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坐在公交车里,人很少,空调的热气很足,吹得他有点燥热,他脱掉厚厚的棉袄,身边有空位,他却将外套对折,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膝盖上。

男人身上的汗味突然弥漫出来。坐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对二十出头的恋人,皱了皱鼻子,起身换到更远的位置去了。

他毫无察觉,置身事外地看着窗外。每天坐公交车的这段时间,成为自己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的方式。路边的树干上,缠绕着不同形状的小巧霓虹灯,正午时分,这些灯泡没有闪烁,倒像是一根根结下的冰条。

冰条后面就是观景大道,靠在一条蜿蜒穿过这座城市的河流边。这是座被工业和钞票埋没掉大自然的典型城市。早几年的时候,还有些历史书上翻得着的文物建筑供人们观赏,而如今都被以各种各样的“名头”开发了。

唯一还值得拿出来炫耀一下的,就是这条人工打造的河堤。岸的两旁,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摩天大楼,阳光照在玻璃大墙上,金光四射。

他眯着眼感到一阵晕眩。突然一阵钻心的疼,来自腰部,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额头的冷汗也冒了出来,他靠后,将腰紧紧地顶在后座上,感觉稍微好了一点。他上身前倾,双手趴在前面的扶手上。刚刚下地的时候,一块垂吊下来的木板狠狠砸在他的腰上。工头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说不用。男人的口袋里躺着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很多东西要购置,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车每颠簸一次,腰部就被撞击一次,这反而使得疼痛感不如前面那么强了。这是他十几年来总结下来的经验,越是会击垮你的东西,你就越是要迎面而上。

汽车前行,很快地走出黄金地段,颜色就渐渐单调。黑灰白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也是有些年头的。广告牌上写着诸如“富豪电器”之类的广告语,虽然焕然一新,但上面书写的店名依然能够勾起回忆。这些记忆捉摸不定。他有点兴奋,又有点纠结,就像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友,却硬生生地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这才是属于他的地方。对那些高楼大厦,他只是个看客,和它们的关系只有一张木板。

男人是个“蜘蛛人”,每天吊在几十层高楼的外墙,擦洗玻璃,坐在一米长、半米宽的木板上,有一根小胳膊粗细的麻绳从上吊下来。“命悬一线”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冬季,水桶里的水溅到身上,很快就结了冰。大力的擦洗又使得大汗淋漓,结冰、融化,周而复始。身体素质差的,是扛不住的。

他很瘦,但还算结实,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他拥有了耐力和毅力。他下了车,一阵寒风袭来,冷得直打哆嗦,赶紧把棉衣重新披在身上。唯一的一件棉衣,已经补了很多次,能省就省,他又想到了这点。

菜市场里菜贵得让人难过,和十几年前相比,钱就像一夜之间贬了值。他走在专营蔬菜的二楼,发现想要吃点新鲜的蔬菜,比鱼肉还要贵些。他悻悻地又回到了一楼。水产的摊位上放着一堆已经散发出臭味的小鱼,他拨弄了两条到袋子里,从口袋掏出一把毛票,挑了最破的几张,给了老板。

“吃点带鱼吧!新鲜!”

他矜持地笑笑没说什么,拎着袋子转身走了。他在菜场口的小杂货店买了两瓶三块钱的白干、一瓶醋,又拿了一包花生米,突然看见边上的蛋糕店围满了人。他挤了进去,挑了两块塑料包装的豆沙面包,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价格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他心满意足地从人群里又挤了出来。

他走在巷子里,大概一点多钟的样子,那个女人正蹲在路边的阴沟旁刷牙,三十多岁,穿着黑色的丝袜,披着一条米黄色的滑雪风衣,棉拖鞋,染成黄色的头发很久没洗了,油得发亮,贴在肩上。

他走过去拍了她一下,她吓了一跳,转过身认出了男人。男人掏出一个面包来塞在她手里。那女人歪着头看日期,抱怨道:“都过期了!”

“没有,还有一天。”男人像个小孩一样,认真地申辩着。

女人走出的那家发廊里,几个打扮得同样妖艳的女人哧哧地笑。男人呵呵傻笑,不好意思地走了。

他进了灰暗的楼,爬着狭小的木质楼梯,灯光昏黄,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家,墙上爬着通往各家各户的电线。他住在最顶端的一家,只有八个半平方。就这点地方,还是居委会照顾他腾出来的,原来是个仓库,充满了霉味。

男人准备做饭,液化气貌似快没气了,火小得让人发心急,他不知所措地站在炉子前等水开。楼梯传来脚步声,一步一步铿锵有力,不一会儿,他看见黑暗中两张男人的脸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找邓伟。”

“你找他什么事?”男人警觉地看着两个人,都是中等个,一个三十出头,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都是干净的板寸,站在他的面前。

“你就是邓医生吧?”问话的那个,像是能看穿人在想什么。

邓医生?这样的称谓已经多少年没有人叫过了,男人愣了半晌,才算反应过来:“我就是。”他依旧保持着警觉,这人好像有点脸熟,记不清在哪里见过。

李从安盯着这个男人,很难将他与医生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他现在就像一个最普通的社会底层人员,窝在城市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穿着绛紫色陈旧的外套,深绿色的粗线毛衣露出了领子,脸上皱纹密布,裤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乍看上去,根本不会想到是个才过四十岁的中年人。

李从安眼睛扫了一下,身后的屋内简陋破败,甚至比刘一邦的住处都不如。屋顶上吊下来一盏灯,家具矮小敦实,很有年头的样子,单人床上铺着条纹的浅蓝色床单,床头放了一本张贤亮的《绿化树》。

专案组其他的民警被安排去调查城中公园那桩谋杀案,包括确定尸源身份、确认凶器、寻找第一现场、查找第二现场、城中公园的地理意义等,而他自己却来到了这里。

药头“麻子”说,据打听,有个“资格”比他更老的“业内人”听说过刘一邦,十五年前,在这行刘一邦甚至还算是个名人。那年刘的一个老乡叫邹国庆的被人失手弄死了,据说是“试药”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后来凶手坐了牢,前不久刚刚被放出来。

他原本只是“带着查”的这条线,居然挖出了另一件刑事案。得知刘一邦在十五年前也经历过一场谋杀案之后,他还是决定放下手上其他的事儿,亲自过来看看。肖海清的推理认为刘一邦本来就是要被杀害的,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关于刘一邦的调查,前期做的工作就太少了。

“药头”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李从安还来不及去调阅以往案子的档案,1998年之前的案子没有上网,得去档案室,从垒起来超过两人高的文档中逐一搜寻,与其那样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找到邓伟先问问来得直接。

他说他就是!

李从安的视线重新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脸上。他看到了男人麋鹿那样时刻准备着的警觉,仿佛一不留神就会沦落成猎物。李从安对长期劳教重返社会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但他想,这种警觉似乎有点过了。

“你不用紧张,我们来只是了解一些情况,有关你十五年前的那个案子。”李从安开门见山地说。

“都是我做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邓伟缓缓述说,不带任何情绪,就像回答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那样自然,“邹国庆是我杀的,我已经坐过牢了。”

他说完突然开始紧张起来,问:“你们不会再把我抓回去吧?”

李从安感觉这其中有问题。邓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

他正在想谈话的策略。

重案犯见过不少,可重案释放犯,倒还真是第一次遇见。让他在时隔十五年之后,再重新回想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情,多少会有一些障碍吧。

“你们不会连过失杀人的罪名都不给我,要把我拉回去毙了吧!”邓伟突然激动起来。

“我们只不过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李从安不太理解邓伟的反应,不知道哪儿触动了他,“没有别的意思,有另一桩案子,可能需要你协助配合一下。刘一邦死了,”李从安小心翼翼地说道,“谋杀案,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在‘试药’时的一些情况,看看能不能对案子有些帮助。”他没有提到万吉朋,不想干扰邓伟。

“刘一邦死了?”邓伟显得很吃惊,他眼角深深的鱼尾纹朝两边倾斜下去,李从安看出他深深的愤怒。

“报应!”邓伟说道。

报应?他们有着深仇大恨?这个回答让李从安有些意外,他觉得邓伟肯定知道些什么。不过,他还认为邓伟对警察有着极大的不信任,但似乎又不得不竭力表现出自己的配合,这种感觉就像是受辱于强大者的弱小人士,无奈与强压的愤怒并存,让他看上去反而有些逆来顺受。李从安根据初步的印象,分析着邓伟的性格特征。

“出来多久了?”他放缓了交谈的节奏,对待这样的人,应该潜移默化地拉近距离。

“快一年了。”邓伟依然狐疑,李从安看得出来,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吗?”

“挺好的,感谢政府。”转移话题,使得邓伟稍微放松了一点儿,“这套房子,也是街道干部为我争取来的,我没去闹过,不给政府添麻烦。”他又着重地说道。

李从安尽量让自己表现得不像警察,而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居委会干部。“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是说和你进去之前比,变化挺大的。”

“是啊,很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

“家里人还在吗?他们有没有来看过你?”

邓伟没说话,双颊的肌肉颤了颤,流露出一丝悲伤。李从安没有接着往下问,他想他触到了邓伟的痛点,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在做饭?”他指了指砧板上的鱼。

“嗯。他们已经去世了!”邓伟强忍着愧疚和忧伤说道。

李从安已经尽量在语气上表现出对刚才这个突兀话题的歉意,并在暗示他,可以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可邓伟还是回答了。要么就是自己的暗示不够,要么就是十几年的牢狱生涯,已经在邓伟的体内植入了“服从的基因”。

“是的,在做饭。”邓伟按顺序回答着。

“别做了,走吧,”李从安想到了更好的谈话方式,“我们也没吃饭,一块出去吃吧,我请客!”

李从安点了剁椒鱼头、辣椒鸡肠、红烧肉和雪花鸭,还有一瓶雪花牌啤酒,他将啤酒打开,倒满后推到了邓伟的面前,自己则和同事要了两碗饭。

“你们不喝点?”邓伟局促地坐在对面,好几次,他咽了咽唾沫,抿了抿嘴唇,李从安可不认为他这是因为紧张,更多的原因,是他真的饿了。

“我们是工作时间,不能喝,没事,你喝吧,我们吃饭。”

邓伟喝了一口,大半杯啤酒就下了肚,看上去酒量不错。

“来,吃菜,”李从安往邓伟的碗里夹了块肉,“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邓伟举起了筷子,原来是个左撇子,李从安想着。在得知邓伟的工作之后,李从安有些吃惊,他可以找份更好的差事。

邓伟一边矜持地吃着菜,一边诉说出狱之后的种种不适应。“变化太大了!”他说道,“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用电脑,可自己连打字也不会,我正在存钱,然后也买一台,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展。”

邓伟说得很诚恳,李从安并不打断他。“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来找我,”李从安说道,“大忙未必帮得上,但也许可以帮你留意留意有什么更好的前途。”

邓伟的眼睛闪了一下,李从安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

“我们正在查一件案子,现在毫无头绪。”李从安想邓伟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他一直在暗示,像邓伟这样的人,有一个警察朋友,总不会有什么坏处。

邓伟抬头看了一眼李从安,很快就把视线挪开了,但还是比先前的时间长,这说明,双方的距离正在不知不觉地拉近。

“我已经坐过牢了。”

“我知道,我们就查查自己的案子,你的案子到现在,应该也过了诉讼期了吧。”李从安这里撒了一个谎,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管真相如何,十五年的牢狱之后,也不会有谁再忍心追究邓伟什么新的责任了。

邓伟想了一会儿。“我跟刘一邦不是很熟。”他沉默下来,像是回到了很久以前。再次抬起头之前,李从安一直没有插话,他知道对方正在作心理斗争,回忆过去,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

“那年——”邓伟看着李从安,准备述说。

李从安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了摸喉结,然而这个微小的动作,却让邓伟转眼之间貌似变了一个人。没料到他突

然又激动起来,恐惧地看着李从安,李从安依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邓伟突然站起来:“我认识你!”

家乐福里,姚若夏不计成本地往购物车里丢着她想要的东西,猪脚、黄豆、核桃粉、袋装的荸荠和芥菜、莲子和绿豆、小杯装的碧悠酸奶。

大超市永远都是人满为患,除非你在工作时间来,否则就算买一包三块钱的卫生纸,也起码要花去大半个小时排队。前面的人,比姚若夏更为生猛,选购的商品都已经没过了推车的边缘。照这样子,结账需要漫长的等待。

排队排到一半的时候,姚若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拨弄着那些不同形状的外包装,翻看着条码上的名称,来和自己脑海中事先拟定的购物单对比。果然不出所料,还是遗漏了维生素片。

她前后看看,两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把自己夹在了中间,她衡量着是否有回去拿的必要。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她想起来,在这家超市门口有一家药店,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牌子。

她背着硕大的购物袋,吃力地走在路上。所有超市都有这样的毛病,它们的设计总是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从收银台走到超市的出口,必须绕个宽宽的Z字,以确保你在出门之前,能够经过大部分超市附属的店面。

姚若夏只需要那家的维生素,它却偏偏位于顶端,她不得不多走一段路。

好在这一段道路并没有让她白跑。她带齐了所有想要的东西,走出了超市的大门。

终于坐上了车,她想着,天又开始暗下来了。姚若夏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地址,汽车在华灯初上之前,上路了。

到了目的地,姚若夏付了钱,然后拎着大袋子走进了小胡同。出租车是可以再往里开一点的,可她不想麻烦,另外也不想节外生枝,宁愿步行走到老婆婆的家里。

上次来的时候,姚若夏给她安了一个特殊的门铃,那是一个由细绳牵到门外的机关,另一头连着屋里灯泡的开关,这边一拉,伴随着门铃还有闪烁起来的灯光。她买了一大堆可以增强听力的食疗产品。但事实上,这些都无济于事。听力学专业的姚若夏明白,老太太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那明知不起作用为什么还买呢?姚若夏自己也搞不清楚,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吧。

老太太开了门,认出了姚若夏,热情地把她让进来。老人心情越愉悦,姚若夏就越感到欣慰,这让她还能感觉自己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不久前,李从安的电话如期而至,姚若夏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他诉说自己父母身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她已经练习了很久,做到了毫无破绽地表达自己的吃惊。可让姚若夏受不了的是李从安安慰自己的语气。

她听得出来,他以为她会为此愧疚万分,殊不知一切都由自己一手操纵。然而越是这样,姚若夏心里反而有一种说不来的纠结。

她坐了下来,老婆婆倒来一杯水。她看着老人沧桑的脸,又想起了自己如同老婆婆容貌一样沧桑的经历。

如果一切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有多好。一边是十五年以来深埋着的暗流涌动的仇恨,另一边,又是与日俱增的与李从安一家的感情。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那些渊源,姚若夏很愿意做个称职的儿媳妇。然而命运却将她推入了这场万劫不复的旋涡中。

姚若夏扶着老婆婆坐下,来到厨房,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了一个大碗里,然后把超市买来的猪脚放了进去。“我来吧!”老婆婆在背后要把姚若夏手上的活儿抢过去。

“我来,这个我知道怎么弄的。”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又让你买,又让你做!”

姚若夏把煤气灶上火开了,烧上水,然后把洗干净的黄豆倒了进去。“酱油有吗?老抽的。”

“有有有!”

“冰糖呢?”

“也有也有!”

老婆婆忙不迭地打着下手,嘴里还在表示无尽的谢意。姚若夏手上忙着,面带笑容,可心里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为她自己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心理上的自我原宥。

第二天,姚若夏还是决定行动。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冬季里难得的好天气。她从住家出发,依旧打车,带好了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家市级三甲综合性医院,出过很多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如果李从安的父母换一家规模小点的医院,或者接诊的是个不够机灵的实习生,现在一定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了。

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让很多平头百姓成为庸医手下的试验品,姚若夏恨得咬牙切齿,她从十几岁就明白人与人之间是有阶层之分的,对此她有切肤之痛。

这些不公平永远都不会落在李父的身上。姚若夏冷笑,他们的身份注定养尊处优,占有着所有的优等资源,而他们就自以为是优等公民,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却恬不知耻地享用着百姓用血肉甚至生命换来的各种成果。

姚若夏不断地在为自己增强信念,她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替天行道,这不仅仅是复仇,她是在用一己之力,抗争这个世界的规则。下车的时候,姚若夏已经恢复到了冰冷的过去。

她从边门而入,精神抖擞的保安形同虚设,姚若夏手里拎着保温桶,里面装着煮好的莲子银耳。她看上去以及事实上就是个探望病人的访客。保安甚至还对她点头示意,像进入一家餐厅一样为她拉开了大堂的玻璃门。

一股暖气迎面而来,大堂里井然有序,穿梭着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还有手提礼盒水果的病人亲友。一个身穿蓝白条纹病服的老人,被她的儿女搀扶着走向户外,他们也许要去晒晒暖洋洋的冬日。姚若夏和他们擦肩而过,站到电梯前,按了13。

1314,姚若夏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确认,她记得这个数字,然后按着门牌找过去。转过一个拐角,她远远看见病房门口坐着两个男人正在聊天。姚若夏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正是李从安队里的人。

“嫂子来了!”男人热情地站起身来招呼,并向姚若夏介绍身边的人,“这是医院保卫科的冀科长。”

姚若夏对着他们笑笑,心里却有些担忧,有客人?或者安排了岗哨?

“队长说,怕是报复,所以安排了人手在门口看着,小心一点好,老队长得罪过不少人。”

“辛苦你们了!”姚若夏不动声色地微笑,她提了提手上的保温桶。

男人说队长的母亲还在重症病房,老队长已经醒了,不过现在还很虚弱。他转头敲了敲门,从门上的玻璃窗望进去,李父应该做了一个开门的手势,男人把门打开,让姚若夏走了进去。

“叔叔!”姚若夏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果然折腾得不轻,她想。

“小姚来了!”李父强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

姚若夏赶紧跑过去,把他扶住。“没事,只是着了一点凉。”李父强颜笑笑,“你阿姨不太好,腹部被刮了一个大口子。”

姚若夏听着,想到李从安的母亲给自己夹菜时的模样,感到鼻子一酸,然而奇怪的是,这次却是发自肺腑。这一情绪上的变化被李父看到了,“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这是命中一劫,”李父开着玩笑,“躲也躲不过!”

姚若夏背过身去,她已经学会了如何不让情绪写在脸上,可为什么今天这么脆弱?

她把放在桌上的暖瓶打开,倒了一碗热羹在小碗里,端到了李父的面前。

“麻烦了!”李父很有礼貌地感谢姚若夏,姚若夏看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进去。

“小姚,今天不用上班吗?”

“嗯,我请了假。”

“我这没事的,别影响工作。”

“不会的!”姚若夏笑笑。

这羹里混着一定剂量的安眠药,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沉沉睡去。

姚若夏打开了电视,这间病房是两张床,另一张床空着,电视里播放着不知名的电视剧,姚若夏看不进去,她矛盾的心情犹如在迷路的十字路口。

刚才的信念哪去了?

药效来得很快,想必李从安的父亲不好意思赶走姚若夏,强撑了一会儿,估计还是难以抵挡疲倦,传来了低鼾声。

该行动了,姚若夏看着病床旁吊着的营养液。她必须行动了。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从裤袋里取出药瓶和注射器,针头插进了橡皮盖子,吸出了药瓶里的混合液体。她转眼看见睡着的李父的脸,有些苍老,和李从安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此刻,她似乎又在动摇着自己的信念。

该不该做?她在问自己。电视里播放着电视剧的片尾曲,是个温暖悠扬的曲子;阳光斜射进来,撒了一地金黄。

该不该做?姚若夏又问了自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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