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宦官俱文珍与剑南节度使韦皋等藩镇势力联手,逼迫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在宦官势力的压力下,顺宗退位为太上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改元永贞。唐宪宗即位时28岁。他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唐宪宗刚即位,就一反对藩镇迁就姑息的常态。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其节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上书朝廷,请求代韦皋为节度使。宪宗马上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入朝为给事中。

自唐中期以来,地方藩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入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朝廷只能顺从,事后追认,而不能更改,否则便联兵反叛朝廷。朝中宰相杜黄裳分析这一形势,力主振举纲纪,制裁藩镇,宪宗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刘辟未当上节度使,便发兵攻围梓州。宪宗力排众议,采取杜黄裳的建议,先拿刘辟开刀。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命左神策军节度使高崇文等率军讨蜀。高崇文是唐将中名位较浅但有勇有谋的将领。他率军自斜谷出兵,一路严申军纪,斩关夺隘,所向皆捷。自正月出兵,至九月唐军便攻克成都,生擒刘辟,平定了叛乱。

就在宪宗讨蜀之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致仕,留自己的外甥杨惠琳为知夏绥留后,不肯交出兵权,勒兵阻止朝廷派去接任的节度使。宪宗果断地命令河东、天德军出击杨惠琳,平息了杨惠琳的反叛,传首京师。这样,宪宗上台的当年就初试锋芒,取得了同藩镇斗争的初步胜利。

蜀、夏二地的平定,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量,许多藩镇纷纷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不得已,也请求入朝。宪宗应允,遣使慰抚,并讯问行期。李锜原只想随便表示一下,便一再推延。宪宗果断下诏,征李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锜遂举兵反叛。宪宗早有准备,随即下诏削去李锜的官爵及其唐宗室的属籍,发兵平叛,不到一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然而,平定藩镇势力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已有几十年不奉唐朝的诏令了。这次见朝廷的威信日益提高,他们都在寻找时机,再同朝廷一决胜负。

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纷纷仿效王士真,以自己的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即代领军务。王承宗为了使朝廷册命他为节度使,假意献出德、棣二州,可当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之后,又将德、棣二州收归己有。宪宗遂决定出师征讨。

许多朝臣见宪宗西取蜀地刘辟,东取吴地李锜,不由得忘乎所以,纷纷劝宪宗举兵河北。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头脑十分清醒,都力阻宪宗出兵。然而宪宗由于前几次平叛连连得手,急于平灭藩镇,低估了河朔势力,没有采纳李绛的意见。元和四年,宪宗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宦官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

唐宪宗是由宦官的拥戴当上皇帝的,所以他对宦官颇有好感。轻率出兵已是失策,任命宦官为军事统帅则更不合事宜。以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代表的朝廷大臣都极力反对,但宪宗仍不以为然。

当时河北的形势是,成德王承宗在北,魏博田季安在南,卢龙镇刘济又在成德之北,淄青李师道在东。他们都权衡利弊,或虚张声势,响应朝廷,实则逗留不前;或拥兵观望,看风使舵。刘济引全军攻乐寿(今河北献县),相持不攻;李师道、田季安均引军各攻一县,即停兵不进,表面上参加平叛,实则等待时机出手援救王承宗,袭击官军。

吐突承璀来到前线,威令不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连左神策军大将军郦定进都战死。郦定进曾参加过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争,力擒刘辟,在军中以骁勇闻名。他一死,官军士气顿时低落。到这时候宪宗才明白,河北竟是这样错综复杂,强大难制,这场战争已不能自拔,无法再打下去了。宰相裴垍在危急时刻,设计擒灭卢从史,平定了昭义,清除了内患,才使形势稍有好转。王承宗见昭义覆灭,失去内应,上书向朝廷请罪,假意表示愿输纳贡献,请派官吏。朝廷官军在河北旷日持久,早已力难支敌,宪宗正好趁坡下驴,赶忙下诏罢兵。

讨伐王承宗的失败,并没有使宪宗改变制服藩镇的决心,但他改变了以前一味出兵征讨的办法,转而使用恩威并济的策略。

元和七年(公元821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按照惯例,其11岁的幼子田怀谏为副大使,总揽军务。朝中宰相李吉甫等人力主宪宗再次出师征伐。宰相李绛却不主张出兵,他分析道:河北藩镇节度使,恐部将权力太重,都分兵以隶诸将,互相牵制。当节度使为严明主帅时,能控制住这种局面。但田怀谏是个11岁的幼童,其军权必将由别人代理。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田氏必为部下诸将所杀。因为其他藩镇也怕部将以灭自己,对杀主帅者决不容忍。杀田怀谏代为主帅者,必遭邻道所攻。故杀田氏者如不归依朝廷为援,马上会被别的藩镇吃掉。所以,朝廷不须出兵,只须训练士马,以观其变。如有魏博部将来效命朝廷,当不吝啬爵禄,厚加赏赐,使其他藩镇得知,也怕部下效法,都惊恐不安,他们就会恭顺朝廷了。这一番切中要害的言语,说得宪宗心花怒放,连连点头称善。

后来事势的发展确如李绛所料。田季安的部将田兴举兵擒田怀谏,归附朝廷,并表示愿守朝廷法令,输纳贡赋,请中央委派官吏。宪宗派使者前去抚慰,以观其变。李绛劝宪宗直接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田兴感念宪宗的恩德,对朝廷忠心不二,河北各镇屡遣游客前来,要他背叛朝廷,遵河朔旧约,田兴终不为所动。终田兴之世,魏博镇一直是朝廷倚重的力量。河朔三镇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

元和九年,宪宗一朝最有成效的一次讨伐藩镇的斗争又开始了。原来,淮西镇(亦称彰仪)节度使吴少阳在蔡州(今河南汝南),一直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谋反朝廷。宪宗早就有意征取蔡州,因忙于讨伐王承宗,一时抽不出手来。这年,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关东为其驱掠者千余里,甚至骚扰到东都洛阳附近。宪宗遂派严绶督诸道兵讨吴元济。

各藩镇都有守望相助,共抗朝廷之心。成德王承宗数次上书为吴元济说情,均遭宪宗拒绝,后又派人游说朝中主持军事的宰相武元衡,被元衡叱退。遂又上书诽谤元衡,并派兵四出攻掠,以向中央示威。淄青的李师道更是个阴脸狡猾且又十分毒辣的家伙。他见上书为吴元济求情无效,便施展阴谋诡计,暗助吴元济。本来朝廷征兵没有淄青,他也派将领率2000人去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则待机而动,支援淮西。又派刺客奸人在洛阳、长安四下活动,制造恐怖。于是,群盗并起,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杀,宰相裴度被刺客击伤。一系列恐怖事件,搞得朝野内外人心恐惶,草木皆兵。许多大臣劝宪宗罢兵。

还有个宣武镇节度使韩弘,依仗兵力,10年不入朝,宪宗以他为讨伐淮西诸军都统,他故意拖延。在讨淮西的诸军将领中,只有陈州刺史李光颜战功卓著。

前线统帅严绥懦弱无能,又有宦官作监军,对诸将加以监视,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过错全落在诸将头上,弄得将帅谁也不肯出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出师3年,仍不能奏效。

唐宪宗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表现了明断精神。他先撤掉严绶,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事攻战。高霞寓大败于钱城,许多大臣都准备入劝宪宗,宪宗先堵住他们的口说:“胜负兵家之常。”宰相裴度因遇刺卧病,许多人都请求免裴度之官,以讨好藩镇,宪宗坚决地说:“若罢度官,使奸谋得逞,用度一人,足以破贼!”对前线作战不利的将帅,他坚决撤掉。高霞寓战败后,又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仪节度使,申、光、蔡、随、邓等州观察使,后又以名将李愬为唐、随、邓州节度使,率军进讨淮西。

到元和十二年,讨伐淮西的战役已有4年之久,国家馈运疲弊,宰相裴度自请往前线督战。宪宗任他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指挥全军,为了使裴度能顺利平定淮西,对裴度言听计从。裴度来到淮西前线,奏请取消了监军的宦官,使将领能够独立处理军事,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又信用李愬、李光颜等一批名将,整顿前线军务,改变了以前军令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元和十二年冬,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9000士卒,突袭淮西镇治所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叛乱头子吴元济。淮西自吴少诚以来,唐官军不至蔡州32年,宪宗经过4年的艰苦平叛,终于复将淮西收归中央。

吴元济的平定,使河北藩镇对朝廷刮目相看,纷纷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归顺。横海节度使程权,割据沧景三世,共传四任,此时举族入朝;成德王承宗一扫过去的嚣张气焰,也赶忙派使送二子入朝为质,并献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卢龙镇刘济已死,其子刘综代之,亦专一归顺。

淄青镇的李师道在平定淮西时,为吴元济撑腰打气,闹得朝野不得安宁。淮西灭亡后,李师道仍负隅顽抗。元和十三年五月,宪宗下诏征讨李师道。这次今非昔比了,李师道孤立无援,没有一个藩镇敢帮他的忙,只得孤军顽抗。在官军万众一心的攻击下,李师道很快就被剿灭了。

自安史之乱后,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曾同中央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最后终于一一相继被平定,唐朝重新创造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唐宪宗不仅在同藩镇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气魄,在用人纳谏方面也颇具选才任贤的眼光和采纳忠言的大度。

宪宗即位后,渴求治国平天下的贤才帮助,厌弃贡献奇珍异兽来博取他欢心的佞臣。

宪宗一朝,十分注意选拔和任用宰相。在他当太子时就留心这个问题。上台后,经常和群臣一起讨论历代择用宰相的利弊得失。选择了像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崔群等一大批正直且有经国大略的名相。

杜黄裳为宪宗首开削平藩镇之略,当西川刘辟叛乱时,公卿皆认为蜀道险远,不宜出兵。杜黄裳力主讨蜀,并推荐高崇文为军事统帅。高崇文不仅勇敢善战,而且正直无私,对藩镇首战告捷,立下大功。

李绛不仅有谋略,熟悉天下藩镇形势,而且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凡朝臣对宪宗进谗言,陷害忠良,李绛都加以辩解,匡正了宪宗不少过失。

李绛敢于直言,不肯巴结皇帝,宪宗反倒更加器重他。元和六年,择他为宰相。李绛又劝宪宗,国家艰难,府库空虚,应节衣缩食,不可纵恣声色。宪宗听了很高兴,称他为“真宰相也!”就在这一年,江淮发生大灾荒,可当地御史却谎报丰年。李绛奏请,制裁弄虚作假的御史,蠲免江淮租赋。又奏请宪宗在振武、天德两地开置营田。4年间开田4800顷,获谷四千余万斛。像这类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宪宗都一一采纳。在李绛为相期间,协助宪宗平定藩镇、整顿吏治、纠正弊政,成为当时一代贤相。

宪宗时,也有的宰相唯唯诺诺,每逢大事,不置可否,只知随声附和。如权德舆就属于这一类。李绛与李吉甫常在宪宗面前争论,权德舆居中不发一言,谁也不得罪。宪宗非常鄙视他,不久就免了他的宰相。

宪宗一朝,无论是同藩镇的斗争,还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转机,虽不能同前期相提并论,但在唐后期算得上是最好的局面,这与他能任用李绛、裴度等一代名相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官员的选用上,宪宗也注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在宪宗的臣下中,左拾遗元稹善指陈朝廷得失,宪宗嘉纳其言,时常召见他;白居易作诗规讽时事,传入禁中,宪宗大为赏识,召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李藩知无不言,皇帝的制敕有错误也敢指正,宪宗择他为宰相;翰林学士崔群谠直无隐,受到宪宗高度信任。

由于宪宗能知人善任,故而当时人才济济一朝,杜黄裳、李绛、裴度为其运筹划谋,总举大纲;李愬、高崇文、李光颜等为其南征北战,平定各地;杜佑、白居易、韩愈为其舞文弄墨,草制诏敕。唐后期人才之盛,莫过于宪宗。

由于宪宗注意随时采纳众言,避免了许多过失。如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有人在宪宗面前进谗言说,大臣郑絪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互相勾结,泄露朝廷机密。宪宗很气愤,但他没鲁莽行事,而是先让李绛谈谈自己的看法。李绛知郑絪为佳士,劝宪宗不要听信奸臣挑唆,详细查明原委,一大冤案得以避免。

在宪宗的鼓励下,甚至有的大臣敢于据理力争,抗旨不遵。元和八年,有一僧人鉴虚,以财货结交权贵

,受藩镇贿赂,横行不法。御史中丞薛存诚将其拘禁。权贵宦官们都争着为他求情,宪宗也因得过他的好处,欲释放他,遭存诚拒绝。后宪宗又派宦官到御史台宣旨,存诚坚持不放人。他回答宪宗说:“陛下一定要释放此僧,请先杀臣,不然,臣期不奉诏!”宪宗不仅不怒,相反嘉奖了薛存诚,罪大恶极的鉴虚终被杀死。

由于宪宗能够采纳众言,择善而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以兼听而不偏信,明辨是非,大臣也敢于直陈己见,宪宗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一统藩镇的事业,而且君臣之间感情融洽,激发了朝臣们为国效力的忠心,因此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大有中兴唐朝的气势。

唐后期有许多帝王,或昏庸无能,受人左右;或聚敛财富,纵恣声色。真正务实勤政,励精图治者,也得算上宪宗。在他前期,致力于收拾当时天下残局,为恢复唐朝的一统江山运筹谋划,召见群臣,处理万机,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寻欢作乐。

在一班朝臣的辅佐下,宪宗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当时的政治初步走上轨道。如唐后期,诸道官吏进京,都要送财物给皇帝,以巴结皇帝,求得升迁。元和三年,宪宗下令,诸道官吏来京,不得进奉。知枢密使刘光锜奏请派使者到各地颁布这个诏令,想私自分割这些进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反对派使,主张通过驿站传递。刘光锜说这是以前的旧例。宪宗也看透了他的心思,不耐烦地说:“以前旧例对,就照着做,不对,为什么不改过来!”

对各地因战乱,灾荒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宪宗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即位之初,他曾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察官吏臧否,百姓疾苦,结果潘孟阳到处游宴纳贿。宪宗马上免去了他的度支、盐铁副使之职,并把这件事时刻记在心里。元和四年,南方旱饥,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贫民。临行时告诫他们说:“朕宫中用帛一匹,皆有账薄,惟救济百姓则不吝啬。卿等应深识朕意,勿效潘孟阳专事饮酒游玩。”

后来,他又批准李绛、白居易的奏请,诏令天下: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生。在同藩镇的斗争中,对受藩镇残害的百姓一概进行安抚。诛灭镇海李锜后,有司请求籍没李锜的家财,以输京师。宪宗从李绛奏请,以李锜家财代替浙西百姓当年的租赋。宪宗前期,国家没有统一,政府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宪宗也曾聚敛财货,但他并没有用于供自己挥霍。

前期的唐宪宗,可算得上一个有道明君。可惜他在完成了自己的辉煌功业之后,忘乎所以,逐步骄奢放纵起来,信用群小,拒谏饰非,大兴土木,求神仙长生之术。

平定淮西吴元济是宪宗政治上的转折点。元和十三年,宪宗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将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认为淮西初平,不宜营缮太多,希望宰相裴度劝谏宪宗。裴度代为转奏,宪宗大怒,将二人贬官。又命疏浚龙首池,筑承晖殿,自此土木之役日趋增多。宫中所费也越来越奢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盐铁转运使程异多次向宪宗进羡余(官员以赋税盈余献给皇室的财物),以供费用,宪宗则提拔二人为宰相。消息传出,朝野惊骇。裴度、崔群极陈此二人资性狡诈,盘剥百姓,克扣军饷,天下共愤,要宪宗收回成命,宪宗非但不采纳,还指责二人为朋党。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相贡献,元和进奉之弊愈演愈烈。

这些财富都是官吏们通过刻剥百姓、贪污中饱得来,而宪宗来者不拒,受之不愧,且贪婪无厌,胃口越来越大。

唐宪宗自以为功成名就,也就失去了那种信任群臣,从谏如流的作风。转而喜欢那些取媚阿谀自己的侫臣,对指责自己失误的忠直之言越来越感到不顺耳了。自引皇甫镈、程异入相后,裴度、崔群等正臣逐渐被疏远,最后被排挤出朝。皇甫镈得宪宗宠信,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裴、崔二人是宪宗后期的名相,宪宗依靠他俩平定淮西,补偏救弊,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自二人去后,一班奸佞群小围绕在宪宗周围,政事日坏,朝廷黑暗,朝野上下,对奸臣所做所为人情汹汹,个个切齿。而宪宗本人已听不进他的臣民的呼声了。

宪宗晚年,也喜欢起神仙长生之术来。有功德史奏报,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宪宗派宦官率众佛生迎至禁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回供奉。在他的带动下,掀起了一股迎佛骨的佛教热潮。王公士民解衣散钱,争相供奉施舍,至有倾家荡产者。刑部侍郎韩愈上书表示反对如此推崇佛教,被贬为潮州刺史。

宗正卿李道古与皇甫镈勾结,说山人柳泌能制长生药,宪宗大感兴趣,把泌召来炼药。柳泌又进言说天台山有神仙,多灵草。宪宗信以为真,任他为台州刺史。群臣劝阻无效。

到元和十五(公元820年)年,宪宗因服金丹,性情日加躁怒,左右宦官稍有不顺意,即遭责打,至有因此而死者。宦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宦官陈弘志发难,宪宗被弑,宦官将其死因隐讳,对外宣称药发。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操纵。宪宗葬于景陵,谥“神圣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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