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弘一法师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他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穆旦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钱钟书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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