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业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自前206年秦灭汉兴,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着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二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二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途,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但是节制资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遗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着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水为界,则秦界尚在水以西。水,今大同江),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国内乱、戍边者皆去,复入居河南。汉初,其雄主冒顿,把今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汉文帝时,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之地(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脉,略为新疆与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门、阳关,都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后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称为西域,则其界限并无一定,就连欧洲也都包括在内)。汉时分为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塞人属于高加索种,都是居国,其文明程度,远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设官以收其赋税。汉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七日乃解。此时中国初定,对内的问题还多,不能对外用兵,乃用娄敬之策,名家人子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外国君主结和亲之始。文、景两代,匈奴时有叛服,文、景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并没建立一定的对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127年,恢复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于漠北。前119年,又派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匈奴损折颇多。此外较小的战斗,还有多次,兵事连亘,前后共二十余年,匈奴因此又渐移向西北。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张骞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蜀布,问他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今印度)。于是臆想,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当时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当系今自四川经西康、云南入缅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即当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大宛都贵山城,乃今之霍阐),不克。武帝又续发大兵,前101年,到底把它打下。大宛是离中国很远的国。西域诸国,因此慑于中国兵威,相率来朝。还有一个乌孙,也是游牧民族,当月氏在甘肃西北境时,乌孙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借匈奴的助力,把它打败,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乌孙即占据伊犁之地。浑邪王降汉时,汉朝尚无意开其地为郡县,张骞建议,招乌孙来居之。乌孙不肯来,而匈奴因其和中国交通,颇责怪它。乌孙恐惧,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汉朝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它。从此以后,乌孙和匈奴之间有问题,汉朝就不能置之不问,《汉书·西域传》说“汉用忧劳无宁岁”,很有怨怼的意思。按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古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当时的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走出塞,把箕子之后袭灭了,自王朝鲜。传子至孙,于前108年,为汉武帝所灭。将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两道之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至前82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玄菟)。朝鲜半岛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渐染汉族的文化,经此长时期的保育,其汉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输入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今忠清、全罗两道。弁韩、辰韩,今庆尚道)和海东的日本,实为中国文化在亚洲东北部最大的根据地。南方的东瓯,因为闽越所攻击,前138年,徙居江、淮间。南越和闽越,均于111年,为中国所灭。当时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白马。在今横断山脉和澜沧、金沙两江间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滇,今云南昆明县。邛都,今西康西昌县。徙,今四川天全县。筰都,今西康汉源县。冉,今四川茂县。白马,今甘肃成县。巂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间,乃行国)。两越既平,亦即开辟为郡县,确立了中国西南部的疆域。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汉人称为河湟之地的,为羌人所据。这一支羌人,系属游牧民族,颇为中国之患。前112年,汉武帝把它打破,设护羌校尉管理它,开辟了今青海的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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