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第四十七章 自唐至明南北经济之变动

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之支撑点偏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

当时的漕运是一个大问题。汉代初年，只是把山东之粟漕运到京师地区，交给中都官。三国时，南北朝南北对峙，谁也不靠，各自立国。

隋炀帝开运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前者将西部粮谷经洛水运到黄河，又从黄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设置洛口的回洛仓，设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纳八千石，以收纳从东南、东北两渠所运来的粮食。这并非北方要仰赖南方的粮谷，只是要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者打通一气。

到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也大增，漕运遂成为大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开始用“和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钱以籴入民间的粟。说明中央政府单靠北方之粟已足够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开广运潭，每年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给京都，并不说其他地方运粟给京师。

据天宝年间的记载，米粟产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长江一带财赋立国。再往后，河北、山东有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唐政府的财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时从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国家大事。德宗时，江淮米不到，六军将士脱巾狂呼于道。

肃宗时的财政大臣刘晏，他拿手的本领便是能办好漕运。史称刘晏每年运江淮之米达数十万石到关中。

不过南粮北运之情况不算频密严重，北方经济大致上尚可自立。

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为了迁就漕运。当时的漕运有四条线：一条是汴河，大体每年自江浙、淮南、荆湖南北运米到北方六百万石左右，及菽一百万石，从长江入淮河，再输入汴水；第二条是将陕西之粟五十万石及菽三十万石，自三门、白坡入黄河再入汴；第三条线是惠民河，将陈、蔡的粟四十万石及菽二十万石从闵河、蔡河输入汴；第四条线是将京东的粟十二万石，从五丈河经历陈、济及郓，为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

宋代全国统一，国家财赋大部依赖南方。南宋岁收，更超越北宋之上。宋初之岁入一千六百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熙宁时增至五千余万缗，南宋时更增至六千余万缗。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仍靠赖江南。当时还创造了一种海运。元之海上漕运，官民均甚便利，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运漕米三百余万石，有船户八千余户，每纲设押船官两人。

创造海运者为朱清与张瑄，本来是海盗，因立功而位至宰相，其亲属皆位任大官，田园遍天下，库藏仓库无数，并拥有巨船大舶。成宗年间，没收其所有财产。

元世祖时，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可见其海运之盛。

至于明代漕运，经历五次变化：首先是河运，即自淮水入黄河；其次是海陆兼运；第三便是支运，永乐九年开会通河后，开始支运；第四是兑运；第五是改兑。

所谓支运，乃是规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及湖州诸地之粮，拨运淮安仓，将扬州、凤阳、淮安之粮发运到济宁仓。余类推。

所谓兑运，民间只运至淮安、瓜州，再由兑之卫所官军运载到京，给予运费与耗米。

所谓改兑，即是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运长运，遂变成永久之制度。

所用运船，在明天顺以后，有固定船只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

以运粮数量比，北粮只有南粮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全赖南方供应粮食，运费亦成为国家每年的大耗费。

清代之漕运额定为四百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据乾隆十八年之统计，则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运额又变为南十北一比矣！

我国农业除耕种外，便是纺织。粟米与布帛为国家租调两大税项。

中国发明蚕桑甚早，且先是发生于北方，春秋时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汉代，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淄、河南襄邑成为中国丝织业的中心。

当时北方种桑极多，目的是养蚕、调丝织帛。隋唐时期丝织业在北方极盛，江南各州则未有此业。唐代丝织业最盛者乃在开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黄河以北，其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河东及关内、甘肃等地。至于唐代开元时期，江南及岭南产地则只是少量而已。

五代时期，石晋每岁输贡契丹绢三十万匹，乃出于黄河南北之产地。

到了宋代，汴京织物，颇负盛名。宋锦名目多达四十二种。

靖康年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匹。但认为浙产之绢轻疏不佳，予以退回。

元代时北方尚有大规模之种桑地区。至顺二年，史载冠州今山东省冠县有蚕食桑叶四十余万株，可见蚕桑之盛。元初有按户税丝之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户出丝一斤供君王之贵戚、功臣之家。

丝织业到了明初，从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绢税也变成三与一比，即南方多于北方两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输绢给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于北方七倍了。

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设织染局，计浙有杭州、绍兴、台州、宁波、温州、金华等九府；江西、福建则有福州、泉州；四川、河东、山西则有济南；江苏、安徽则有镇江、苏州、徽州等六州。

到了嘉靖年间，因江西、湖广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不善织造，准用银钱折价，但浙江与南直今之江苏、安徽，每年征用丝绢二万八千余匹。

到清代时，只剩下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即只有江苏、浙江两省了，且两税均用银两缴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