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居然有这种事情,”埃莱娜说,“三十一个成年人围坐在木桌前吃肉,彼此诉说的伤心事。简直嗅得到睾丸激素的味道,你不觉得吗?”

“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了。”

“我不是反对,”她坚持道,“我只是指出这整件事情本质上多么男性。完全保密,每年只见一次面,谈论‘重大议题’。你能想象女人有这种俱乐部吗?”

“你们会让餐厅的人发疯,”我说,“得开三十一张账单。”

“只要一张,不过我们一定会公平的分摊。‘我看看,玛丽·贝丝点了—个上厨苹果派,所以得多付一块钱。还有罗莎琳,你要了一个法国羊乳沙拉酱,得外加七毛钱。’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俱乐部?”

“把账单上头点的东西一样一样分清楚?我永远不会明白。”

“不,只是多收那一勺法国羊乳沙拉酱的钱。但如果你吃的是一顿二三十块的套餐,点什么沙拉酱应该都包括在内才对。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因为我发现你迷死人了。”

“这么多年才发现?”

“或许有点反常,”我说,“可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离开艾迪生俱乐部已经是傍晚了。我回到家冲个澡,然后坐下来检查笔记。埃莱娜六点左右打电话来,说她不回家吃晚餐了。“有个艺术家七点要过来给我看他的幻灯片,”她说,“我晚上还得上课,除非你要我逃课。”

“别逃。”

“冰箱里还有一些吃剩的中国菜,不过你大概比较想出去吃。剩菜不要扔,我回家可以吃。”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说,“我去参加聚会,你去上课,等到下课后跟我在巴黎绿餐厅见面。”

“就这么办。”

我去参加圣保罗教堂八点半的聚会,出来后沿着第九大道走,大约十点十五分抵达巴黎绿。埃莱娜坐在吧台前,一边跟加里聊天,一边喝着一个高杯子里的蔓越莓汁加汽水。我过去找她,加里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语带挖苦地说,“这是她的第三杯了,你知道她都赖皮要我们请客的。”

布赖斯给了我们一个靠窗的桌子。晚餐后她聊起那个稍早时候遇见的艺术家,那是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曾在莫瑞希尔区的一幢小公寓当管理员,也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

“在纤维板上画了一堆格林尼治村风景,”她说,“很有民间艺术的味道,可是却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或许我看过太多这种东西了,也说不定是他看多了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这样。他从自己童年记忆得到的灵感,还不如抄袭其他艺术家作品的多。”她做了个鬼脸,“可是这就是纽约,不是吗?他从没有上过绘画课,也没卖出过一张画,可是却懂得要把作品拍成幻灯片。谁听过民间画家弄幻灯片的?我敢说那些阿帕拉契山的原住民艺术家就不会搞这些破玩意儿。”

“别那么绝对。”

“也许吧。反正我告诉他,我把他的名字留在档案里了,意思就是说,别打电话给我们。天知道,也许他是两个大师级老画家失散多年的混账儿子,而我才刚搞砸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得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你不觉得吗?”

多年来,她的直觉一直很准。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刚升任警探,跟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的赛奥斯特;而她是个年轻的应召女郎,开朗、风趣,又美丽。我们都让彼此快活了好些年,然后我喝酒喝掉了婚姻和警察的差事,也和她失去了联络。她继续当应召女郎,存了钱投资房地产,上健身房保持好身材,上夜校拓展心灵。

几年前,命运让我们重逢,旧情依然不减,住在一起几年后,感情变得更浓烈更丰富。一开始她照样接客,我们也都假装无所谓,但其实都很在意,最后我终于说了出来,她才承认自己早就不接客了。

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接近婚姻。去年四月她卖掉位于西五十街的房子,在凡登大厦里找了一套公寓,然后我们一起住进去。房子是她买的,我不肯让她在房契上写我的名字。

我每个月付公寓的管理费,出门吃饭也由我付账;她负责一般开销。其实我们打算把两个人的钱都合在一起算了,可是一直没刻意去这么做。

其实我们也在计划结婚,但不知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我们只是一直没订下一个日子,继续顺其自然。

同时,她开了一家画廊。原先她在麦迪逊大道的一家画廊找了份工作,想多学点做生意的诀窍。结果跟那家画廊的女老板合不来,两个月就辞职了,接下来又在市中心的春日街找了个类似的工作。她在两个画廊都没太注意艺术品,照相写实主义的东西对她来说枯燥无味,苏荷区的那些商业油画她觉得是陈词滥调,跟假日旅店里面装饰的那些海景和斗牛士图画不过是差不多的货色。

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这一行本身讨厌的地方,无聊的势利眼,嫉妒,还有讨好投资人和大收藏家。“我还以为我不卖身了,”有天晚上她说,“结果现在却在替一群烂画家拉皮条。真是搞不懂。”第二天早上她就努力去搞懂是怎么回事。

她决定,她想要的是一家介于画廊和古玩铺的店。买进她喜欢的东西,然后卖给一些想找东西挂在墙上或摆在咖啡馆桌上的人们。她眼光好,人人都这么说,而且她又曾在亨特学院和纽约大学、新学院进修多年,比一般艺术史学家更好学,那为什么不该挑自己最有把握的行业试试呢?

结果发现要开店其实很容易。那阵子附近有很多租不出去的店面,她一一查访过,最后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五街口用很合理的价钱租到一个店面。多年来她在第十一大道一直有个仓库,堆满了她买来后看腻的东西,我们两个整理后,找出一大堆版画和油画,把那辆借来的货车装满,这就让她有足够的货开张了。

开张后第一个的月底,她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二次看了马蒂斯的展览,回来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真是令人兴奋的经历,”她说,“比第一次更过瘾,我完全被迷住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早期的风景、肖像和静物。如果完全不管那些画的来龙去脉,忘记它们是出自一个天才的手笔,你会以为你看到的是二手商店买来的便宜货。”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可是这不是有点像是看着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然后说,‘跟我儿子画得一样嘛’?”

“不,”她说,“因为我不是要贬低马蒂斯,我只是要称赞某个不知名的业余画家。”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作品本身就是一切。”她说。

第二天她呼叫TJ,在她四出探访廉价商店寻宝的时候来替她看店。到了那个周末,她走遍了曼哈顿,看了几百张画,买了将近三十张,平均价格才八块七毛五。她把那些画都挂出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马蒂斯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大师地位会被这些作品动摇。

“我觉得这些画太棒了,”她坚持认为,“其实这些作品不一定好,可是它们很棒。”

她挑出六张最喜欢的,裱上画廊风格的黑框。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两幅,一幅三百块,另一幅四百五十块。“看到没?”她得意洋洋地说,“这些东西堆在救世军的破柜子里,一幅只卖十元,被当成破烂,没有人会看第二眼。现在严肃地对待它们,每幅标价三百到五百块,它们就成了民间艺术,买的人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关门前有个女人进来,特别喜欢那幅沙漠落日的画。‘可是看起来像着色画,’她说,‘没错,’我告诉她,‘这是那个画家最喜欢的表达形式。他向来只画着色画。’赌一赌,她明天会不会来买这幅画?”

离开巴黎绿回到第九大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准确与否。空气又冷又湿,哈德孙河上吹来阵阵冷风。

“希尔德布兰德给了我一张支票,”我告诉她,“明天早上我就存进银行。”

“除非你想用自动柜员机。”

“不了,我想直接回家,”我说,“我有点累了,而且睡觉前还想整理一下笔记。”

“你真的认为——”

“——真有人把他们当靶子干掉?我还不知道。人家就是雇我来找出真相的,不是雇我来预设立场。”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观点。”

“也不完全是,”我承认,“要忘掉那些数字很难。死了太多的,得有个解释才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出解释。”

我们站在一个街口,等着绿灯。她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做这种事?”

“不知道。”

“如果这些人以前是大学同学,某一次兄弟会狂欢醉酒后轮奸了一个女孩,现在就是她的哥哥要替她报仇。”

“这个解释很不错。”我说。

“说不定是她儿子,他母亲死于难产,所以他想报仇,而且他也得找出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怎么样?”

“像是电影剧情。”

“我猜凶手应该是在世的人之一,对吧?”

“呃,我不认为会是受害人之一。”

“我的意思是,反过来说——”

“——是俱乐部之外的某个人。”我说,“当然,希尔德布兰德害怕的就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敢把心中的猜疑告诉别人。他想找个会员谈谈他的想法,可是万一挑错了人怎么办?根据他所说,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俱乐部存在。”

“你好像很怀疑。”

“这个嘛,他们聚会三十二年了,你真以为这些年都没有人透露只字片语?”我耸耸肩,“不过,这十四个在世的会员依然是主要嫌疑犯。”

“可是他们之中怎么会有人想杀掉其他人?”

“我不知道。”

“我是说,如果你对整件事很反感,退出不就行了?难道没有人退出过?这种事总是难免的吧?”

“聚会两三年后,霍默·钱普尼曾给大家朗诵一封来自某位会员的信,信中解释他不想再参加聚会了。他搬到加州,想不出为什么要为了吃一顿牛排晚餐来回各飞三百英里。他写信建议找人取代他,可是大家都同意钱普尼的意见,找个新会员违背这个俱乐部的精神。有个人——希伯兰觉得应该是钱普尼——打算写封信再拉他归队。”

“结果呢?”

“我想那封信写了,也奏效了。一年后本来想退出的那个人,又重返俱乐部的晚餐桌。”

“刚好赶上吃嫩牛排,”她说,“好,我知道了。他们不让他退出,于是他积了满肚子的怨恨。从此以后他就回到那个俱乐部,每次杀掉一个人。”

“天哪,”我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不是这样吗?”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可是我写了下来。后来他每次聚会都不缺席,如果他心怀怨恨的话,那一定是隐藏得非常好。哦,他名叫韦恩·弗莱彻。希尔德布兰德说,弗莱彻以前老拿他曾想退出那件事情开玩笑,说要退出黑手党都还容易点。”

“以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八九年前过世的。我忘了是怎么死的,不过都记在笔记里。想要每件事都记住很困难,人那么多,死的人又那么多。”

“好令人难过,”她说,“你不觉得难过吗?”

“是啊。”

“就算没有谁杀了人,就算所有的死亡都完全出于自然。只要想到这个团体在逐渐缩小,仍不免让人心碎。我想这就是人生吧,可是这让人生变得更加忧伤。”

“哦,”我说,“可不是嘛!”

经过楼下柜台时,我们跟门房打了招呼。大楼的门厅里,我们有各自的信箱,上头写着各自的姓名。至于管理人员,还是把我们当成斯卡德先生和斯卡德太太。

埃莱娜·莫德尔。这是她的店名。

上了楼,我开始整理笔记,她去煮咖啡。韦恩·弗莱彻死于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所引起的并发症。而且是六年前,而不是八九年前。埃莱娜端着她的茶和我的咖啡来到起居室时,我这么告诉她。

“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重返俱乐部,并不意味着签下他的死亡授权书。”

“除非有人去医院探病,”我接着说,“把静脉注射管乱搞一气。”

“我根本不这样想,”她说,“亲爱的,你真有办法一一过滤这些线索吗?听起来好像你得同时朝十二个不同的方向追查。还有,TJ能帮得了多少忙?”

TJ是个十来岁的黑人,居无定所,只有呼叫器号码能找到他。“他的脉很广。”我提醒埃莱娜。

“他也这么说,”她说,“也的确如此,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法想象让他去艾迪生俱乐部访问那些中年生

意人。”

“他可以替我做些跑腿工作。至于其他,我不必拿着放大镜和小镊子去一一细查那十七桩死亡事件。我要做的,不过是追查某些可能牵涉到连续杀人的死亡事件,而且找到足够的证据,能够转交给警方接手,而且要确定能引起警方的重视。如果我能做到这一步,这个案子就算不必搞那套媒体马戏团闹剧,也能得到正式的全面调查。”

“天哪,一旦媒体插手管这件事——”

“我知道。”

“你能想象《内幕报道》或《热门新闻》会怎么炒作吗?这个俱乐部最后会被写得像个拜月的邪教。”

“我知道。”

“而且博伊德·希普顿也是会员,这肯定更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没错,他还是很有新闻价值的。而且他也不是俱乐部里唯一的名人。雷蒙德·格鲁利奥肯定会登上头版,埃弗里·戴维斯也是会员。”

“那个房地产大亨?”

“说对了。还有两个死者是作家,其中一个还曾有剧作上演。”我看了看笔记,“格里·比林斯。”

“他是剧作家?”

“不,剧作家是汤姆·克卢南。比林斯是个播音员,在九频道播气象。”

“哦,格里·比林斯,总是打着领结的那个。天哪,说不定你可以去跟他要签名。”

“我刚刚说过他是暴露在公众眼前的。”

“公众眼里的一颗尘埃,”她说,“不过我懂你的意思。”她陷入沉默,我回头去仔细整理笔记。过了几分钟,她说:“为什么?”

“嗯?”

“我就是不明白。这些死亡历经这么多年,不像某个不满的邮局员工带着AK-47冲锋枪出现在办公室里。无论是谁这么做,一定有个理由。”

“你是这样想的。”

“有钱的因素吗?”

“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这个案子里只有两千五百元。如果希尔德布兰德的信用良好,而且我会记得把支票存进银行的话。”

“我是说对凶手而言。”

“我也猜你是这个意思。嗯,如果他有个好经纪人,那拍摄成迷你影集时,大概可以捞一笔。可是如果他没被逮到,就没机会登上银幕了。那他能有什么好处?”

“高处不胜寒。成为最后一个在世的人,难道不会得到什么吗?”

“得到开启下一章的权力,”我说,“你可以朗诵一遍死者名单。”

“你确定他们不会把钱都留给其他在世的人?”

“很肯定。”

“他们会不会一开始都拿出个几千块,把钱都投资在纽约的一个小公司里,后来改名成为施乐之类的。没有吗?”

“恐怕是没有。”

“这个俱乐部也不是那种汤姆?”

“啊?”

“我说错了,”她说,“该死,我到底想说什么?”

“你去哪儿?”

“去查字典。”

“要是你不知道自己要查什么的话,”我表示好奇,“能查到那个字吗?”

她没有回答,我把剩下的咖啡喝掉,回头去看笔记。“哈!”几分钟后她说,我抬起头来。

“对了,”她说:“就是这个字,是个名祖。”

“什么名祖,你在说什么?”

她瞪了我一眼。“这表示这个名称是从某个人的名字来的。全名是洛伦佐·汤鼎,他是那不勒斯的银行家,在十七世纪发明了这个东西。”

“发明了什么?”

“汤鼎,不过我想当初他不会称这个东西为汤鼎。那是一种介于寿险和彩票之间的东西。你找一群投资人各出一笔钱,把合起来的所有钱都投资在一笔共同基金上。”

“然后赢家全得到?”

“不一定。有时候规定在世人的只剩下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就平分这笔钱。否则,就等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才结算。很多人是小时候由父母亲买了这种东西,如果投资得当,最后可以发财。可是除非他们活得比其他人久,否则就分不到这笔钱。”

“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字典上看来的?”

“我是从字典上找到这个词,”她说,“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查百科全书。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词,只是想不起来。十五还是二十年前,我在伯克郡的一个夏令营度过一个周末,当时读到一本历史小说,我猜那书可能就叫《汤鼎》,有人丢了一本在那儿,被我捡到了。离开夏令营时,我才读了三分之一,所以我就放在包里带走了。”

“我想上帝会原谅你偷了那本书的。”

“他已经惩罚过我了。我把整本都看完,你知道最后一页上怎么说?”

“‘然后她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比那个更糟。上面写着,‘第一册结束’。”

“然后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册?”

“再也找不到。当然我不是花一辈子去找,可是我很想知道后来结局是怎么样。有好些年,就是这个让我不甘心跳楼自杀。我指的不是那本书,而是人生。想要知道后来的结局怎么样。”

我说:“你今天晚上看起来很美。”

“为什么,谢谢你,”她说,“怎么说起这个。”

“只是看着你脸上的情绪波动,忽然有这样的想法。你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有时候一切都表露无遗——力量、温柔,还有一切。”

“你这老熊,”她说,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继续甜言蜜语吧,我对今天晚上的结局有个很棒的主意。”

“我也有。”

“哦?吻我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猜对没有。”

之后,我们并肩躺着,她说:“你知道,之前我说那个俱乐部是个纯粹男性的东西,不光只是在开性别战争的玩笑而已。那是一种很男性的领域,聚在一起发展一种关乎死亡率的关系。你们这些男人就喜欢看着一片大好前景。”

“而女人只想找乐子。”

“还有比较服装式样,”她说,“还有交换食谱,还有讨论男人。”

“还有谈论鞋子了款式。”

“哦,鞋子很重要。你是个老头子,你对鞋子了解多少?”

“很少。”

“完全正确。”她打了个呵欠,“我说得好像女人只关心那些琐碎小事,而且不经大脑就说出来了。不过我真的相信我们女人的目光比较短浅。你能想出任何一个女性哲学家吗?因为我想不出来。”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想不出来。”

“也许是生物学,或者人类学,或随便什么的。你们男人完成狩猎和采集之后,可以坐在营火旁边静静思考。女人没空干这个,我们得好好守护着家园和火炉。”她又打了个呵欠。“我可以推导出一个理论,”她说,“不过我是这些实际的女人之一,而且我要去睡觉了。你去好好想想吧,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该好好想出什么,不过几分钟之后我说:“汉娜·阿伦特如何?还有苏珊·桑塔格呢?她们不都是哲学家吗?”

我没有得到回答。“实际女士”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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