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卷 北宋 第二百七十一章 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两年又改名炅。是太祖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生，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卒。

经过多年的闯荡，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比他小12岁的匡义只是一个供奉官都知，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匡义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所以他也从小学习弓马，并参加过一些战阵之事。据后来太宗自己回忆说，他16岁那年，曾跟随父亲赵弘殷南征，屯驻于扬、泰等州。他多次与敌将交锋，敌将往往被他射落于马下。赵匡胤当时驻兵在六合，听说他的弟弟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匡义18岁的时候，跟随周世宗和赵匡胤，攻打下瓦桥关和瀛州、莫州。其后，当时22岁的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胞弟的赵匡义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匡义与赵普部署诸将领，列队包围匡胤寝所，“逼”他黄袍加身。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

因此，赵匡胤一当上皇帝，即任命匡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五月，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即让匡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八月，匡义领泰宁军节度使之职。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匡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七月，太祖任命匡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时，为了避讳，匡义改名为光义，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光义向赵普学习处事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到开宝元年（公元976年）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做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从正统的封建世袭制角度看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割据漳泉的南唐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10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这3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3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

“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惟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所写的碑刻、匾额今日犹可见到，他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到处题字。有人荐举赵州隆平主簿王著在书法方面颇有家传，太宗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令他详定韵篇，后又迁为著作郎，充翰林侍书。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将5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十月大将折御卿进贡花鹰，太宗让人放生了。

太宗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6万多人，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太宗本人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

太宗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太宗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夏四月，太宗下诏：“诸州大案，长吏不亲自处理，往往胥吏旁缘为奸，拖延经年不能结案。自今长吏每五日处理一次案子，查证确实者即可决断。”为了不让全国有拖延不决的案子，于是规定办案的3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须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京城郊有一农民到官府击登闻鼓，为的是丢失了一只貑猪。太宗听说，让人赐给那农民钱一千，偿还其猪钱。太宗对宰相说：“如果像这样的小事也费力气去断案，未免太可笑了。但是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

太宗接受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太宗不许，说：“朕读前代史书，宦官干预政事，乃国之大忌，所以历朝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就是参政的开端。只能授以别的职衔。”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太宗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于王继恩。

太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对太宗奏事，太宗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皇帝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太宗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

太宗之得以登上皇位，是经过了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当上皇帝之后，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确保皇位，防范变乱。一面防范武将专权，另一面防范是他自家人。

在高梁河之战中，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从征幽州。当宋军溃败之际，太宗与主力部队失散，军将们怀疑皇帝遇难，觉得军国不可无主，商量着立德昭为皇帝。后来知道太宗还活着，这事就作罢了。事情虽未成，但被太宗知道，恰好触犯了忌讳，心里很不高兴。以往作战，回师后都要按功劳大小颁发奖赏。这次太宗还京多日，也不见行太原战斗之赏，军中议论纷纷，诸将不免多怀怨望。德昭心直口快，恐怕军心浮动，乃入见太宗，请给军将叙功行赏。太宗不等他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还行什么赏赐？”德昭分辩道：“征辽虽然失利，但是平定了北汉，再说各军也不可一概而论，陛下应该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太宗大怒，吼道：“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赐也不晚！”德昭非常惶恐，低头垂泪，默然出宫。本来他所处的地位就很微妙，现在见叔父分明是猜疑他有夺位的野心，回到自己的住处，默念父母早逝，没有依靠，虽有继母宋氏和弟弟德芳，但宋氏被迁往西宫，出入行动都不自由；弟弟年纪尚小，不懂事理，觉得自己满腹幽衷，无可倾诉，顿生短念。他问左右侍者：“你们谁带着刀？”左右忙答道，宫中不敢带刀。德昭走出房门四处寻觅，见茶酒阁上有切水果的刀子，他趁人不备，拿了刀关上门，自己往颈上刺去。等别人开门来救，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宫中急忙报知太宗，太宗亦觉出乎意料，前往探视，见其惨状，抱尸大哭道：“傻孩子，我不过说你几句，你就这样！”于是命令厚葬，并颁诏追赠德昭为中书令，追封为魏王。德昭身后留下5个儿子。

太宗初即位时，延美的儿子也和太祖、太宗的儿子一样称皇子，女儿称公主。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进封延美为齐王，后封秦王。延美也和光义当年一样当了开封府尹，并兼中书令，位在宰相上。外界的舆论都说帝位将依次相传。等到德昭自杀，一年后23岁的德芳也不明不白地夭亡，延美才开始感到不安。

一天，忽有太宗当年为晋王时的旧僚柴禹锡、赵熔、杨守一等进宫，向太宗密奏，说延美骄恣不法，谋以自立，宰相卢多逊与延美关系密切，可能有沟通情事。这话正触动太宗的疑忌，于是召赵普密商。赵普说：“臣算开国旧臣，曾与闻昭宪太后遗命，备受朝延恩遇，然因臣性格直率，反被权幸所谗。”原来太宗未登极时，曾有人告发赵普讪谤晋王光义，赵普曾上疏自辩，太祖将奏疏贮藏于金匮。然而太宗不知，故对赵普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听赵普一说，即命近侍找到赵普以前的上疏，大为感悟，召赵普入宫，对他说：“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的非了。从今以后，才识卿忠。”于是授赵普为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并命密察延美事。赵普与延美本无宿怨，不过一来为报复卢多逊曾向太祖揭发自己的门人贪污受贿的旧怨，二来为得太宗欢心，只得从延美下手。不久，察得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延美之事，上奏说卢多逊盼望太宗晏驾，延美即位，延美并私赠给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当即下诏降卢多逊为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捕系参与其事的中书堂吏赵白及秦王府孔目官阎密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讯鞫，卢多逊及赵白等一一伏罪。太宗下令降延美为涪陵县公，举家迁往房州（今湖北省房县）。延美独对孤灯，凄凉难奈，他默颂着曹植的七步诗，同样想不通：“既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由于气郁成疾，日渐消瘦，不到一年，就病死在房州了。讣音奏达朝廷，太宗呜咽流涕，对宰相说：“延美自少刚愎，长大后越发凶恶，朕因他是至亲，不忍置之于法，让他暂时徙置房州，闭门思过，方欲推恩恢复其旧位，谁料他这么快就殒逝了，能不痛心！”下诏追封为涪陵王，赐谥曰悼。从此，与太宗争夺皇位的人完全被清除了。太宗此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硬说延美与己非出一母。当时太宗兄弟五人已死其四，杜太后亦已不在，太宗之语无人敢驳。

太宗的长子元佐，为李妃所出，自幼聪慧，长得也像太宗，太宗一直很喜欢他。年长后，有武艺，擅骑射，曾跟随太宗北征太原、幽蓟，回京后拜检校太傅，加职太尉，晋封楚王。叔父延美触犯了太宗时，元佐力为营救，再三请免其罪，屡受太宗的呵斥。后来他听说延美的死讯，悲愤不已，酿成狂疾。左右有小错，也要手操刀剑砍杀；仆吏从庭前经过，往往弯弓射之。太宗亲自严加训诲，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厉害。太宗很是忧愁，请太医延治，稍有好转。太宗听说颇感欣慰，特别大赦天下。

九月九日重阳节，太宗兴致很好，赐近臣到李昉家中宴饮，并召请诸王宴射苑中。因为元佐病还没全好，就没让他参加。到了晚上，诸王宴罢归去，路过元佐府前，恰好元佐在门外，知道这事，大为恼怒，索性在院内放起火来，殿阁亭台，漫延烧去，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等到众人去救，已烧了大半。直烧到天明，还没救灭。太宗听说楚王宫中失火，猜想可能是元佐所纵，命押赴中书，派御史按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派王仁睿传话说：“你身为亲王，富贵已极，为何如此凶悖！国家典宪，不可私违，父子之情，从此断绝。”元佐的弟弟陈王元佑以及宰相近臣，都前往号泣营救，太宗挥泪道：“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遵家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没想到我家也有这种事！”命将元佐削去封号，废为庶人，安置于均州。宋琪等率百官伏阙拜表，请太宗恕他病狂，仍留京师。太宗余怒未消，不许。宋琪等再三奏请，方下诏召还。当时元佐已行至黄山，召还汴京后置于南宫，使人监护，不通外事。楚王府中官僚都上表请罪，太宗说：“朕教训他都不从，岂是你们所能赞导的？”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开宝皇后即太祖之妻宋氏病死，太宗不成服（穿孝），连群臣亦不命临丧。当年太宗立元侃为太子。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寇准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到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太子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大醉方罢。

至此，自太宗继位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自真宗至南宋高宗，6代8个皇帝都是太宗一系子孙。直到高宗赵构，因无子，过继太祖七世孙，即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立为太子，是为孝宗，以后的八个皇帝又转入太祖一系。北宋南宋各9个皇帝，匡胤、光义兄弟并称“祖宗”，他们的后代各有8个做了皇帝。兄弟二人轮流当皇帝，其后代也轮流往复，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并且北宋亡在太宗一系手里，南宋亡在太祖一系手里，真可谓平分秋色了。

太宗于至道三年三月去世，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