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再用更多的篇幅介绍我们的英雄了,实际上也不允许我一一无遗的介绍,仅只战死的伙伴们的名单,便可以厚厚的写出一本书。他们,有些名字是三个字,有些是两个字,在那简单的三个字或两个字里面,却含着无限热泪。有一半以上死于毒蚊,犹如油尽灯熄,等到血被疟菌吸枯,人也不起。有一半左右则死于缅军和共产党之手,子弹洞穿他们的胸膛,鲜血淹没了他们痛苦裂开的嘴巴。我记得曾国芬父子,他们是云南缅宁曾家坝子的人,在反攻云南战役中,他们盛张筵席,招待村子里人民区政府区长以下五人,用甜言蜜语和酒把他们灌醉后,砍下头颅,举家奔向国军,可是,父子二人终于阵亡在岩帅,共军的机枪把父亲的双腿从膝盖那里打断,儿子背着父亲,沿着涧底向雍和那个方向狂奔,希望能赶上大军,后来,有看到他们的弟兄告诉我,父子二人双双死在山口,浑身是血的靠着崖石坐着,眼珠已被鸟鼠啄去了,是共军打死他们,还是冻饿而死,没有人知道。

除了这些,我还可以说出更多的惨烈事迹,那些壮士们现在都像烟云一样的消散,唯一留在世上的,是那位于猛撒的忠烈祠里的一纸牌位,但四国会议后,忠烈祠拆除,牌位失散,便再也找不到他们曾经为国捐躯的痕迹,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气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这些百战蛮荒的孤臣孽子,根本不可能留名史页,也从没有想到要留名史页,同时,即令留名史页,又该如何?我们只是尽到做人的本份,用我们枯瘦如柴的骨骸,奠立大多人幸福的基础,然而往往事与愿违,生离死别,葬身异域,已使我们听到深夜鬼哭,而战果竟被人摘去,弄到目前这种境地,我似乎听到他们的哭声更加悲切。

我在家里休养了三个月之久,鞭伤才告痊愈,本来用不着三个月之久的,但伤口普遍化脓,而医药又十分缺乏,政芬每天只有煮一盆滚水,凉冷后为我洗涤,孩子们随着妈妈守在床前,六只茫然的眼睛望着我红肿的背,深恐怕溃烂会穿入肺部,有时候,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政芬便去买一点红药水为我涂擦。后来伙伴们在他们那每月可怜的两个老盾薪饷中抽出一部份捐给我,才正式延请医生治疗。

我痊愈后,便决心再凑钱为安岱看病,孩子的笑容永远不断,但她那大而圆的眸子却不能灵活的转动,她不太会玩,因此她的哥哥安国也不喜欢和她玩,她只孤单的傍着椰子树,看她的哥哥和邻居的华侨孩子们追逐,一站便是几个小时,从不欢叫,也从不哭号,我隔着竹窗看过去,看见她无知无识的,得意的吮着小手,口水顺着肥胖的手腕流下来,我忍不住狂奔过去,把她抱到怀里,吻她,亲她,眼泪洒满了她那傻笑的面庞,如果能用我的心换取她的聪明,我愿把心挖出来,我愿为我的女儿死,愿为我的女儿作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她恢复往日的伶俐。

在萨尔温江大战前三个月,我们终于前往曼谷求医,我和政芬,她拉着安国,我抱着安岱,从夜柿乘长途汽车去清迈,转乘火车去曼谷,我们坐的是头等车厢,这并不是我们有钱,而是,头等车厢的乘客最容易受到尊重,我们是中国人,却没有中国护照,必须藉着头等车厢的声势才能安全通过,在车子轻微的震荡中,眼前逐渐展开苍茫的平原,极目所至,全是稻田,风吹禾动,像是无涯的浪波,向铁路线汹涌而来,使我回到我那千里青青的梦中家园,政芬端坐在那天鹅绒的,足可以把身子全部吞没的巨大沙发里,不自然的搓着她那满是裂纹的手指。

“我要唤回我当年的记忆,”她激动的说,“可是已唤不回来了,多少日子的蛮荒逃亡,使我忘记自己。”

安国最为兴奋,他对每一件事物──包括前进着的车厢,呜呜的车头,涂蜡的地板,以及我们身上穿的竭尽力量购置的新衣服,和虽然太阳高照,却有点微凉的头等车上的冷气,他不断的向我和他妈妈问长问短。只有安岱憨憨地笑着,我当时的心情很好,我以为马上就可以把她医治痊愈。

“孩子病好后,”政芬畏怯的提议说,“我们也住在曼谷吧!”

我正在犹豫怎么回答,政芬接着严肃的说──

“他们的眷属都是住在曼谷的。”

但是,到了后来,她却自动的提出重返夜柿,曼谷是一个好地方,高级官员的眷属都住在那里,然而,就在那里,我隐约的察觉到非亲临其境便无法察觉到的不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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