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五章
稍早些时候,我打电话找德鲁·卡普兰,但他在法院。我在沃德尔与扬特那里又打了一次。他的秘书说已经告诉他了,而且今天下午三点他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我。不错,她说,卡普兰先生的办公室有保险箱。她说话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又听了一遍格伦的声音。如果我非得听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我希望他至少能多告诉我一点信息。所有他说的只是要我留个话。我等他说完后报上我的姓名,她立刻接了电话。我告诉她三点钟与德鲁·卡普兰在他法院街的办公室见面。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马修?”
“我已经计划好要去,”我说,“我想你会需要有人做伴。”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会很紧张。”
我告诉她我两点去找她,这样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我还要打个电话给TJ的寻呼机,但我不想留在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里等他回话,我也不认为接听电话的女孩子会欣赏他那一句“谁找TJ?”。我走出去在路上打了电话,按了我的号码,然后等他打来。
五分钟过了他还没打来,两个想打电话的路人瞪了我几眼,我花了两毛五打给我的旅馆。我的信箱里有两张TJ打过电话来的条子,没有留言,只有他寻呼机的号码。我投了另一枚钱币打给埃莱娜,但只有她的应答机回应。“是马修,”我说,“你在吗?”没人回音,我接着说:“我想今晚看到你,但事情开始忙起来。如果我及时做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不然我就晚一点上你那里去。等我把时间再弄清楚点后,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好像我还应该再说什么,但我想不出来,刚好留言带没了,也省了我一番麻烦。
我压住挂电话的钩子,但一手拿着听筒,希望TJ会打来,当然在我打电话到旅馆或埃莱娜那里时,他可能已经打来过了,这样他听到的是忙音。我正在想的时候,一个身穿暗色西装、头戴一顶扁帽的男人问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如果你想要一间私人办公室,”他说,“百老汇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空房子,多到租不出去。找人谈,他们会给你弄个桌椅,电话公司会给你装你自己的电话。”
“对不起。”
“嘿,没关系。”他说,然后丢下他自己的硬币。
我在一个街区外的地方花了另一枚硬币打给戒酒协会的办公室。我问接电话的义工附近有没有午餐时间的聚会。她要我去联合广场边的一个社区中心。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念戒酒协会开场白。我坐下来待了一小时,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心思全放在格伦·霍尔茨曼身上,没空想别的。不过这仍是一个想事情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不错的咖啡,我放在篮子里的钱也随我的意,别人既不会期望我放更多,我不放也没人在意。没人建议我自己去租间办公室,也没人建议那个在我前两排躺着睡觉的老人去找间旅馆住。
我提前几分钟到了霍尔茨曼的公寓大楼。这次是另外一个门房,但当我给他莉萨·霍尔茨曼的姓名时,他跟前一个一样满腹疑问。我也给了他我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约好来的。一经证实,我们就成了老朋友。
我上了二十八层楼,刚一敲她就打开了门,等我一走进去,她又立即关上。她抓住我的手臂,说她很高兴见到我。“你早到了五分钟,”她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定看表看了有二十次。”
“你担心?”
“从你昨天离开后我就一直在担心。我一发现这笔钱后就好紧张,但等我拿给你看,我们又谈过之后,这笔钱才变得真实起来。我应该让你把它带走。”
“为什么你想这样做?”
“因为这笔钱,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些钱让我害怕。一度我觉得放在保险箱里不安全,这是第一个他们会去找的地方。”
“他们是谁?”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跳下床把盒子从书架搬下来藏在床底下。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接着我又认定这笔钱非常危险,最想做的是把它给扔了。我想要打开盒子,把所有的钱丢出窗外。”
“亏你想得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么做吗?我害怕开窗,我怕我会想跳楼。就算窗是紧闭上锁的,我还是不敢站在窗边。通常我并不恐高,现在我也不是恐高,我是怕我自己,怕我快疯了。你看我。”
“你看来还行。”
“是吗?”
她看起来不错,身穿一条淡褐色法兰绒呢裤,一件暗草绿色的高领套衫,外罩海军蓝带铜扣西装外套。涂了口红,化了淡妆,还搽了香水,是一种树林的香味。
咖啡已经煮好了,我同意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倒了咖啡后,她到卧室拿出那只盒子。我从她那里拿过盒子,立刻感觉到它的沉重,之后我把密码转到五一一,掀开了盒盖。她说:“你还记得号码。”
“我记得很多事。”我拿出一沓钞票,一张张翻过,一面仔细观察。她问,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这些钞票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她没问题,它们并不是伪钞,也没有被塞进水果罐头里埋放在宾州某个农庄里过。有些钱,比如旧百元大钞,比其他面额较小的钞票流传得少且慢——但大多数仍然是过去十年内发行的。不过它们不是所谓的霍尔茨曼家产。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她没有把它们扔出窗外。
“我些经想要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扔出去,”她说,“这样不会伤害任何人。被掉下来的钞票砸死该有多倒霉。”
“你不希望有良心负担。”
“不,但我想到那会有多美,所有这些钞票在天上飘过,被微风吹得到处都是。而且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这样做而快乐。”
“就算如此,还是不该这样做。”我说。
我们下楼,拦了三部出租车才有一部愿意跑短程。现在这些移民一旦有了工作许可,就搞张出租车执照,他们最先学会的七个字是:我不去布鲁克林。前面两个司机对我们炫耀他们的英语能力后,微笑着开走了。第三个司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从小就会说英语,他没什么要显示的,又愿意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但这不表示他知道怎么去,不过他非常服从我们的指挥。
当然坐地铁更快更便捷,还可以省下十五块钱。但只要心智正常,谁会拎着三十万的现钞坐地铁呢?你还不如扔到窗外算了。
德鲁·卡普兰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告诉他莉萨是谁及我们找他的原因。我告诉了他几乎所有的事情,但我没说在他桌上的盒子里放着什么。我一边说,他一边询问了几个细节,但他也没提半个与那盒子有关的字。然后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天花板。
“需要刷油漆了。”我冒出一句。
“是吗?你应该去剪头发了,但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唐突了?”
“显然。”
“显然。霍尔茨曼太太,首先让我表示我对你的同情。当然我看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实在太不幸了。”
“谢谢你。”
“从我刚才听到的情形,你绝对需要有人来维护你的权益。我了解,你想要把——”他指着那只盒子,“——把它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没有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看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马修说不定可以,比如说,猜三次,随便猜猜看里面可能装了些什么。”
“猜三次?”我问。
“不错,就像在黑暗里开枪一样。”
“好吧,”我说,“嗯,里面可能有好几根从坦桑尼亚走私的偷猎的象牙。”
“嗯,这是一种可能。”
“克拉特法官也可能在里面。”
“很可能,”德鲁说,显然在自得其乐,“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猜几次了?两次了吧。”
“嗯,还有一次。”
“哦,我猜也可能是一大笔现钞在里面。”
“这可是千载难逢,如果真的有钞票在里面,你可以再随便猜一下,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呃,我猜不出来。”
“那套公寓,以及与那位男士有关的所有的事都那么神秘。没问题。”他把一只手放在盒子上,“我会帮你看管这个盒子,”他宣布,“我们都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而且不止是我看管盒子这件事,就连这盒子的存在都是机密。我会给你一张保管盒子的收据,霍尔茨曼太太,或女士?”
“写收据?其实我无所谓。”
“收据上只写莉萨·霍尔茨曼。我想知道你喜欢被怎么称呼?”
“莉萨,”她说,“叫我莉萨。”
“好,那就叫我德鲁。就像我说的,我会给你一张收据,但万一发生窃盗并且这个盒子不见了,你必须了解,我既不可能赔给你,也没有保险公司的赔偿。我可以赔你买盒子的钱,但我不负责赔里面的东西。”
她望着我,我点一点头,她告诉德鲁她明白。
“你放心,”他说,“我不偷客户的钱,我只是收费高昂。从长期来说这样会赚得更多,而且不会住在监狱里。莉萨,如果这个盒子是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我可以收你些钱替你保管。我也可以建议你到街角去用你结婚前的姓,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租一个保险箱。”他两手交叠坐直,“但你要考虑的不止是这点。你有套公寓,如果你丈夫是用来路不明的钱买的话,国税局的人可能会很感兴趣。你还有保险公司的钱,通常他们不能去碰它,但还是要看投保的险种、谁是受益人,以及你的那个微笑男孩是怎么填的税单。”他皱皱眉,“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过世的丈夫表示不敬,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把你丟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常常使我忍不住说两句难听的话。”
“但骨子里,”我说,“德鲁其实是个王子。”
他不理我。“很有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他继续说,“只有当你知道它们的存在,你才可能拿得到。我想要你做的是,莉萨,给我一张五千块的支票,雇我当你的代理人。这笔钱应该足够付我替你做事的酬劳了。”
她又望着我。这次我说:“不成,德鲁,她没有钱。”
“哦?”
“没有钱在银行里。她以后还是会拿到保险公司的钱,但目前她只有一个日常支出的账户,里面的钱只够她日常开销。”
“我明白了。”
我对那个盒子投以一瞥。他的眼睛转过去又再回到我身上。“我喜欢客户用支票付款,”他说,“如果我出去一会儿,而且等我回来后再把那个盒子放进保险箱,说不定她可以写一张支票,然后等她回家后,她忽然在冰箱里发现了五千块,足够她存进银行,所以她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会留下记录,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任何人去査,他们一定首先注意到那笔存进去的现钞。”
“不错,你说得对,”他说,“妈的,让我想一想。”他往后坐下,闭起眼睛。整整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说:“好吧,我们这样办。我希望你带了支票簿来,我要请你写一张支票给德鲁·卡普兰律师,金额是两百元。”
我说:“你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先漫天要价,但通常你可以就地还价。”
“我没听过这话,”他说,“你全写上了吗,我的名字及律师头衔,代理人?好。”他拿起电话对讲机,“凯伦,用公司的账户开张支票给马修·斯卡德,注明是替莉萨·霍尔茨曼从事调查服务。”他把她的名字拼给凯伦,然后遮住听筒对我说:“调查?侦查?哪个词才——”
“管他的。”
他耸耸肩,对着电话说:“一百元,先放你那儿。等他走的时候,他会去拿。”
“我喜欢这样,”我说,“我们是伙伴了吗?我们这不是五五分账吗?”
他没理我,说“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我要到走廊去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如果莉萨忽然发现她居然忘记她的皮包里有一万块,我可一点也不会惊奇。啊,我并没有忽然提高价钱,我过一下就回来。”
等他离开后,我打开盒子,取出两叠钞票,每叠有五十张西元大钞。她把钞票放进皮包,我负责关盒并转了号码锁。我们静静等待,直到德鲁拿着我的支票回来。“一百块,”他说,“现在你可以去买辆凯迪拉克了。”
“你永远不可能猜到莉萨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什么。”
“我猜是坦桑尼亚的象牙,不过我猜错了也没关系。”莉萨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拿出那两叠钞票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叹了口气说:“你想循规蹈矩,你想不拿现钞,但这样偏偏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正因为这样律师常会惹上麻烦。”他想了想说:“一计不成,还有一
计。”他拿起一沓钞票,在手上据一掂丢给我。他拿起另一叠,刷啦啦翻过,又叹了口气,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面对着莉萨,他说:“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吧。”
“你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马修都可以解释给你听。现在你有了一个律师,也有了一个私家侦探,而且因为我写了张支票雇了我们的朋友,任何你告诉他的事或他查出来的事都享有特别保护,他不能被迫说出来。倒不是他会说出去,但这样一来他的屁股就完全被盖住了,很抱歉我说了粗口,但这是真话。”他拿起盒子,“我忘了象牙有多重,特别是那种私猎的。莉萨,我会跟你联络。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把一切交给我。任何人问你任何事都不要回答。不要让任何没有搜查令的人进入你公寓,如果有人拿了搜查令来,立刻给我打电话。马修,跟你合作永远愉快。”
街上的出租车站有一辆出租车在排班,这次司机对我们的目的地——第十大道第五十七街——并不嫌弃。“那是在曼哈顿。”我说,而他表示不成问题。莉萨奇怪为什么我要说出哪一区,难道布鲁克林也有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没错,我说,而且它们交界的地方接近日落公园与湾脊区相交之处。她说她对布鲁克林一点也不熟,但她曾去过威廉姆斯博格桥,有几个她认识的艺术家在那里有房子,不过我们离那里并不近,是不是?是的,我说,我们离那儿一点也不近。
我们就像这样随便谈着,直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路上楼直到她的公寓。“我得要喝一杯,”她宣布,“从我怀孕后我就不再喝了,但现在我没有理由不喝,是不是?我想我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你呢?”
“如果你还有剩的咖啡,我就再喝一点。”
“你不喝酒?”
“我以前喝。”
她听了想一想,开口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走进厨房给我拿了咖啡,又给她自己一杯我看来非常淡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们各自选了一张沙发坐下,然后开始讨论在法院街办公室接洽的经过。德鲁不想拿现钞,我解释给她听,因为律师常因此而惹上麻烦。好些辩护律师收了毒犯给他们的现金,结果出了问题。政府会以那些钱是经由非法毒品交易而得来的为理由,把钱没收充公,有时候虽然被告人的案子已经被驳回无效,他们还是有办法把钱拿走。
“格伦买卖毒品吗?”
“谁知道?”我说,“目前谁能说出他到底做过什么,但无论如何那笔钱很有可能是非法的,至少没缴过税;而且它再也无法缴税,因为德鲁不容易将它记在账面上存进银行,这样钱的来源可能会受到置疑,所以这笔钱不能入账户。”
“我以为有人喜欢收不需要入账的钱。”
“不一定。依你的情形,他虽然少付点税,但他做了违法的事。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了违法的事。”
“而那两个人是——”
“就是你跟我。他不认为我们会告发他,不然他也不会收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要我当他的面也拿了五千美元,现在我也不比他干净。哦,如果你要的话,我把钱还给你。”
“为什么?”
“这是一大笔钱。”
“你还记得吗?几个小时前我曾打算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扔到窗外。”
“你不会那样做的。”
“是的,但我想那样做。几天以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发现它们之后,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把它拿走,或为了拿这笔钱把我杀了。现在看来我可能有机会真的拿到些钱,就算我拿不到,至少我不需要再担心。如果有一卷钞票给了你,另一卷给了一个在布鲁克林的律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她痛快的喝了一口酒,仿佛在为她的自问自答画上句号。这引发了我一闪而过的回忆——那微带药味的威士忌,被冰块降低了温度,又被苏打水稀释,苏打水的泡沫以及威士忌的酒精流在舌尖上微刺的感觉。天哪,我几乎可以听到那背景音乐,布鲁贝克或奇科·汉密尔顿,或是切特·贝克的喇叭独奏,然后他放下喇叭,用那种和她的酒一样薄、一样冷、一样令人难忘的声音唱歌。
“我得打几个电话。”
“当然。”她说,“你想用卧室的电话吗?你会有较多隐私。”
“没关系。”我说。
我打给埃莱娜。“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我说,“而且还没完事。”
“你要不要取消?”
“不,不要。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办,之后我先回家,冲个澡休息半小时。我八点左右来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转角那家小店吃饭。”
“哪家小店?哪个转角?”
“你决定。”
“好的,”她说,“八点?”
“八点。”
我挂了电话又打给TJ,然后按下莉萨的电话号码。“一个朋友有寻呼机,”我解释,“他可能随时会打来。电话铃响时,在应答机还没启动之前,我们得先接。”
“为什么不就由你来接,马修?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如果不是打给你的,就告诉他们号码错了。”
“他们会不会再打来?”
“去他的。”她说,一面咯咯笑。“我很久没喝酒了,”她说,“我想我有点醉了。你刚才是在跟埃莱娜说话吗?”
“没错。”
“我喜欢埃莱娜。”
“我也是。”
“我热了。”她边说边站起来,“屋子西向就有这点不好,下午变得很热。今年夏天每天下午我都得关起百叶窗,所以这个地方不会热到空调也不管用。但我还得记得在太阳西下之前把窗户打开。”她脱下外套,挂到椅背上,“你能留到日落后再走吗,马修?”
“我想不能。”
“我们有个录像机,我可以对着窗录下日落给你看。哦,妈的,我又说了一次。”
“什么又说了一次?”
“说‘我们’,而不是说‘我’。我有个录像机。但你不会去录下日落来看,你会吗?你会想亲眼看到日落的。还有水族箱的录像带,你看过吗?”
“我想我曾听说过。”
“格伦曾经租过一次,你能相信吗?就是为了看看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思议,你会发誓你看到真的鱼在你的电视机里游泳,那电视机就像个水族箱。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
“有什么?”
“一种巨型的电视屏幕,”她说,“让你挂在没有窗户的墙上,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公寓的后面,从窗户望出去只有排气孔,那你就直接挂在窗上。他们可以卖给你日落录像带,就好像你从自己的窗外望出去一样,而且比真的更好,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你可以在半夜两点钟看到气象万千的日落。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绝妙主意?”
“妙极了。”
“我觉得是。马修,你知道我希望什么?”
“什么?”
此时电话铃响了。“我希望你去接。”她说。
是TJ,他抱怨一整天都在找我。“我找到她了,”他说,“但我又跟丢了。”
“那个证人?”
“她看到枪杀的经过,”他说,“但要从她那里套出话来很不容易,她还是个害羞的孩子。”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电话上,不要说名字,而且她告诉我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假的。是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名。”
“她是一个变性人?”
“她管这叫TS。我一直以为那两个字代表别的意思。我告诉她,你叫TS,我叫TJ,说不定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见你的鬼,她说。”
“她是干那行的女孩吗?”
“她干的是怎么做个女孩。我一边拼命跟着她,一边拼命找你。你呼叫我一次,但我找不到电话。后来我找到了电话,又变成你的电话在忙。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但是一个勉强会说英文的家伙接的。我跟他说,老兄,又不是打给你的,你接什么接?现在他大概还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她是证人。她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们说过的那两个人。”
“格伦和乔治?”
“在电话里可以说吗?没错,那两个。”
“她有没有看到枪杀?”
“她说她有,之前之后都看到了。看到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在掏他的口袋。”
“或是弯腰在他身边捡弹壳。”
“我也是这样想,你可能有问题想问她?”
“一大堆问题,”我说,“她在哪儿?”
“在外面走动。四点钟要去看医生,不让我跟着她。‘TJ,你一定有更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试着跟踪她。”
“真的吗?”
“难道这不是侦探本色?只是你最好给我上点课,我好像快应付不下来了。”
“这很不容易。”
“我跟着她进入地铁站,但我没有赶上车。我跳过投币转门,但差得太远了,再加上有个傻瓜要去报告我没投币。老兄,我说,你离我远一点,别再说什么人人有责逮捕这种屁话,不然我立刻心脏病发倒在地上。”他叹了口气,“我跟丢了。”
“你能再找到她吗?”
“希望如此。我给了她我的号码,要她看完医生后呼我。如果她没打来,我会去公园找她。”
“她在哪里做事?”
“她在那条街上做。不然她就去格林尼治的西街上。她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干,因为她没有皮条客,也不用可卡因。”
“那她的嗜好是什么?”
“我猜她特别喜欢看医生,”他说,“把钱存起来做这个那个手术。只要你真的疯狂地想要的话,你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可以在你身上动什么手脚。”
“在电影里,”我说,“女孩子总是想存手术费,好让她弟弟可以再站起来走路。”
“那是电影,”他说,“年头变了。”
我告诉TJ,我还会在这号码上待个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我会先回旅馆一会儿,然后去埃莱娜那里。当我离开旅馆时我会设好转移服务,所以他可以找到我。任何时间都行,我说,多晚都没关系。
窗上显出莉萨的身影,她的曲线不再被蓝外套包着。我的眼睛被她的胸和臀吸引住。她说:“我听到你说你会在这儿再留二十分钟。”
“如果对你没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是不是你有消息想告诉我?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突破?为什么这么好笑?”
“没什么,我刚才跟一个替我做事的小孩说话。他不是个线人,虽然另外有两个这样的人,我应该去找他们谈谈。比如说我的朋友丹尼男孩,他发现了一个枪案的目击证人,或至少看到了枪案之后的情况。这算不算突破?也许不是。我得知道她究竟看到什么,或以为她看到什么,然后考虑她的证词有多可靠。”
“是个女人吗?”
“不完全是。不论我从证人那里得到什么资料,我想都会比今天早上我从沃德尔与扬特那里所发现的深入。”
“你提到你曾去过那里,但你没说你发现了什么。”我等了不止原先计划的二十分钟,又多了至少五分钟到十分钟。我把从埃莉诺那儿听来的话重述一遍,并跟莉萨·霍尔茨曼对她丈夫的了解进行核对。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页,这个当儿她回到厨房再去添了酒,这次的颜色似乎比上次要深,不过也可能是光线的原因,我们看到太阳开始西沉。
终于我从沙发里站起来,告诉她我该走了。“我知道,”她说,“你跟埃莱娜约好八点钟见面,然后要到转角处的小餐馆吃饭。”
“你听到了。”
“我建议你到卧室去打,可以有较多的隐私。”她说,让那句话在空气中悬荡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先回旅馆去冲澡。”她伸出一只手,碰碰我的脸,她的手指逆着皮肤往上滑过,“你可能还想刮个胡子。”
“说不定。”
“我要搬把椅子坐在窗前看夕阳,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看。”我没说什么,而她拉着我的手臂带我走到门口。她的臀部触碰着我,我可以闻到她呼吸里的威士忌酒味,以及那股像从林子里传来的香水味。
在门口她说:“如果你发现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事,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或者就打来聊聊天,”她说,“我觉得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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