸡,倒了一盎司,又把瓶子放回去。我拿着杯子,却没有意思要喝。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拖下去害得大家越来越紧张。

我说“这

个内应在事后也告诉阿特伍德和卡特勒,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车牌号码。”

博比说:“那辆车不是偷来的吗?”

“的确有人报了案,所以它才会出现在赃车清单上。遗失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遗失地点则是海洋公园大道。”

“那又怎样?”

“报告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候,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今天下午,我又想了办法,打探出更多的消息,我査出汽车的主人叫丽塔·多妮真。”

“阿特伍德的女朋友。”斯基普说。

“她其实是卡特勒的女朋友。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搞不懂。”卡萨宾说,“他偷他女朋友车干吗?”

“好像所有的人都喜欢开亚美尼亚人的玩笑。”基根说。

我说:“阿特伍德和卡特勒开走了丽塔的车子。稍后,他们的同谋告诉他们说,有人瞧见他们的车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警方,谎报他们的车在几个小时之前被偷了,遗失地点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今天下午,我又查了一下,这才知道报案的时间已近午夜。”

“我好像没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赃车清单上并没有说车主叫丽塔·多妮真,而是一个爱尔兰名字,叫弗莱厄蒂或法莉之类的,我忘记了,地址是在海洋公园大道附近。清单上有电话号码,我拨过去,却发现是错的。所以,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个人究竟是叫弗莱厄蒂或兹法利。我只好从车牌下手,结果查出车主叫丽塔·多妮真,住在卡布里尼大道,就是在华盛顿海茨再上面一点,距离海洋公园大道或是布兽克林其他区域,都有一段路。”

我喝了点酒。

“我打电话给丽塔·多妮真。”我说,“我假装是一个在查赃车的警察,问她车是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她说,那辆车已经找到了。她说车其实没有被偷,她丈夫多喝了几杯,忘记了停在哪里。她报案之后,自己没走两条街,就看到那辆车了。我说,那我们的记录可能有点笔误,因为车子遗失的地点是布鲁克林,但她却住在上曼哈顿。她说没错,那时她跟她丈夫在布鲁克林看她的小叔。我说,我们资料上的姓名好像也有点问题,因为那个人好像姓法什么的。没有错,她说,她小叔就是叫这个名字。接着她又唠唠叨叨解释说,那个人其实是她丈夫的妹夫,她丈夫的妹妹嫁给一个姓法什么的。”

“可怜的亚美尼亚女孩,毁在爱尔兰人手里,真倒霉。”基根说。

斯基普说:“她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

“我问她是不是叫丽塔·多妮真,那部车牌LJK1914水星伯爵的车子,是不是她的?这两个问题她都说是。自此之后,她就没有再说实话了。她在替那两个人掩饰,而且创意无穷,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她可能很想让卡特勒娶她,可是她根本就没结过婚。我没有逼她逼得太紧,不想让她觉得我另有所图。”

斯基普说:“有人在我们交钱之后,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们知道车牌号码了。”

“没错。”

“可是谁知道这件事呢?不就是我们这五个人知道吗?基根,你难得做个英雄,是不是你大嘴巴,告诉别人了?是不是这样?”

“我去教堂供述过,所以有一堆神父知道。”

“我说真的,你别闹好不好?”

“我怎么会到教堂去供述?”

约翰·卡萨宾慢吞吞地说:“斯基普,我想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想马修的意思是说,内奸就在我们中间,对不对?”

“我们中间?我们之中的一个?”

“是真的吗,马修?”

“没错。”我说,“是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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