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篮子

一

这里的秋末，学校总要放秋忙假，让学生回去帮家中收割一地成熟的庄稼。这个秋忙假，我有好几日是在吴庄度过的：马水清说他家的柿子成熟了，让我去他家摘柿子，吃柿子。

马水清的家是令人注目的。在我们这一带，见不到第二所这样的住宅。它深深留下了从前富有的痕迹，虽然老了一些，但依然给人一个“大宅”的深刻印象。正房极高大宽敞，墙是用今天的砖瓦窑已不再烧的小青砖，平着，一块挨一块、实实在在地垒成的，而不似钱少些的人家，砖块立着砌，墙心是空的。就连房顶上盖的，也是今天的砖瓦窑已不再烧的弧形小瓦。梁柱檩条都是上等的木料，东房西房也都是用木板从下到上全隔的。东西两厢房盖得一模一样，比正房矮瘦一些，用的也都是极好的材料。

院子很大，推门就是一条流动不息的大河。

院子里长了两棵柿子树。

到马水清家是下午。爷爷不在家，院门锁着。马水清有钥匙，自己开了院门。我已来过这里许多次，因此一进院子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亲切而自然。我和马水清之间，有一种似乎是兄弟却又不是兄弟那样的情感。这情感让人很温暖，很愉快，也很舒服。晚上，我们一起睡在正西房里的那张大床上，并且是一头睡的。熄灯后，我们总要说很长时间的话。我喜欢到他家来。我像马水清一样叫他的爷爷为爷爷。时间长了，竟觉得他爷爷也是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在我还未记事时就已去世。而马水清的爷爷，给了我一种只有祖父那种辈分的人才能给的那种感觉。爷爷见了我，也很喜欢，亲切地叫着：“林冰哪，往灶膛里烧两把火。”“林冰哪，去水码头拎两桶水回来。”来到这里，我就打扫院子，收拾屋子，帮爷爷干活。而马水清却依然懒得动手，对我说：“别弄了，别弄了。”我也不攀他。

进了院子，我俩看了半天那两棵柿子树。秋风几乎把所有枯黄了的柿叶吹落下来，一院子落叶，竟把地上的砖都盖住了。树一落叶，便尽显柿子了，让人觉得满树都是柿子。那柿子长得很大，扁扁的，熟透了，橙红色，打了蜡一样光滑，在夕阳的余晖里，仿佛挂了两树温馨的小灯笼。

马水清对这两棵柿子树感情很深，因为这两棵柿子树是当年他母亲种下的。

由于我常来吴庄，跟这里的人混熟了，就像是一个吴庄人那样，了解到了许多关于马水清家的情况，加之马水清本人告诉我的和我自己感觉到的，可以说，对他家的历史与现在，我已了如指掌，我甚至能说出许多细节来。

从马水清的爷爷往上数，马家好几代人都经营木排行。

当年，这条大河很兴旺。往下去方圆几百里的地方，输入输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都要靠这条河。河上总有船。那些弄船的，带着各地方的脸相和口音，吴庄的孩子们总跑到水边上来观看。每年秋天，这河上便三天两天地过木排。有的木排能逶迤里把路长。经营木材生意很苦，但钱也多。有了公路之后，这条大河就变得清淡而宁静了。马水清的父亲没有能够延续木排行的经营，爷爷也终于因为年老和其他种种原因，结束了祖辈的事业，而守着这孤独的院落，只能面对那条白白流淌的大河惆怅，将淡淡的悲哀笼上苍老的脸庞。

马水清的母亲，是爷爷用木排为马水清的父亲带回的一个异乡女子。那是一个娇小、腼腆、嫩葱一般的女子。她像个孩子那样，羞涩地微笑着，怯生生地走进了马家的院子。她大概离家过于遥远了，在开始的许多日子里，都是微微缩着身体，很生疏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爷爷很高兴。他小心翼翼地照应着她，等待着在外当兵的马水清的父亲归来成亲。在他看来，这是他为儿子打远方带回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

马水清的母亲托放排的人，打远方带回两棵柿子树，栽在了院子里。

这地方上不长柿子树。这里的人只吃过柿饼，却从未吃过未经加工的新鲜柿子。而马水清的母亲，却出生于一个柿子之乡。在那里，满眼是柿子树。无尽的空闲和对家乡的无尽思念，使马水清的母亲对那两棵柿子树的照料变得无微不至。它们一日一日地、很有生机地生长着，不停地扩大着的绿色，给这古老的院子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两年以后，马水清的父亲回来了。军人生活使这个吴庄的青年抖落掉了许多农民的憨呆与愚钝。他的举止，他的脸色，甚至是他的体型，都因为军人生活的规范与训练而变得有点儿让吴庄人仰目视之了。他已是一个年轻军官。当他高大挺拔的身材极合体地撑起一套板板的军服踏进院子，当那军帽下射出两道青春的军人的目光时，马水清的母亲抱着她的柿子树，睁大了眼睛，微微喘息着，满脸羞涩和惊慌，并立即低下头去。

马水清的父亲在吴庄停留了一个月，马水清的母亲略带紧张地羞涩了一个月。马水清父亲走的那天，她离他几步，一直送到路口。然后，她站在那里，无声地流着眼泪，直到那个高大的背影消失在天边，还痴痴地朝空荡荡的前方望着。

日子很恬淡。马水清的母亲很宁静地跟随着爷爷，守着这个大院。有时，她站到院门口，默默地望那一河清澈的流水和岸边的垂柳、芦苇。她很少走出院子，走进吴庄人的生活。偶尔走到人群里，她也总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听着，依然姑娘一般羞涩地微笑着。大部分时间，她用于照料马水清的奶奶和那两棵柿子树。柿子树沐浴在异乡的阳光雨露中，长得很欢。

爷爷极仔细地照看着她。他不让她下地干活，而是自己佝偻着身躯，气喘吁吁地将粪将水挑到地里，不分早晚地待在地里忙碌。晚上，他总是等她将房门关上了，才端着油灯，摇摇晃晃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很用心地为儿子守护着她。仿佛有一树桃子，现在只挂着一颗最红最熟的了，那是留着给儿子的。怕被风刮落下来，又怕被喜鹊啄去，他一点儿也不能疏忽。

马水清的父亲又回来了一次。

不久，她开始羞涩地挺起肚子。

马水清生下时，正是柿子树首次开花的季节。

马水清的父亲没有回来。

从此，马水清的母亲开始了静默而无望的等待。她耐心地带着马水清，将日子一日一日地在心上流过。她没有焦躁不安，也没有露出太多的忧伤。她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带着马水清到路口去远望。

柿子树结柿子了，一年比一年多。吴庄的人至今都还记得那几年的秋末马水清的母亲往各个人家送柿子的情景：她戴一块杏黄色的头巾，挎一只去了皮的白柳篮子，那篮子里装满了柿子，她一家一家地送着。

在这轻如柳絮却又沉重如磐的日子里，她更加亲近黑暗的正东房，那里面躺着一个衰老的女人——马水清的祖母。

在吴庄，只有上了年岁的人见过祖母，年轻人只是知道在马水清家的那房子里至今还躺着一个老女人。她已躺了三十多个年头了。她是在生马水清的父亲时瘫痪了的。

祖母是马水清的太爷给马水清的爷爷打远方带回来的。与母亲相反，祖母从一开始就厌倦爷爷，厌倦这个家。在祖母面前，矮小的爷爷始终有着一种推脱不掉的自卑和使他终日难宁的歉疚。当年的祖母从木排上岸时，正是芙蓉飘香的时节。她使吴庄的所有女人自惭形秽，远远地观望着，不好意思走近。在她的眼睛里，全体吴庄人都看出了她总有一天要离去的心思。然而，她却如波浪打翻的芦叶小船，永远搁在了吴庄。祖母瘫痪后，爷爷默不作声地伺候着。

祖母平静极了，静如水上一片落叶。她终年躺在黑房子里。她只有通过一方小小的天窗去望天空：游云、日光和月亮。

我虽然到马水清家这么多回，却从未见到过祖母的模样。因为我感到那房间有一种神秘和死亡的气息。来了这么多回，我居然没有听到一丝由祖母发出的声音。但我又分明感到了黑暗中有一颗衰老而宁静的生命。

当年，马水清的母亲走进这间黑房子之后，并没有使这间黑房子里响起话语。多少年以后，我在想：当时，她们可能只是在静默中对望着，只是由一对衰老的目光和一对年轻的目光交谈着，互相抚慰着。

马水清三岁那年，两棵柿子树挂满了柿子，成熟的气味使吴庄的每一个人都闻到了。人们在等待那个戴一块杏黄色头巾的女人挎着白篮子送柿子，然而却永远也等不到了——她像睡着了一样，浮在河那边的荷花丛里，再也不能醒来了。

那年，柿子烂熟后都脱落下来，摔在了地上。

半年后，马水清的父亲回来了。他被军队送到军医大读书，一年前，分到了军医大附属医院。与他一起回来的，是他的妻子，一位漂亮的护士。他们要带走马水清，爷爷不允许。他们颇有点儿无趣地住了些日子，便回上海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种有柿子树的院子。

马水清显然知道了这个院子里的故事。他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母亲的形象，但他的想象里却有。面对柿子树，他心里会有一种绵绵流来的温暖。在这一时刻，马水清软弱了许多，也温情了许多。

二

这里，我和马水清正在吃柿子，外面忽然起了吵嚷声。

我俩走到院门口往外看，就见有许多人往东跑。

“出什么事了？”马水清问。

其中一个人指着东边，“庄子西头，周国旺家的毛头落水了！”

我们院门也不关，随了人群也往东跑。

约五十米开外的河岸边，已聚拢了五六十人。河里，也已有十多个会游水的汉子。吵嚷声很高，许多人还在庄后的地里割稻子，听到这边的吵嚷声，就纷纷丢下手中的镰刀与扁担，正往这边跑。无数人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一种消息的联络通道，很快把“周国旺家的毛头落水了”的消息朝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到处是跑动声与叫喊声，而这些跑动声与叫喊声又正在往出事地点聚集，使出事地点越来越像口巨大的沸水锅。

说来也许有点儿不太人道，我在如此情景中，竟没有太多为那个叫毛头的孩子的生命而担忧的心情，也没有因为一个活活的生命被大河所吞没而产生的恐惧，只是觉得有点紧张，更多的是兴奋与刺激。我回头瞥了一眼马水清，觉得他眼中所透露出的情感与我竟如出一辙。

我有许多奇特的童年记忆，其中之一便是：溺水以及对溺水者的寻找与抢救。

这一带出门便见水，沟河纵横，走三里路少说得过五座桥，“水网”二字最是贴切，溺水的事情也就很容易发生。到了发大水的季节，水漫到门口了，过去是低洼的地方也变成了河，陆地一下缩小了许多，只见到处水光涟涟，溺水的事情就更容易发生了。每到这样的季节，几乎隔几天就能听到一个消息：某某地方又淹死了一个小孩，或某某地方又淹死了一个老头，尸体在十里外才浮上来。那些日子，显得有点恐怖，仿佛随时都能从水面上看见一具浮尸似的。这地方上的人，就像现在城里人叮嘱小孩上学过马路要小心车辆一样来叮嘱他们的孩子：“当心水！”“别到河边去！”“坐船坐稳了！”还编织出许多关于“马佬”（大概是水鬼的另一种说法）的故事，阴森得可怕，以吓唬孩子别靠近水边。船上人家，则用绳拴了孩子的脚脖，并斜背了一只葫芦，那葫芦又漆成红色，以便于孩子万一落水之后，醒目可见（为此，我写过一篇叫《红葫芦》的短篇）。然而，千防万防，溺水的事情还是发生。在我离开这一带之前的二十年生活中，至少平均每年有一次这样的记忆。这些记忆还都是我亲在现场的记忆，它们至今还一一地记存于我的脑海之中，每每想起，眼前便是一个个惊心动魄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巨大场面。

这个叫毛头的孩子不又溺水了吗？

凡会游泳的男人们都英勇地下水去了。

“撑船去！”“牵牛去！”“毛头他妈妈呢？”“在地里。”“来了来了。”……人们叫着，问着，答着，河岸边人声鼎沸。

那孩子的斗笠和一只布鞋还在水面上漂着。

男人们像被渔人跺着船板催促着沉水捕鱼的鱼鹰，不停地扎猛子，水面上不时露出一颗湿漉漉的脑袋，面色发白，发乌，睁着一对瓷白瓷白的大眼，张着大嘴喘气，见岸上都是询问与催迫的目光，不敢久留水面，不一会儿，就看到他们脑袋往水中一扎，身体倒转过来，有一个屁股和一双腿忽闪了一会儿，又不见了，只留了一团水花。于是，就有许多抱了希望的目光各自追随着那些根本不知去向的水下人。有时，那么多人同时浮到水面上来，互相说着“没有”，又同时扎下水去，竟留下一大片安静的水面来。那片刻的安静，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使我们从纯粹的场面感而引起的兴奋中忽然意识到这是一场生命之战的，是那孩子的母亲。

这是一个极其瘦小的女人，瘦小得简直像一只耗子。

她家的地离庄子最远。她是少数几个最后听到消息的人中的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像耗子一样的女人，在与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几个健壮的男人一起往河边跑来时，竟然把那几个男人抛在了后面。当有人说“看，毛头他妈来了！”我们都掉转头去看时，只见这个瘦小的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在一片林子里穿行而来。我们在树与树之间的空隙里只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白色。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别让她跑到河边去。”

于是人群一下聚拢起来，给那女人立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然而，那女人竟像一枚锐利的炮弹，一下子就撞开了这道铜墙铁壁。

就在她要扑进大河时，无数双手，几乎是在同时，扯住了她的胳膊、裤子、褂子与头发。她望着那顶破损的斗笠与那只鞋头已被大拇脚趾捅出洞的布鞋，长叫了一声“毛头——”便立即瘫软如泥。她口吐白沫，晕厥了过去。于是，一边有人掐她的人中，一边有人大声喊：“去叫医生。”医生就在人群里，闻声而来。他到河边双手捧了一捧水，然后含进嘴里，对着那女人的面孔，圆起双唇，有力而均匀地将水喷出。然后，他把那正按人中的人推开，取而代之，用他似乎专门留出的长指甲，死死地掐住了那女人的人中。不一会儿，她吐出一口气来，双眼闭着，像在梦中一样呼唤着：“毛头……毛头……”眼角上滚出大粒的泪珠。

几个妇女见如此情景，再看一眼无望的大河，紧紧拉住自己的孩子，也跟着流出泪来。

河边不再有喧哗，只有水声。

那女人渐渐恢复了神志，却未能恢复气力，被人扶着，对着大河不住地哭，不住地呼唤她的孩子。那声音哀切、凄婉，催人泪下。

妇女们围着她，不住地说着宽慰她的话：“没事的，没事的。”“这么多人在摸呢，在找呢！”“毛头会好好的。”……

我和马水清都朝河上望着。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力气了。一颗颗脑袋总是长时间地浮在水面上喘气。已是深秋，深水处的水温，已经凉得他们不能多次忍受了。他们尽管还扎着猛子，但我以为，他们实际上都未扎到水底，而半途间就又返回了。撑来几只船，几个人趴在船边上，用长长的竹篙在深水处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那女人似乎意识到她的毛头永不能回了，一边哭，一边很无条理地诉说着毛头的种种可爱与她对毛头的种种不周之处。这种诉说，把在场的女人们搞得都很心酸。

一个光头的孩子挤进人群，问：“谁掉到河里去了？”

没有人理会他。

那孩子偏问：“谁掉到河里去了嘛？”见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也朝河上望。

一个中年男子忽然转过头来，盯着那孩子看，然后手一指，大声叫起来：“那不是毛头吗？”

所有的目光都转过来看那孩子，“毛头！就是毛头！”

那孩子觉得这些目光很奇怪，显得愣头愣脑的。

一个汉子抱起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向那个瘦小如耗子的女人跑去，“毛头他妈，毛头在这儿！”

那女人望着这孩子，目光呆滞。

“是毛头！是你的毛头！”妇女们说。

那女人慢慢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浑身颤抖如寒风中的枯叶，接着就是一手扭住孩子的胳膊，扬起巴掌，发疯一样扇打孩子的屁股。那孩子大概从未受过如此疼痛的扇打，像被火烫着了似的跳着，嗷嗷乱叫，眼泪哗哗下来了。那女人边打边问：“你去哪儿了？说！你去哪儿了？说！”

众人上来拉住了那女人。

孩子就哭泣着说：“我和大庆在那边林子里玩，他欺负我，我就跑到河边，把斗笠和鞋扔到了河里，吓唬他……”

那个跑回庄里向大人嚷嚷着“毛头掉下河了”的大庆，比毛头矮一点儿，此时正拖着鼻涕站在那儿乐。

“后来呢？”大人问。

“我去奶奶家草垛底下藏起来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那孩子说着说着，大哭起来，仿佛他真掉下河刚被人救活了似的。

那女人不打他了，却一把搂住他，用那张干燥的嘴在他脸上、胸口、胳膊上胡乱地亲，还把脑袋抵住他的胸口直摆动。孩子不太小了，对母亲当着这么多大人，尤其是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如此地表现亲热，有点不好意思，就本能地伸出手去拒绝她。而她根本不管他是好意思还是不好意思，乱亲了一气之后，又将他抱在怀里。孩子长得不矮了，而她又很矮小，抱起孩子之后，让人觉得不像母子俩。

她抱着孩子往家走。

孩子挣扎了一阵，终于无奈，就老老实实地趴在她肩上，一副乖乖的样子。

很多女人就随了那个不断哭着的女人，一路泪水地走回庄里去。

那女人甚至把后面一行湿漉漉的男人们都感动得无声无语。

一行队伍，静穆地流向庄里。

我和马水清走在最后。回到家之后，马水清就一直很沉默地坐在那把宽大笨重的红木椅子里。起初他照了一阵镜子，后来把镜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觉得那沉默是不能被打破的，就坐到院门口去等爷爷。偶尔回头看一眼屋里，见马水清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里。黄昏时的余晖正从天窗照射到他的身上。

三

天很黑了，爷爷才回来。见了我们，他很高兴。昏暗的灯光里，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像老牛反刍似的蠕动着，一撮灰黑的胡子像一把枯了的秋草一撅一撅的。我们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他刚才也在河边上的，并没有见到我们，见毛头找到了，就又直接去了庄后的柿子林里——柿子熟了，总有人偷摘柿子。

“三呆子呢？不是雇他看柿子林的吗？”马水清问。

“他不看了，说我们给他的柿子太少。”爷爷抹着总是流泪的眼睛。

“那就再给他一树柿子。”马水清说。

“就等你回来拿主意呢。”爷爷说。家中一切事情，不分巨细，处理起来，爷爷总要得到马水清的意见。

“三呆子这个杂种！就再给他一树柿子！”马水清强调了一遍。

爷爷进了厨房，开始为我们弄晚饭。马水清还是坐在椅子里。我帮爷爷烧火。借着油灯的灯光和灶膛里跑出的火光，我感觉到，爷爷又苍老了许多。他的眼睫毛已烂倒或烂掉了，失去弹性的眼皮，疲软地盖住了眼睛，衰老带来的不可挽回的收缩，使我觉得他的脑袋与身子，又比我上次见到时缩小了许多。他张着嘴，不住地喘息着，喉咙里发出让人难受的呼噜声。他本应坐在墙根下晒晒太阳，或无所事事地坐在柳荫下回忆回忆那即将泯灭的陈年古事了，然而，这个家却不允许他停顿下来。他必须像一只掘洞觅食的老鼠那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

吃完晚饭，我和马水清到西房里去玩扑克牌，爷爷开始伺候东房里的奶奶。他进进出出的，我不看也知道，他是在奶奶饭后打水给她清洗。听人说，奶奶极爱干净。这种清洗是缓慢的，烦琐的。爷爷总要来回七八趟地换水。这种太讲究的清洗，使得一间终年睡着一个垂死者的黑房间居然没有散发出丝毫难闻的气息，反倒淡淡地飘出一个净洁的人体才可能散发出的好闻的气味。爷爷几十年时间里无言无语地端着水盆，把他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用在了奶奶的清洁上。

东房里的事情做完之后，我听到了爷爷走出院门的脚步声。

“这么晚了，他还要去哪儿？”

马水清说：“别管他。”

我打牌时，总是在倾听爷爷归来的脚步声，然而直到我觉得困了想上床睡觉了，也未见爷爷回来。

马水清今天玩牌玩得很不入神，终于说：“不玩儿了。”就拿了手电，要出门。

“去找爷爷？”

他不吭声地往外走。

我跟着他。

穿过一片庄稼地，便是马水清母亲的坟。坟在马水清家的地里。人家的地里都种了庄稼，马水清家的地里却种了一片柿子。这些柿子，有爷爷栽下的，有马水清栽下的。现如今已是一片可爱的柿子林。

林子里摇曳着一盏马灯。

我们走进林子里，看见马灯挂在树丫上，爷爷疲惫地坐在柿子树下。

“爷爷，你怎么坐在这儿？”我问。

“三呆子不看柿子林了，有人偷柿子。”爷爷扶着树慢慢地站起来。

“就让他们偷吧。”我说。

“全偷了也不要紧，反正也是让大伙儿吃的。可他们偷的时候太慌张，净糟蹋树。看看那边那棵，那么粗一根枝被拽劈了……”

“回去吧。”我说。

爷爷不动。

“回去吧回去吧！”马水清有点不耐烦。

“让他们偷吧。”爷爷说着，把马灯摘下来，“走吧，回家吧……”

“你先走。”马水清说。

爷爷犹豫着。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马水清对爷爷总是很不客气地说话。

“你们早点回来。”爷爷说完，拎着小马灯，走上了庄稼地里的田埂。

马水清用手电往枝头照了照，只见光柱里尽是一个一个的大柿子。

“今年柿子真大。”马水清说。

空气里，散发着甜丝丝的柿子味。

马水清带着我，在柿子林里走了一遍后，没有显出回家的意思。我知道马水清留恋这片柿子林。每次回吴庄，他总要到柿子林里来坐一坐。几年之后，春季的一天，几个小孩放火烧头年留下的枯草而使这片柿子林化为灰烬时，马水清仿佛被烧掉了全部的依托和思念，竟然坐在焦土上整整一夜，并且从此很少再回吴庄。

我陪着他在柿子林里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天变得很凉了，他才说：“回家睡觉吧！”

那时，正有一牙月亮挂到柿子林上。

回到家时，爷爷早已将洗脚水为我们准备好了。他坐在椅子上咳嗽着，在等着我们。我知道，在我未出现之前，他早就是这样每天晚上给马水清打好洗脚水，然后等马水清洗完脚再把盆端到院门外倒掉的。我对爷爷承担了一个老奴的形象时感悲哀，同时对马水清很不高兴。然而在马水清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非但没有半点对爷爷的感激之情，相反，总是对爷爷很不好。他只是看着爷爷不停地为家中为他干活。我发现，爷爷还生怕惹他不高兴，因此，尽可能小心翼翼的。然而他毕竟老了，脑力不够用了，手脚也不听使唤了，是很难让马水清满意了。他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看着马水清的冷脸和听着马水清的呵斥。若是我来吴庄，马水清就会收敛一些。

爷爷知道，有我在，是绝不会让他去倒洗脚水的，就进东房去休息了。

我们睡下后，马水清总也睡不着。而这时的东房里，总传来爷爷的咳嗽声。我能感觉到，爷爷怕马水清对他的咳嗽声不快，是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咳嗽出来或尽量压抑咳嗽声的。马水清终于爆发了：“咳！咳！就知道咳！”

我说：“爷爷忙坏了。你不能这样不讲理。”

他将背对着我睡了一阵，竟然穿起衣服不睡了，下了床往外走。

我躺了一会儿，也穿上衣服，跟了出去。

他站在院门口望那条大河。

我说：“你大概是想丁玫了。”

他要揪我的腮帮子，我躲闪了。就听他说：“我们往北庄去吧。”

“发什么神经，都几点了？”

“你不去，我去。”他说着，就真的走了。

我只好又跟着他。

吴庄实际上分两个庄子，一为南庄，一为北庄。南庄小，北庄大，中间隔了差不多一里地。这里的人叫北庄又叫“大庄子”，商店、学校等都在北庄。

此时，月亮已经升高，安静地照着村庄与田野。

“这么晚了，你去找谁？”

“不找谁。”

“不找谁去干什么？”

“随便走走。”

马水清没有随便在大庄子走，而是一直走到了东头的小学校。

小学校在一个大院子里，早已关了大门。夜深人静，大院深处却传来一缕微带幽怨的箫声。这箫声在秋天的夜晚显得很是纯净，仿佛在这世界上别无声响，也就只有这一缕箫声了。

大门口有十多级台阶。我们走上去，往大门里看了看，见一片黑暗中，只有一间挂了窗帘的屋子亮着灯。马水清又看了看，就在台阶上坐下来。

一只受了惊动的乌鸦，从离台阶不远处的一棵树上飞起来，飞进黑暗里。

“天实在不早了，回去吧。”我说。

马水清这才站起来，心情颇有点落寞地离开了小学校。

路上，我问道：“你说这箫是一个男的吹的还是一个女的吹的？”

马水清说：“是一个男的吹的。”

我说：“我觉得像一个女的吹的。”

天空有浮云，月亮正暗淡下去。

四

早晨，我被窗外的风雨声和院门被风所吹之后发出的撞击声闹醒了。透过天窗，可见到灰蒙蒙雨蒙蒙的天空。

“你听这院门声音，好像没有关上。”我捅了捅身旁的马水清说。

“关了，是我关的。”他还未醒明白，含糊不清地回答我。

我突然想到了爷爷，“大概是爷爷出门去了。”

“睡吧睡吧！”马水清不耐烦地说着，还把腿又跷到了我的腿上。

我猜测了一会儿爷爷的去向，便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秋风秋雨中，不受任何打扰地睡懒觉，是件让人不愿放弃的事情。

不知睡了多久，一个粗哑的男人的声音，急促地将我们从睡梦中拽出来，“水清水清，你爷爷摔了！”

我们连忙坐起来。

这个男人就是那个三呆子。他对马水清说：“你爷爷去马尾镇上割肉去，摔到桥下，摔得不轻，被人抬到镇上医院去了。”

我和马水清急忙下床，冒着风雨往医院跑。这地方上的黏土实在让人难忘。天一下雨，这浸了水的黏土便变得滑如油拌的一样。我总记得一首歌谣里的两句：“上面下，地上滑，滑得姑娘屁嗒嗒。”雨天里，如果你很无聊地站在自家门口望门前路上的行人，会有无穷的乐趣和一种刻毒的快感：好些人像在抹了油的冰上，极小心地走着，常常半天才挪出去一截远，其间，总会有人要滑倒，或滑倒在水沟里，或坚持了几下仰在泥泞的路面上，爬起后，自觉反正是已不成人样了，便不在乎了，欲要奔出个速度来，其结果是连连摔倒，摔得直骂：“该死的路！”我们在这“该死的路”上东倒西歪地走着，十个脚趾紧紧地抠着烂泥之下的板泥，不一会儿脚趾就又酸又疼了。马水清摔了两跤之后，便来了性子，站着不走了，“不管他！”

我掉头望着他。

“谁让他去割肉的！”

“还不是为了我们！你不在家，爷爷吃过几回肉呀？”我有点生气，从人家菜园子边上的篱笆上拔了一根竹竿扔给他。

马水清一路叨咕不休，我也不理他。快到镇上时，他像磕头一样往前磕了一跤，两手未能及时摁地，下巴就触到了地上。他用衣袖擦去烂泥，掏出小镜子照了半天，见下巴上划了一道口，正往外渗血。他把小镜子砸了，竟然用脏话骂爷爷。

我觉得他太不像话，便独自一人头里走了。

我先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里找到了爷爷。他躺在一张歪斜的床上，脸色苍白，沾了泥水的胡子在颤抖着。地上，一张荷叶里，有一块很新鲜但已沾了烂泥的肉。爷爷见了我，说：“林冰哪，你来啦？”

我点了点头。

“没事的。”爷爷想挣扎起来，但胳膊一使劲，疼得他立即又躺了下去。

马水清来了，见爷爷浑身泥迹斑斑的，没好气地问：“摔伤了没有？你没有瞧见天下雨？”

爷爷不吭声，蠕动着无牙的嘴，下巴上那撮沾了泥的胡子便一撅一撅的，像只已啃不动草的老山羊。

医生说爷爷的伤得好好检查，一时不能回去。我们只好待在了风雨中的马尾镇上。湿乎乎的，黏糊糊的，没有一块干净地方，湿了的衣服绑在身上，又没有一个好去处，心里感觉很不好。马水清丢下爷爷，拉我去了镇上商店——那地方宽大，好消磨一阵。他的心情很不好，新买了一枚小镜子，胳膊支在柜台上，不停地照那弄坏了的下巴，竟无心思与我说话。

我望着灰暗的天空，心里惦记着在医院里躺着的无人照料的爷爷，也很没有情绪。

到中午时，我们给爷爷买了些吃的，又来到医院。医生说：“至少有一点已经查清，老头的胳膊摔断了。”

下午，医生给爷爷的胳膊打了石膏。我们想雇条船将爷爷弄回去，医生不答应，说还得观察观察，看看是否还有别处摔坏了。眼见着天黑下来，那雨还没完没了地漏个不停。住没个住处，吃没个吃处，洗也没个洗处，马水清的心情糟透了。他终于克制不住地拉了我一把，“走，回家！”

我看着爷爷。

爷爷说：“我不要紧的，你们先回去吧！”

我摇了摇头，“不，我留在这儿。”

马水清对爷爷发作起来，“活该！”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肉，跑到门口，像掷铅球一样，将它掷进雨地里，“吃肉吃肉，谁要吃这狗屁的肉！”

我咬着嘴唇站在爷爷的身边，用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因为胳膊打了石膏而变得冰凉。我能感觉到这只手在不停地颤抖着。我看了看爷爷的脸，瞧见他的眼睛里汪满了浑浊的泪水。我冲着马水清叫起来：“你走吧！”

马水清真的一扭身子走出了急诊室。

我拉过一张椅子，守在爷爷的身旁。

“林冰哪，跟水清一起回家吧！”爷爷说。

我摇摇头。

爷爷一动不动地躺着。脸上、手上的泥巴被体温烘干了，裂成了小块，我帮他一块一块地剔去后，又把一只煤球炉往他床边拉了拉，让他暖和一些。这微不足道的照料，竟使爷爷的眼角滚下一串泪珠来。

天黑后，我想去给爷爷找点开水喝，走出门时，见到廊下昏暗的灯光下站着马水清。

“上哪儿去？”他问。

“给爷爷找点儿水喝，他的嘴唇焦干。”

“到食堂去要吧。”

“好吧。”

当马水清端了一碗开水来到爷爷的床边时，我瞧见爷爷眼角上的泪痕一下子粗大起来。

夜里，我和马水清住到了一间医生看病的屋子里。我们睡不着，面对面地坐着。

我知道，马水清在心里总怨恨着爷爷。在他看来，他这一切，都是由爷爷一手造成的。当初，把他的母亲从遥远的地方带到吴庄是一个错误，而自作主张，将他的母亲与他的父亲结合在一起生下他来，去接受永远的孤独与无爱，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这中间，爷爷还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当马水清的父亲总是不回吴庄时，许多人曾建议爷爷去部队找儿子，但爷爷以自己对祖母的经验代替了儿子的心思，摇头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放着这么一个媳妇，他凭什么不回来！”在他看来，儿子即使走到天涯海角，那颗心也会被这个媳妇牢牢拴着的。而等他终于开始怀疑儿子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可是，”我对马水清说，“你该看到，爷爷他已经很老了，活不了多久啦……”我一直以为，在感情这一方面，我比马水清要懂事得多。

马水清趴在桌上，很久，也没有将头抬起。

五

第三天，医生说，经观察，没有发现爷爷身上有其他损伤，可以回家了。我们雇了一条船，将爷爷接回家中。

天忽然变得特别晴朗。连日被压低的天空，仿佛往高处飘浮了许多，世界也一下子变得空阔明亮了许多。秋天的阳光，是一年四季里最迷人的阳光。依然是金色，但已无夏季之灼热，使人感到惬意和身心舒畅。凉爽的秋风，更给人一种特别的好感觉。来马水清家时，我带来了一些书和作业。每天我都要在柿子树下做很多作业，看很多书。其间，我或者帮助爷爷干点活，或者走到院门外，站在大河边上，去瞧河上的秋日风光。

马水清却总显得有点烦躁不宁，几次说：“我们早点儿回学校吧。”他无心去做作业，只是在我做好后将我的作业本拉过去，胡乱地抄上一遍。到了后来，抄都懒得抄了，说：“开学后，让姚三船代我做。”然后就坐在门槛上或倚在柿树上，没完没了地去照他那张下颌长得很开的脸。我几次发狠要扔掉他的小镜子，他总是狠狠地揪揪我的腮帮子，咬着牙说：“你敢！”

“你真是想丁玫了。”

马水清将我追出了院子，我便越发地想说那句话：“想丁玫了，就是想丁玫了！”

我们很厉害地闹了一阵后，谁都没有力气了，就躺在河坡上晒太阳。马水清的眼睛一直望着天空，沉默着，仿佛被一个从心底里浮起的念头抓住了。

“河边有条船，我们摸螺蛳吧？”他说。

“好吧。”我说。

上了船，我问道：“往东摸，还是往西摸？”

他说：“随便。”

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往西摸吧？”

“随便。”

我故意说：“那还是往东摸吧！”

他却说：“还是往西摸吧。”随后，还找了一个理由，“往西去，螺蛳多。”

丁玫的家，就在西边河岸上。

我们顺着河岸往西去。我看出，马水清根本无心摸螺蛳。我也便草草地摸着，不住地拽着前面的芦苇，让船不停地往西再往西。

丁玫家的屋子就在前面了。我曾去过丁玫家。她家屋前有个棚子，一直搭到水边，天暖和时，丁玫总爱在棚子里学习或做事。

“我们不摸了，回家吧。”马水清忽然改变了主意。

我不听他的，一把接一把地拽着芦苇，将船一个劲儿地往丁玫家的水码头那儿拽去，只听见河水在船头下泼刺泼刺地响着。

马水清已来不及阻止我的行动了，只好由着我。

船到了丁玫家的棚子跟前，令人遗憾的是，丁玫不在棚子下。

“往回去吧。”马水清像是怕看见丁玫似的。

我在心里说：“丁玫可能在屋子里。”我不听马水清的，像个无赖一样，把身子伏在船帮上，双手死死地抓住两把芦苇。

马水清又要揪我的腮帮子。我说：“你敢揪，我就叫啦！”

马水清朝我咬咬牙，只好也弯下腰来，把双手伸进水中，做出一副摸螺蛳的样子。

我们在丁玫家的水码头旁摸了半天螺蛳，也未能见到丁玫的影子。可能她不在家中。

当马水清抓住芦苇将船往东拽时，我不再阻挡他了。他拽了一阵不拽了，对我说：“往回拽呀！”

我也不拽。当时河上有风，正可借着风力让船往东漂。我们躺在船舱里，挺无聊的。

船靠岸后，我摘了一片荷叶，包起了我们摸的螺蛳。

马水清说：“螺蛳我拿着，你拴缆绳。”

我将螺蛳递给他，正要去拴缆绳，他趁我不备，将荷叶揪紧了，把螺蛳远远地摔到水中，然后撒腿就跑。我顺手抠了一把烂泥追了过去……

那天下午，爷爷让我帮他摘柿子并给人家送柿子。我瞧马水清不肯帮忙，一副没情绪的样子，问爷爷：“西边丁玫家送吗？”

爷爷说：“送，送。”

我挑大个的柿子装了一篮子，对马水清说：“你去吗？”

马水清说：“不去。”

我朝他一笑：“那我一人走了。”

我走出去一块地远，马水清跟了上来。

到了丁玫家，马水清站在她家猪圈旁不肯走了，用一根芦苇逗着猪圈里的一只小猪。

我不管他，走到丁玫家门口，叫了一声：“丁玫。”

丁玫闻声走出来，“林冰。”

“爷爷让我们给你家送柿子。”我说。

“马水清人呢？”丁玫问。

“他在看你家的小猪。”我指了指猪圈。

马水清只好走了过来。

丁玫虽然有点羞涩，但还是很大方的。她比马水清大两岁，在我们面前，微微有点姐姐的样子。她的眼睛很大，并且总是让人觉得那双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泪水，牙齿很白，梳了一根短辫，有两只胖胖的带有小浅坑的手。她说话慢条斯理的，走路、干活，做任何事情，动作都很轻盈雅致。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一问一答的都拘谨得很。离开丁玫家时，我对她说：“到我们那边去玩吧。”

丁玫说：“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呢。”

路上，我对马水清说：“丁玫会来玩的。”

“不会来的。”马水清说。

“会来的，不信我们打赌？”

“肯定不会来的！”

“那我们等着瞧吧！”

傍晚，丁玫果然来了。她说我们忘了将篮子拿回来，她是来送篮子的。

我觉得她确实比我们大。

六

返校那天，爷爷一直站在河边望着我们。他的胳膊还打着石膏，用纱布带吊在脖子上。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天空下就他一个孤零零的影子，仿佛一颗孤独了千年的老残的灵魂，永远地凝住了。

我们打着手势让他回去，他却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好头也不回地走。有很长一阵时间，我在想，我还能再见到他几回呢？

选自长篇小说《红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