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卷 北宋 第二百七十四章 英宗赵曙
宋英宗,名曙,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改名宗实。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立为皇太子,又复名曙。是太宗曾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生,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卒。终年36岁。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赵祯因病暴崩,皇后曹氏传下仁宗遗诏:皇子赵曙嗣继皇帝位。
仁宗景祐初年,保庆皇太后(真宗杨淑妃)见仁宗荒于酒色,体质羸弱,恐其绝嗣,便劝说赵祯,早选宗子养育宫中,以为继嗣。仁宗以为然,便以允让多子,选其年未龆龀的幼子十三抚养于皇后之所。
十三入皇宫后,赐名宗实,授官左监门率府副率。次年,晋为右内率府率,迁左千牛卫大将军,左领军卫将军。宫中生活是极为优越的,活泼伶俐的宗实又得仁宗皇后曹氏、美人苗氏尽心鞠养,也为仁宗皇帝所钟爱,但年幼的宗实却时常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时还吵着要回家。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六月,年已8岁的宗实迁官右千牛卫大将军,被答应离开皇宫回家居住。尽管皇宫生活锦衣玉食,但是,宗实似乎没有特别的留恋,他欢天喜地地回到了想念已久的父母身边。
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嘉祐六年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上书仁宗,乞早定皇嗣。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嘉祐七年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箱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
嘉祐八年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是为英宗。
英宗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初一,英宗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守丧3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极力反对。英宗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
英宗身体很差,仁宗大殓之日,英宗病情恶化,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英宗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英宗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英宗,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英宗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容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心腹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英宗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乖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英宗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帝后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英宗,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英宗。韩琦也以“孝道”相劝,使英宗逐渐有所感悟。
次年,即1064年正月,改元治平。英宗始昏定晨省,奉侍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为平息。为彻底消除英宗的疑忌之心,和睦两宫关系,韩琦又向英宗提出,欲请太后撤帘还政。英宗顾忌太后的面子,不予准许。韩琦则决计出面为英宗解难。
正月十三日这天,韩琦选取10余件军国要事,禀奏英宗裁决,英宗伏案挥笔,顷刻处理完毕。韩琦然后去见曹太后,条奏英宗所裁决的10余事,请太后覆阅,每事都得太后亲口称善。等奏事完毕,韩琦列举了一些前代称贤的母后,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太后若能撤帘还政,诸贤后所不及。”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台谏前日也有章疏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太后何日撤帘?”太后闻听韩琦之言,身不由己地突然站起。韩琦遂高声命令左右人说:“太后已令撤帘,何不赶快遵行?”仪鸾司内侍随即走出,把帘帷撤下,太后匆匆进入后宫。从此,英宗开始每天在前后殿独决政事。
治平元年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和吕诲率先上章,弹劾深受太后宠信的内侍任守忠离间两宫,擅取库宝,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继之,司马光更列其十大罪状,乞斩之于都市,明示四方。英宗采纳光、诲所言,欲责任守忠之罪。在未及议贬之时,宰相韩琦恐夜长梦多,遂在政事堂与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执政大臣,共同签发一道空头敕令,即日将任守忠黜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又把其余党史昭锡等一律斥出,贬黜流放。此后,司马光等再上疏劝谏英宗恩遇太后。英宗遂借进问太后起居之机,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请求宽宥。自此两宫的恩怨才逐渐消融。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英宗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英宗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英宗生病、两宫不和,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五月,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英宗即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外廷忽然传言,说英宗生父濮王已议定称皇。英宗随后下诏,一面说遵行太后圣旨,一面谦让不受尊号,只称濮王及诸夫人为亲,并令以濮王及诸夫人坟茔为园,即园立庙,以奉祠事。令其兄宗朴为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尊崇濮王之礼因此而定。
在尊崇濮王的争论中,朝臣互不相让,多人获罪。英宗不惜牺牲台谏官,来保全支持自己尊亲父的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表现了对韩、欧诸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韩、欧等人因此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辅佐英宗。
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还在仁宗朝,他与范仲淹就因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仁宗晚年,他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英宗即位后,特起复富弼为枢密使。他如亚相曾公亮,娴于法令;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升,通于治术。英宗虽长时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长期不和,赖以上诸大臣辅佐,政得以安。他病愈以后,雄心勃勃,力谋天下大治,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英宗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问道:“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英宗听纳。
治平元年闰五月,赵曙起用在仁宗朝就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治平二年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英宗起用了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英宗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的时候,西夏却加紧了对宋朝的入侵,使英宗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入侵。
对西夏的入侵,英宗先是仅遣使诘问,以后才采纳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15万人守边。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沔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英宗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英宗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治平三年九月,夏再次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烧毁沿边村寨,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而退。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从仁宗朝以来,内外因循、惰职贪官习以为常,渐形成冗官局面。英宗虽欲力革积弊,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一官之阙,三人竞逐的情形。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益多,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渐加重。英宗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糜烂也感气愤,曾欲惩治,但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却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使英宗不堪应付,治平三年十月,他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自英宗病后,皇长子赵顼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颢、赵君页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一天,宰相韩琦看望英宗,退下时赵顼送韩琦等至门外,满怀忧虑地问韩琦怎么办。韩琦低声嘱咐赵顼说:“愿大王尽心服侍皇上,朝夕莫离左右。”赵顼恍然大悟,点头应允。
到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的病更加严重。从他得病之日起,便失去说话能力,凡军政大事需他裁决,都是用笔书写在纸上。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琦率大臣入问起居,见英宗面容憔悴,虽凭几危坐,已是困惫难支,于是进奏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恐,宜早立皇太子,藉安众心。”英宗尚未有所表示,韩琦已把笔纸递了过去。英宗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韩琦又说:“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请早下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英宗于是用颤抖的手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正月初一元旦,韩琦率诸臣进宫恭上尊号,又入福宁殿朝贺。但英宗并未露面,群臣只对着威严的帝王御座,舞蹈贺礼一番,依次退出。
正月初八,英宗去世。当年八月,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县境),谥曰“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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