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它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10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它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不把这个看做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参看第四十一、第五十三两章自明。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整体而向分子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做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做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源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认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虽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它的致命伤。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这话在第五十三章中,亦经说过。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他们仍把社会看做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疑异。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履?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第十五章中,业经说过。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遗,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藉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阶级。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心去推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而且还是昙花一现。这时候,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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