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户 2,459,800

口 16,163,863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户 906,870

口 4,865,501齐梁未详陈户 500,000

口 2,000,000魏孝文迁洛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尔朱之乱户 3,375,368

小郡户 20;口一百而已北齐户 3,032,528

口 20,006,880北周户 3,590,000

口 9,009,604隋大业二年户 8,907,536

口 46,019,956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hǎi),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三、炀帝之夸大狂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外慕经术,内好文学,则颇似汉武。

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吏治、武力绾(wǎn)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则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详,当读隋书各志。

又按:唐臣多出贵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国唐公李虎孙,周明敬、隋文献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周太祖婿。宰相萧瑀(yǔ)、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cóng)、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五、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yì)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贞观之治,尤为后世所想望。

其一朝贤臣,如王珪(guī)、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魏征、戴胄之类,指不胜屈。

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

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员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极言得失。又命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其详见吴兢著“贞观政要”一书。

然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大业。

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朔方梁师都部下降。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谓:“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rěn),流散者得归。

是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史称是年“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恐有过分渲染。亦见复苏不易。

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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