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西晋 第四十二章 武帝司马炎

公元265年，在洛阳的一处宫殿里，新皇帝正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口吻，语言接受着魏帝曹奂的禅让，这个新皇帝就是司马炎。至此，司马氏家族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也开始了他25年的皇帝生涯，死后被谥为武帝。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与司马昭抗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才得以成为父业的继承人，并最终登上皇位。

司马炎接受禅位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那乖戾、残忍、荒淫的天性在绝望的环境中更向病态发展，他无意中把东吴这辆气息奄奄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驱进了一步。面对孙皓那顶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势下，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但司马炎也深知，东吴虽弱，却已立国几十年，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才派羊祜到晋吴交界地荆州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不但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无可挑剔，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马炎受禅后，羊祜即以佐命之功，进位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国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几乎军无现粮，可到他在任的最后一年，仓内已有10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了与传统的用兵之道“兵不厌诈”相反的策略，使用攻心战术，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有一次，晋军俘虏了吴人的两个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讯挞，还送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孩子的父亲因此很感激，不久举家降晋。东吴有一位将领叫邓香，在攻打夏口时被俘虏，羊祜亲解其缚，为了报答羊祜的不杀之恩，他也率部降晋。还有一次，羊祜带兵巡视边境，因军粮不足，便沿途以吴境成熟的庄稼充饥，但事后立即让士兵送绢给农田的主人作为偿价。羊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吴人开始改变了敌视晋的态度，甚至有人敬称他为羊公。此时与羊祜对峙的是东吴名将陆抗，他知道，微笑有时比千军万马更具有杀伤力，于是他也采取了与祜同样的态度。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去药物，左右怕有毒，建议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岂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犹豫地服下。陆抗还告诉部下：“羊祜怀之以德，而我们却加之以暴，这是不战自败，现在我们只需保守边界，不要追求蝇头小利。”于是，边境日渐平安。但羊祜并没有满足于这一点，暗地悄悄地加紧灭吴的准备。可是，朝中权臣贾充等人却从中阻挠，使司马炎始终下不了灭吴的决心。时光飞逝，数度春秋后羊祜已进入暮年，虽然司马炎在各方面对他备加礼遇，但仍然慰藉不了他壮阔的情怀，当老友中书令张华去看望他时，他满怀忧虑地说：“吴国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现在进攻，唾手可得。万一孙皓一死，吴人另立新主，即使我们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他又嘱托张华：“我的愿望是否能实现就靠你了。”终于，这位灭吴的奠基者没能看到“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一天，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含恨而逝。

羊祜临终之时推荐了另一位名将杜预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风度儒雅的将军有书生的头脑，却无书生的弱点，能力不亚于他的前任羊祜。羊祜死后，他担任了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袭击了驻守在要害之地的吴军，并且大获全胜，吴将张政恐朝廷怪罪，将此事隐而不报。杜预深知张政是一个不易对付的敌手，决定借此事除掉他。杜预派人把战俘送还东吴，孙皓闻之大怒，调离了张政。就这样，杜预轻而易举地赶走了自己的劲敌。这时，担任训练水军重任的王濬已是70高龄的老人，他向朝廷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表达他灭吴的心愿，与此同时，杜预也向司马炎请求伐吴之期，杜预的疏表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和张华下棋，张华没有忘记老友羊祜的嘱托，便推开棋盘，乘机鼓动：“陛下聪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乐，可谓国富兵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果现在讨伐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杜、王、张等人的敦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战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进行：在灭吴的六路大军中，王濬率领的巴蜀水军是中坚力量。吴人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链，又在江中埋下长丈余的铁锥，企图阻挡晋军的战舰。但这一情况早被羊祜预料到，所以在进攻之前，王濬就准备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放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挟去江中的铁锥。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链便点上火炬，使铁链熔为铁水。就这样，吴人自恃的长江天险，在王濬的计谋下化作了平地，晋军几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直驱吴都建业（今南京）。但此时晋国内却出了麻烦。身为六军统帅的贾充想阻挠晋军伐吴，向司马炎上书：“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吴地瘟疫流行，应该召回各路大军。并且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这一次，司马炎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只是冷冷地说道：“伐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是赞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时，另一路陆路大军在王浑的率领下也势如破竹，到了横江（今安徽和县）。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他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水军抵抗。谁知张象根本没有抵抗之意，一出城便当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只得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东吴的40多个郡，300多个县，230余万人口全部归入西晋的版图。东吴这个立国近60年，曾经雄踞江东的国家，终于断送在亡国之君孙皓的手中。

国家既已统一，外患又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自曹魏开始就实行了为战时服务、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屯田制，这陈旧的生产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为此，司马炎着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实际上早在司马昭当政时，即已考虑这个问题，在咸熙元年（公元246年）就曾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改为太守，典农都尉改为县令或县长，这样，原来的典农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属于郡县的编户了。在此基础上，司马炎规定了占田和课田的数额：按占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占田制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从太康时期的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有户240余万，但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锐增到371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130多万户，其中除去当初隐漏的户数，实际增加的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往往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动乱的浮标，西晋初年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成效。

从忧患的日子走进和平安乐世界的司马炎，面对大一统的局面，面对任他主宰的广袤山河和芸芸众生，感到了一种满足与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时，他那一直奋进的生命之船也搁浅了。

本来以俭约清廉著称的司马炎，灭吴后生活上开始奢侈起来，日子不长，司马炎就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支配的昏君。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12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这年，又收留了孙皓宫中五千多宫女，以至后宫超过一万人，因为人数太多，他只能驾着羊车漫游，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使贪吃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

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以他当时的想法，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因此问道：“怎么会是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中饱私囊。”面对这个鲠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明帝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的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著名，他的帷帐车服，

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作客，侍宴的100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这猪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司马炎听后很不舒服，没等终席就走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有一次，他请王导、王敦兄弟赴宴，王导知道石崇的规矩，虽不能饮，但尽力支撑，而王敦却不以为然。石崇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神态自若，不为所动，王导责怪他，他却说：“石崇杀自家人，于您何干？”就是这个石崇，他家的厕所也与众不同，建造得如闺阁一般，一次，散骑常侍在他家作客，需要解手，仆人把他带到一间挂着锦绣帐幔、布置豪华的房屋，见一些侍女捧着香囊站在两边，以为走进了内室，吓得退了出来，向石崇道歉，但石崇告诉他那就是厕所。前面说过的王敦也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在公主的住处解手，发现旁边有一盆香枣，便吃了，事后才知道，那是为了除臭塞鼻用的，这位驸马公因此遭到了宫女的哂笑。

当年雄姿英发的司马炎，由于纵欲纵乐，很快就体虚力亏，朝不保夕了，于是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不同的目的，再一次展开了角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言谈举止时常惹人嘲笑，立这么一个白痴儿子做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过顾虑。还在伐吴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我们且不说他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外，就是出于亲缘关系，他也会在自己的后代中做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司马衷5岁的儿子拉着武帝说：“夜间危急，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做皇位继承人。太熙元年（公元290年）三月，司马炎病笃，四月，这位风光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