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我把家搬到了盘龙谷。

当天傍晚,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把房门钥匙亲手交到了姐姐的手中,她没问我去了哪里,却哭着要来与我拥抱。

我躲开了。

第二年十月,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书。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说,我随便叫她什么都行。我试着叫她玉芬,她居然也乐于答应。

我曾问过她,丁采臣到底是不是黑社会?她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死了。忘了他吧。我又问她,黑社会的人居然也会被逼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说,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中还有比黑社会更强大、更恐怖的力量。丁采臣根本就不是对手。至于她说的这个“更恐怖的力量”到底指的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死皮赖脸地缠着她,让她说说她的故事,她是哪里人?怎么会住到盘龙谷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听她的口音,似乎是个南方人啊。她支支吾吾,目光躲躲闪闪,最后,她长叹了一声,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丁采臣的一个人质而已。”

“这么说,你被绑架了?”我暗暗吃了一惊。

“你不也一样?”她冷冷地讥讽道。

我实在搞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听她那么说,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名遭到绑架的人质似的,可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我活得好好的,想干吗就干吗,完全是自由的啊!

现在,在跟她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大概更愿意将它称之为做爱吧),我已经用不着在她的脸上蒙上枕巾了。关于她的一切,我所知甚少。所有与她身世相关的信息,都遭到了严格的禁锢,就像她的天生丽质被那张毁损的脸禁锢住了一样。

我偷偷地四处翻找她的照片,目的很明确,我很想看看,她毁容以前长什么样子。当然,我一无所获。

她安慰我说:“你别急啊,等女儿长成大姑娘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女儿什么样子,我原先就是什么样子。”

我也时常跟她谈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有两次,我提到母亲多年前的那个预言时,她都不接话,情绪低落,默不作声。我以为她对这个话题很反感,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当我的女儿快要满月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能不能带她去看看母亲的墓地。她想去母亲的坟头拜一拜,给她老人家磕个头。

说实在的,我心里有点犯难。我倒不是不愿意带她去。你知道,我母亲去世的那会儿,丧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姐姐崔梨花张罗的。母亲的骨灰葬在什么地方,我还真的不知道。可这话无论如何有点说不出口。事到如今,除了向我姐姐偷偷地打听墓地的位置,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合眼。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地下了楼,躲进厨房边的储藏间里,拨通了我姐姐的电话。

姐姐听到我的声音,稍稍一愣神,随后就哇哇大哭起来。也不说话,光在那儿哭。等到她哭够了,就囔着鼻子让我马上回家。我问她母亲的墓地在哪儿,她理都不理。还是那句话,让我什么都别说,马上回家。她要给我包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仿佛她这辈子,就欠我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眼泪也有点憋不住了。最后,姐姐逼我发了个毒誓,答应一周内就回石景山去看他们,这才告诉我,母亲的墓地在玉泉山脚下的“金山陵园”,跟父亲葬在一块儿,离卧佛寺不远。坐375路公交车,在红旗村下。她让我进了陵园大门后,沿左侧的山路一直爬到山顶,然后再往下走,倒数第七排的第六个墓碑就是。墓前有一棵杏子树,是她当年亲手栽的。

两天后是一个晴朗而无风的日子。我们带着孩子前往母亲的墓地,她仍用头巾将脸围得严严实实。她告诉我,自打她来到北京之后,还是第一次离开盘龙谷。我们在西苑附近一家花店门口停了车,她去店里给母亲买了一大把洁白的马蹄莲。她把鲜花放在后座上,正打算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她推了推我的胳膊,对我轻声道:“是不是,也应该给爸爸买点什么呀?”我喜欢她在说“爸爸”这个词时特有的自然和亲昵。她再次下了车,跑进路边的一家小超市,给父亲买了两瓶牛栏山二锅头。

小家伙对墓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她在母亲怀中的襁褓里一刻不停地蹬踢着小腿,嘴里“噢噢”地叫着。深秋的墓园里,有一种夸张的岑寂,树梢上方的天空蓝得有点让人发晕。因为墓地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我们拜祭完毕,倒也用不着将马蹄莲的花茎一一折断。看着父母墓碑前的那棵深黑色的小杏树,我心里不免有点后悔,也许应该大大方方地答应姐姐,让她一起来。

看得出,妻子的心情也很好。下山时,她忽然提出来,不妨随便找个地方吃午饭,然后顺道去游览一下卧佛寺附近的植物园。我立刻热烈地表示了赞同。可当我从陵园门口的公共厕所里出来之后,立刻就改变了注意。我推脱肚子有点不舒服,执意马上回家。

我知道我的脸色很吓人。

我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慌乱,让自己平静下来,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就像是被鬼魂缠住了似的,下山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车竟然一直在沿着公路的左侧行驶,令人疑惑的喇叭声响成了一片。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等着她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要她问,我就会把刚刚在厕所里收到的那条手机短信,毫无保留告诉她。可她一直在逗弄孩子,对我的惊恐和情绪异常没有任何反应。在这一点上,她也很像玉芬。

两个小时之后,我把车停在了盘龙谷小区会所的边上。在建设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上,我看到丁采臣答应支付的二十六万余款已悉数到账。

对于丁采臣的死,我以前也有点疑神疑鬼。我也曾多次变着法儿从妻子的嘴里套话,可当我接到这条让我魂飞魄散的手机短信之后,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反而有点不太敢问了。

“要我说,这是好事。”当天晚上,妻子坐在床边,轻轻地拍着孩子,哄她睡觉,一边劝我道,“这二十六万是你应得的。你没偷没抢,我们问心无愧。至于说这人到底死没死,你用不着替他操这份心。”

话虽这么说,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中,我的眼前时常会浮现出丁采臣手里端着一只咖啡杯,从东直门的写字楼顶端一跃而下的一幕。怎么想都觉得很不真实。银行卡上突然多出来的那笔钱,我一分都没敢花。

有时,我也会向她抱怨说,我们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不明不白地过日子吧?虽说现在这样也挺好,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到不太踏实,心里有点儿乱,好像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样下去,行吗?

每当我提起这样的话头,她总是一笑置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想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事若求全何所乐?”

我仍在做我的胆机生意。

住在褐石小区的那个客户,似乎对KT88的管子感到了厌烦,他问我能不能替他做一台300B胆机,并帮他设法搞一套经过严格配对的美国西电公司的三极管。我试图说服他,300B其实并不适合他的阿卡佩拉,可教授忽然就生气起来,让我“只管做,少啰嗦”!

我自然乐于从命。

我把机器给他送过去的时候,这位教授又在向他的妻子,那个体育大学的排球老师,抱怨世道的混乱和肮脏无序了。什么道德沦丧啦,什么礼崩乐坏啦,什么道术将为天下裂啦,全是扯淡。他进而断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在目前这个社会上过上好日子。很明显,他的妻子不爱搭理他,表情冷漠,在餐桌边低着头,飞快地发着手机短信。他似乎有点恼羞成怒,并再次使用了那个让我十分厌恶的反问句式:“不是吗?”

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放下手里的改锥,随后站起身来,把裤腰带往上提了提,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对教授道:“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可以容我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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