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卷 清 第三百六十四章 逊帝爱新觉罗·溥仪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三岁登基，以后三度称帝，在位时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长大后谨遵其父醇贤亲王奕劻的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发泄胸中的闷气，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所极力维护的光绪。结果弄巧成拙，胸中闷气未出自不必说，还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再有列强对光绪的态度也还没有改变。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诸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因此，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以笼络控制光绪及载沣。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劻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公元1836年～1918年），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光绪一朝，由一名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累迁至亲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入值军机处，并升到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侧目。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劻，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使其成为京师重地的一个强大武装集团，并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的贪鄙庸劣、要钱不要祖宗，袁世凯的贿买新贵、暗建袁氏武装，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世凯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从自己的升迁调任中，也感觉到气候有些异常，他这时感到自己远不是西太后的对手，因此为长久计，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作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反而使她预感到了某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威胁。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皇太后，虽已届垂暮之年，对权力斗争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至1908年秋，慈禧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怕西太后死在光绪之前，光绪再次执政将报复自己，因此正在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计，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谕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满州贵族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知道自己也将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6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做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溥仪自3岁称帝成了“真龙天子”后，便像以往的皇帝一样，再也听不到别人呼唤他的名字。同、光二帝的后妃及他的祖母、亲生父母都称他“皇帝”，朝廷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及后来他的师傅们呼他“皇上”，太监、宫女和乳母等叫他“万岁爷”或“老爷子”。从这时起，他就被从不同侧面培养和铸造着“真龙天子”的特殊人格。太监们告诉他：地上万物乃至头上的蓝天都是“皇上”的，天下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和奴仆。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生活的灌输使他逐步明白了：他衣食住行一切器物上的黄色，是惟“天子”才能享用的明黄色；在宫廷中，除了同治和光绪两位先帝的后妃，所有的人见了他都要跪倒磕头，不论是平辈兄弟还是亲族中的长辈，也不管是鬓发皆白的老者还是教他读书的师傅，无一例外；他说“饿了”，有人为他喝令“传膳”；他要睡觉，有人为他铺床、洗脚；他要起床，有人为他穿衣、洗脸；他要解手，即有人为他端来大小便器具……总之，紫禁城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城中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在位3年如此，退位后享受民国优待12年间也是这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溥仪自幼年起就逐步树立起天下唯我独尊的信念。

就在古老的紫禁城按照传统模式精心铸造着大清王朝末代“真龙天子”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却早已成为一只破烂不堪的漏舟，无论爱新觉罗氏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再前进半步，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沉没了。

溥仪登基称帝后，遵照慈禧遗旨，由其父监国摄政王执掌朝政，如有重大难决之事，则须向隆裕皇太后请示办法。然而，无论是监国摄政王还是隆裕皇太后，谁也不可能像慈禧生前那样，随意制定推行重大国策，决定文武朝臣乃至皇帝的命运了。

载沣执掌朝政后，迫于形势，为了保住清王朝的统治，一面继续推行慈禧生前确定的以立宪笼络人心的政策，诏令加紧筹备立宪，一面实行加强皇室权力的方针，并立誓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10载瀛台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虽然载沣宣布自己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亲代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令胞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但却指挥不动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找满族重臣商议杀掉袁世凯为兄报仇，不意庆亲王奕劻以“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为由极力反对，只好请示皇太后，隆裕也别无良策。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面多次力保，最后只能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其遣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疴”了事。这既未能斩断袁世凯同中央奕劻、徐世昌等满、汉朝臣的联系，更没有做到解除他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监国摄政王意在保住清朝统治的种种措施和企图，不但毫无成效可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步伐。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廷派出的南下镇压革命党人的北洋精锐，不听满族将帅号令。摄政王载沣万般无奈，只好接受了奕劻、徐世昌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以北洋军为资本，以外国侵略势力做靠山，巧妙地玩弄两面手法，先借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胁迫清廷授予他军政全权，否则即以“病未痊愈”为由，呆在彰德不肯出山；当军政全权到手之后，又利用北京的清王朝、手中的武力和赞成共和的虚假许诺，诱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终做出了只要袁世凯倒戈推翻清廷，拥护共和，即由他出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决定。为了达到据天下为己有的卑劣目的，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誓死反对共和；一会儿又指使他们通电北京清王朝声称赞成共和，如不满足要求，将以兵谏相争，由此要清廷自行退位。他本人则装出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皇太后和摄政王交出政权，免致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子孙，靡有孑遗”的悲剧重演于中国。与此同时，袁世凯一再表示“决不辜负孤儿寡母”（指溥仪和隆裕），并抛出了一个旨在显示他的忠心和促使清廷早下决心的《优待条例》，其中主要条款规定：清帝自行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暂居紫禁城，以后移居颐和园；新建民国政府负责保护清帝原有的私产，并每年拨出400万两以供皇室享用（改铸新式银币后为400万元）。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致命打击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们为了保住大清皇帝称号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穷途末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了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灭亡了，但宣统皇帝的称号保存下来了。此后，不但民国历任总统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无论在私函亦或公文中，都赫然称溥仪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遗老遗少，各地一些大小军阀政客以至像胡适那样著名的“新潮人物”，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前，溥仪仍像退位前一样称孤道寡，役使着紫禁城中的数千人马，过着与退位前相差无几的帝王生活。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样，溥仪6岁即他退位那年，由钦天监选好良辰吉日，开始上学读书了。书房设在光绪小时候念书用的毓庆宫。皇帝上学自然与常人不同。每次上课，都是溥仪先乘坐金顶黄轿至毓庆宫，坐到背北面南的正位独座上，然后由太监奉上当日应学的课本，这时教课的师傅再进来，向他所教的徒弟见礼后开始教读，作为徒弟的溥仪始终端坐不动，更无须向师傅行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

在师傅们的着意培育下，受紫禁城中事事物物的熏染，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心里开始要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了。自幼时起，他先从太监，继而是从师傅们那里，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为可恨的袁世凯和可怕的孙文，他才变成紫禁城里的“皇帝”，而把整个天下“让”给了民国。尽管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些大清旧臣民国总统到吴佩孚、张作霖、陆荣廷等“乱世英雄”，表面上恭敬“大清皇帝”，尽管散居各地的遗老遗少不时地上折请安，登门觐见，声泪俱下地表示要辅佐他“恢复祖业”，一旦讨了“封赏”之后便杳无音信；尽管辫帅张勋1917年率数千辫子军扶他“重登大宝”，也仅仅当了12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宝座”，宣告复辟破产，可在溥仪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师傅们也总是要他卧薪尝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待着天再降“大任”于他。于是，溥仪从10多岁时，就开始在紫禁城中施展“天子”的威风，诚心诚意地学做一名“好皇帝”，准备着一旦风云聚会，天降大任，即出山做一名君临天下的“真正皇帝”。

要做一个“好皇帝”，首先要有驭下的权威和辨忠奸的能力。溥仪还在八九岁时，就在服服贴贴的太监们身上试验过他的权威。当他不顺心时，就打骂太监出气，太监们毫无怨言；当他高兴时，则变着法测试太监们的忠心，太监们任凭摆布。有次他为了证实自己的

权威和太监们的忠心，竟随意挑出一名太监，要其把地上的一堆脏东西吃下去，令他满意的是那个太监二话没说，趴到地上就把脏东西吃了下去。10多岁以后，溥仪便开始在“大是大非”上展示他分辨“忠奸”的能力。在他12岁那年，奕劻去世，其家人上折请求谥法，溥仪想起了陈宝琛常说的奕劻曾如何断送了大清江山，于是便提笔写下了“谬”、“丑”、“幽”等几个字作为“恶谥”，令内务府挑一个赐于奕劻。其生父载沣闻讯后，多方请求改赐，无奈溥仪又哭又闹，寸步不让。后来，载沣叫南书房翰林们拟了一个“密”字，溥仪以为“密”字也不是好字，勉强同意了，等他弄清“密”在谥法上为“追补前过”的意思时，觉得太便宜了奕劻，但想改已来不及了。此事颇得陈宝琛等几位师傅的欢心，在遗老们中间也传颂一时，梁鼎芬还为此在日记中赞溥仪为“真英主也”！

溥仪要励精图治，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的种种努力，尽管结果大都不尽人意，有些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王公和中国师傅们都认为像个“真正的皇帝”所为，而他受报纸和外国师傅的影响所做的一切，却又令他们大失所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在英国师傅庄士敦的有意诱导和影响下，他开始逐步“洋化”，要做一个英国式的开明君主。于是，他“御膳”不“进”，专愿吃西餐；传统服装不穿，硬要穿西服；轿子不坐，却爱骑自行车；好好的辫子不要，硬是剪成了短发；一大群专供“传旨”的活人不使，偏偏装上电话；圣贤书不读，专爱订阅各种报纸。更有甚者，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下令把皇宫中所有的门槛统统锯掉；为了寻开心，他不时打电话要名饭店送上几桌上等饭菜到一个随便胡诌出来的地方去；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竟把“新潮人物”胡适叫到皇宫里来看看是什么模样，甚至自己也常写了些小说、文章、新诗什么的，化名往外投寄一气……

这些都还能使中国的师傅们容忍，但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这就是溥仪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原来，由于受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认为要做一个开明君主，就必须学些新东西，见点大世面，而更重要的是想得到能够左右当时中国政局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在紫禁城里是永远无法办到的。于是，他长时期以赏赐的名义，让二弟溥杰带走了大批清宫珍宝，预做出国经费。但他哪里知道，除庄士敦和溥杰之外，紫禁城中所有人都拼死反对他的出国之行。就在他与庄士敦秘密约定准备溜出紫禁城之时，不知怎么走漏消息，紫禁城里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城外的“皇父”载沣也闻讯赶来，齐刷刷一齐跪到宫门外，阻止其外出，而且声明如溥仪不放弃，就决不起来，成功地破坏了他们的出走计划。这次任凭小皇帝如何暴跳，以“皇父”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和中国师傅及太妃们，死活也不肯让步，因为皇帝一走，全部优待条件等于自动放弃，他们以及靠紫禁城吃饭发财的“皇亲国戚”便会丧失现有的一切。

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恩准”，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亲致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少年“天子”，一后一妃，照太妃及王公们看来，该安顿一阵子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溥仪所以“恩准”成亲，愿意一下子娶两位媳妇，是因为这是皇帝应该有的，并非是以为有什么必要，他这时心里想的仍是怎样逃出紫禁城，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计划着在结婚以后如何开始“亲政”。至于什么夫妻、家庭，压根就没有想过。结果，新婚第一夜，按祖制皇帝和皇后要在坤宁宫喜房里度过，可新郎却被那一屋子的暗红色——红帐子、红被褥、红衣、红裙、红花朵、新娘子的红脸蛋……搞得心神不宁，竟独自回到养心殿静思默想结婚后如何“恢复祖业”去了。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生活。

溥仪被逐出宫时，曾向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鹿钟麟和一队士兵表示他早就不想做皇帝，而要当一名公民，并且说：“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这话虽有其他背景，并非全是谎言，可他所说的“自由”，是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恢复祖业”，庆幸从此摆脱了在他看来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们对他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然而，溥仪在匆匆住进了他父亲的居处北府之后的最初几日，周围的一切使他感到绝望。北府四周由冯玉祥的军队把守，切断了同外界的一切交通联络，身边只有一个屁股上总像有把火，终日团团乱转的“王爷”（溥仪成年后，无论什么场合都称其父载沣为王爷）。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多久，溥仪在北府里感到气候有变。先是不知哪里去了的师傅和王公大臣陆续出现在身边，接着就不断传来一些使他宽慰之余觉得振奋的消息：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民国当局提出了“抗议”，接着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捎来口信说，为保护北府安全，北京日本兵营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段祺端发出了声讨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并且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逼走了冯玉祥，继而又重新组织了临时执政府，出任执政。于是，先后汇聚北府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恢复祖业”纷纷为溥仪出谋划策。可如何恢复祖业呢？有人请他先去东交民巷使馆区，以确保安全；有人建议要设法“出洋留学，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成其大业；而以王爷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们则要他留在北府，争取恢复优待条件。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极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在纷纷嚷嚷的吵闹声中，溥仪以为上策是先寻得安全自由的栖身地，然后再徐图大计。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北府这座束缚他的牢笼，甩掉那批无用的王公世爵。于是，他和陈宝琛、庄士敦、郑孝胥、罗振玉等几位师傅和“股肱之臣”秘密定计，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进德国医院，逼走“王爷”派来监视的随员，急急忙忙钻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在使馆里，溥仪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泽夫妇极为“热情殷切”的招待。公使为这班前清皇室及随行人员腾出一座楼房，并倒出礼堂，大肆装点布置，为溥仪19岁寿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虽然在外国人的使馆里做寿使他伤感，但隆重的庆祝仪式和庞大的祝寿队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发誓，要为“恢复祖业”大干一场，这次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想不做，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馆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严密“保护”前往天津，准备在那里从事实现理想中的大事业。

到天津之初，溥仪一度仍打算出洋，可这时吴佩孚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向他磕头问安，他因此认为还是在国内才有可能推动复辟大业，动摇了出洋的念头。

自吴佩孚上书称臣，张作霖磕头问安之后，溥仪联想张勋利用辫子军拥立自己的再度登极与退位，这一次的被迫出宫，以及当时中国与军阀混战密不可分的政局变幻，以为武人固然可恨，不过没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宝”无异比登天还难。因此他决心改变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数年，他“降贵纡尊”，凡上门求见的大小军阀，一律不用再行叩头礼，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与常人一般平起平坐；凡表示愿为“恢复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残匪败兵，他都有求必应，花费大量金钱财宝加以笼络。

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驻津7年，他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另外还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以3600元年薪雇用奥国流亡贵族到欧洲各国游说；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复国”（指推翻苏联政权，恢复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复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是自“北京政变”以来，一直把他当作“皇帝”加以“保护”的日本国。

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制造了令溥仪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劝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麟，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溥仪认为“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不惜一切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不要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但溥仪为了将多年来“重登大宝”的美梦化为现实，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之初，曾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见溥仪，态度诚恳地请这位“宣统皇帝”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词回答了溥仪最关心的问题，谓“新国家”毫无疑问“是帝国”，至于“宣统帝”如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的“帝国”，等到了沈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沈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美梦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坂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复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无奈，“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

里变成了“阁下”，甚至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儿子进言曰：“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做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重登大宝”，即行引退。

1932后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后者则因为“开明通达”，赞成“共和”，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复祖业”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3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恩赐给他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同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1个月，日本人就以“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

再有，继郑孝胥之后，伪满洲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散会后即遭逮捕，以“反满抗日罪”被砍了头。还有关东军在“宫内府”增设了“宪兵室”，严格监视进出人员，检查来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将溥仪精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拘留，后经溥仪亲自道歉，才选用部分加以改编，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其余则作为“肇事祸首”统统“驱逐出境”。

至此，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国皇帝”是不可能了，不过这时他还不觉自己现有地位和人身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清国”的“龙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郑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论的，日本人离不开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强了对他的限制，不但不准他同外人接触，而且连前来为他祝寿的亲属，也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只准行礼告退，不许说话逗留。溥仪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从事，“恢复祖业”既然无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丢了现有的“皇帝”尊号。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炮制的“帝位继承法”。

溥仪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复祖业”和早日“重登大宝”，无如屡经变故，夙愿难偿，以致经年累月心绪烦躁，夫妻生活极不正常。

至1937年，溥仪而立之年已过，膝下仍无子无女，就在这一年由关东军一手安排，为溥杰找了一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儿，并在东京成了亲。随后，关东军即责令“满洲国国务院”抛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大意谓“满洲国皇帝”归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就由弟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溥仪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来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位继承人，因为关东军也曾劝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为由给拒绝了。在溥仪看来，“大清”的“龙子龙孙”，血统必须纯正。“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溥仪觉得这不仅是“大清”统系断绝的象征，也是他个人性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标志。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唯关东军之命是听，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百姓，屠杀各界爱国人士及无辜民众，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在天津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才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2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像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弛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度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

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

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革”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仪去世之时，正值十年动乱，后事较难处理。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特别指示，说“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在年过八旬的载涛的主持下，聚会讨论决定将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新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对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置于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