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他最畏惧的苦闷。他在分会讲演后,接连有三天躺在家中的长沙发上,什么人都不接见,什么地方都不去。

这时他接到妻子的来信,她恳求和他相会并且在信中写到思念他,希望把她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

她在这封信的末尾通知他,在最近几天内她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紧跟着妻子的来信,有个最不受皮埃尔尊敬的共济会的同参闯进了他的僻静的地方,这个人谈到皮埃尔的夫妻关系,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此作为师兄弟的忠告,这个人说到皮埃尔对他妻子的苛刻态度是不合理的,皮埃尔不肯宽容悔改的妻子,他就背离了共济会的首要规则。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的妻子派人来找他,央求他那怕费花几分钟见见她也好,她要商谈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这是个和他作对的阴谋,他们想要他和妻子结合在一起,而在他所处的境况下,这样做甚至不会使他觉得不痛快。他反正一样。皮埃尔并不认为生活中会有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受到眼前支配他的难以忍受的苦闷的影响,他既不珍视自己的自由,也不重视他顽固地惩罚妻子的傻劲。

“谁也不对,谁也无罪,因此她也无罪,”他想道。如果皮埃尔没有马上同意和妻子结合,那只是因为他陷入苦闷之中,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他妻子到他身边来了,现在他是不会把她赶走的。与那吸引住皮埃尔的注意力的事情相比,与他妻子住在一起,或者不住在一起,岂不都是无所谓?

无论对妻子,抑或对岳母,皮埃尔都不答复,于一日深夜启程,前往莫斯科拜谒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下面是皮埃尔写的日记。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方才我从恩主那里回来,我现正急忙记下我所感受

的一切。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贫穷,两年多以来身患令人折磨的膀胱炎。从来没有谁听见他的呻吟或怨言。从清早直至深夜,除开吃便饭花费一些时间而外,其他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科学。他亲热地接待我,请我坐在他所躺的那张床上,我向他作了个东方骑士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手势,他以同样的手势作答,脸上含着温顺的微笑,问我在普鲁士分会和苏格兰分会有什么见闻,有什么收获。我尽可能把一切情形都讲给他听,把我在我们彼得堡分会提出的基本原理转告他,把我所遭受的冷遇、我和师兄师弟断绝关系的情形告诉他。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沉默地思忖了良久,并向我阐述他对所有这一切的观点,他的观点霎时间照亮了我的一桩桩往事和我面前的未来的道路。他使我感到诧异,问我是不是记得共济会的三大目的:(一)保守与认识秘密;

(二)为领悟第一目的而净化自己,改造自己;(三)致力于这种净化,藉之以改造全人类。在这三大目的中哪一个目的是首要目的?自然,自我净化和改造是首要目的。只不过我们经常可以不依赖各种环境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目的又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由于骄傲而误入歧途,以致于放弃这个目的,我们就得为神秘的哲理而奋斗,可是我们由于心地不纯而不配去领会这个玄理,否则,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卑鄙和淫荡行为的坏榜样,那末,我们就要为改造全人类而奋斗。光明教的教义不是纯洁的教理,正是因为它迷恋于社会活动,才显得傲气十足。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根据这个理由来谴责我的演说词和我的全部活动。我在灵魂深处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当我们谈到我的家事的时候,他对我说:正如我对您说的,真正的共济会的主要职责乃在于自我完善。但是我常常想到,只有排除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困难,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反之,阁下,他对我说,只有在尘世的骚动中我们才能达到三大目的:(一)自我认识,盖因人类只借助于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借助于斗争才能达到自我完善;(三)获致主要的德行——爱死亡。

只有人生的波折才能向我们证明人生的空虚,才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死亡或新生的天赋的爱。这些话说得十分中肯,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肉体上痛苦万分,尽管如此,他从未感到生活的苦恼,他热爱死亡,尽管他这个人的内心纯洁和高尚,但是他觉得他对死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后来这位恩人对我充分地说明宇宙的大正方形的意义,并且指出,三和七这两个数目是世界的基础。他劝我切莫回避彼得堡的师兄师弟,劝我在分会中只担任次要职务,极力地诱使师兄师弟戒除骄傲,把他们引向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正路。除此之外,他规劝我检点自己,并为此给我一本笔记簿,今后我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记在这本笔记簿上。”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居了。我岳母含着泪水到我这里来,并且告诉我,海伦在这里,她央求我要听她的话,她没有罪过,我把她遗弃,使她感到不幸福,她还对我说了许多别的话。我知道,如果我只让我自己去看她,那末,我再也不能拒绝她的请求了。我没有把握,不晓得要找谁帮忙,要向谁求教。如果我的恩主在这里,他就会讲给我听的。我回到自己房间里,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件翻阅了几遍,想起了我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结论,我不应拒绝请求的人,我应该向每个人伸出援助的手,何况这个人和我的关系这么密切,我应当忍气吞声痛苦地度日。但若我为了德行而宽恕她,那也说得过去,我和她的结合将会具有一个精神的目的。我就是这样拿定主意的,我就是这样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的。我对妻子说,要她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宽恕我,我是没有什么可宽恕她的。把这些话说给她听,我很高兴,不让她知道,我又看见她时心里多么难受。我在大住宅的楼上安顿下来,感觉到获得新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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