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庄子》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世说新语》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世说新语》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论语》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诗经》《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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