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小笛事件》与山本禾太郎

作者：细川凉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大正改元昭和，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有人发现，京都市内的北白川西町（当时属于上京区，现在属于左京区）八十五番地，也就是从出町路，通向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院（农大）正门的道路东侧，一排二层住宅之一的平松小笛家里，小笛的养女，精华女中四年级学生千岁（十七岁）以及小笛的熟人，同市出町柳的大槻太一郎的长女喜美代（五岁）、次女田鹤子（三岁）三人被绞杀，小笛则吊在门楣上缢死。

第一发现者是喜美代和田鹤子的母亲大槻茂野，她是想接两天前就来小笛家玩儿的两个女儿回家的。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平松小笛到大槻家来，说要去植物园一带找房子，想带着喜美代一起去，于是就把喜美代领走了。下午三点左右，小笛的养女千岁，来到大槻家，又把喜美代的妹妹田鹤子领走了。

平松小笛特别喜欢喜美代和田鹤子，经常把她们姐妹俩带到她家去玩儿并在她家过夜，那天也没有让她们姐妹俩回家。茂野二十九日就来接过孩子们一趟了，可是看见小笛家大门上挂着一把锁，就以为小笛带着孩子们，到哪儿玩儿去了，也没介意就回自己家了。

可是，三十日这天来到小笛家一看，大门上还挂着锁。出町路东侧，有一条通向京大农学院正门（北门）的道路，道路两旁是树丛，道路东侧的树丛东边，是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是一排连在一起的二层楼的木造瓦顶住宅，一共是五家。从南侧（也就是从出町路这边）数第二家，就是平松小笛的家，其余四家都是没有人住的空房子。惨剧被发现那天，也就是六月三十日那天，从南侧数第四家，搬进来一个名叫牧山斋吉的、做蚊帐的匠人。

刚才已经说过，平松千岁是平松慎一和平松小笛夫妇，在朝鲜仁川的时候领养的孩子，当年千岁才两岁。正如在朝鲜就，认识小笛母女的木本教信所说：平松千岁是个可怜的孩子。千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性病，沦落到养活不了孩子的地步。千岁从小就是一个病弱的身子，虽然聪明伶俐，但性格内向而感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写给朋友的信（也可以叫做遗书）中看到。这些可以从山本禾太郎的小说，和铃木常吉的著作中看到，这里就不再重复，而是介绍一篇千岁写给精华女中的矢野老师的一封信，也是千岁的绝笔。

把警察叫来，拽开门上的锁进去一看，进大门以后，左边那个三张榻榻米的房间里没有人，只挂着一顶蚊帐，躺在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中央的人是千岁，她躺在被子里，脖子上勒着手巾，手巾上勒着细绳，她是被人勒死的。

千岁的尸体，看来是被从三张榻榻米的房间的蚊帐里，拖到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里来的。掀开被子一看，千岁的贴身汗衫被卷到胸部，短裤被拽到脚腕，也就是说胸部以下完全露出，几乎等于裸体。

从千岁的衣服凌乱程度来看，凶手疑为男性。但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医学专家小南教授的验尸结果，千岁没有死前性交的痕迹。茂野她们从旁边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的时候，看到的那只脚，就是已经死去的千岁的脚。

十一月九日的第三次公判，检察官仲冢松太郎请求，判处广川条太郎死刑。高山律师和足立律师，立刻展开了无罪辩护。十二月五日，审判长橘川喜三次“根据东京帝国大学三田博士鉴定”，判决广川条太郎无罪。

在通向廊子的门楣上，用黑色的和服腰带，吊着平松小笛的尸体。尸体的姿势非常奇怪，两脚顶在榻榻米上，屁股向后撅着，耸着肩膀。尸体下边是一个火盆，小笛的两脚在火盆两侧。也就是说，平松小笛是踩着火盆，上吊自杀的。四具尸体都已经腐败，散发着异臭。

报纸上最初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称为“农大前四人被杀事件”，后来称为“小笛事件”。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平松小笛的情人要离开她，她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先把三个女孩子勒死，然后上吊自杀。用一句不太合适的话来表达，这就是一个常见的由“男女之情的纠结”引起的事件。

但是，这个开始被认为是小笛拉上三个孩子，一起寻死的事件，后来又被认为是原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选修科学生广川条太郎（二十七岁），杀害了平松小笛等四人，而后伪装成小笛自杀。广川被逮捕，事件发展成为广川被冤枉的冤罪事件。

事件的焦点，就是平松小笛脖颈上的两道勒痕。围绕着“这两道勒痕，究竟是自杀形成的，还是被绞杀以后，伪装成自杀形成的”，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出现了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小南又一郎为代表的他杀说，以东京帝国大学三田定则教授、和长崎医科大学的浅田一教授为代表的他杀说。前后一共有六所名牌大学的法医学专家，被动员来鉴定这个事件，于是，“小笛事件”就成了法医学鉴定史上的有名事件。古畑种基写的、面向一般读者的法医学入门书《法医学秘话——时至今日才能说》里，就有一章专门论及“小笛事件”的内容。

主张广川无罪的辩护律师，是参加了友爱会劳工运动以后，当了律师的髙山义三（战后当选为京都市市长）。跟高山律师关系密切的侦探小说作家山本禾太郎，从高山律师那里，借来关于小笛事件的记录，写出了可以被称为战前纪实文学的最大收获的《小笛事件》。小说从事件的发端写起，一直写到广川条太郎被判无罪。

高山义三在他的《八十年的回顾》一书中，谈到了小笛事件：“我当了二十五年刑事犯罪辩护律师，每个事件，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和插曲，但叫我最难忘的，还要数小笛事件。”他还说，关于小笛事件，“最忠实地再现事实、最本着良心，进行调查以后写出的小说，应该是山本禾太郎先生的犯罪事实小说《小笛事件》，下面我就根据这本事实小说，简单介绍一下稀世少有的怪事件——小笛事件的公判经过”。曾经向禾太郎提供过资料的高山义三律师，撰写回忆录中，关于小笛事件的部分的时候，反而要全面依靠禾太郎的小说《小笛事件》了。

但是，尽管有一本这么重要的《小笛事件》，关于小笛事件的真相，还是没能正确地传达给人们。

关于事件的经纬，我将釆取根据小笛周围的人的证言，复原的方法。

还有，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虽然被誉为“战前首屈一指的纪实小说杰作”，战后在侦探小说杂志《幻影城》，一九七七年九月号（总第三十四期）上再次发表，并收入东京创元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创元推理文库”《日本侦探小说全集II（名作集I）》，但还是有人说：“《小笛事件》这本小说，越读就越觉得疑点太多，每读一遍，都会产生新的疑点”，并揶揄道：“山本禾太郎从一开始关心的，就是可以抓住读者的心的《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怪不得他要描写在铁窗里，呻吟的未判决的囚犯的心理，而且是一种催人泪下的、说唱艺人似的描写。”山下武先生在他这篇题为《〈小笛事件〉之谜——山本禾太郎论》的论文里，不仅揶揄了《小笛事件》，而且怀疑对广川条太郎的无罪判决，不啻是提出了所谓的“广川凶手说”。

但是，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包括山下武揶揄的“说唱艺人似的描写”部分，几乎没有山本禾太郎本人的创作。山下武揶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是“说唱艺人似的描写”，其根据是“只把事实排列在一起，不能成为小说，还需要一些说唱艺术加以点缀，于是就有了广川条太郎在拘留所的单间牢房里，想到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对于‘死亡的黑暗’的恐怖，就有了广川对于自己的冤罪之身的懊恼和愤怒”。总之，山下武认为山本禾太郎对于身陷囹圄的广川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是所谓“说唱艺人”似的创作方法。

然而，山下武揶揄的《小笛事件》中，广川在狱中的心理描写，实非山本禾太郎“说唱艺人”似的创作，而是根据广川本人的狱中日记写成的。我认为，《小笛事件》的出典，都是经过山本禾太郎充分调查的，山下武对《小笛事件》的批评太片面了。本来，山下武这篇论文，和权田万治的《漆黑的暗夜中的目击者——山本禾太郎论》，都是关于山本禾太郎的非常宝贵的论文之一，应该给予髙度评价，但我不能不说，他是因为资料查阅不足，才得出了上述的错误结论。要想写好一篇关于纪实小说的论文，就应该认真查阅，以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为中心的，第一手资料。这难道不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吗？

因此，本文将以当年记录了小笛事件经纬的、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先于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发表的《大阪朝日新闻》记者铃木常吉的《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谜一样的小笛事件及其他》里，搜集引用的审判记录和鉴定报告，还有广川的狱中日记《冤囚断想》等资料为重点，加以论述，其次还想谈谈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作为一部纪实小说的创作特色。

文字解说如下：在京都市内，发生了一起一家四口（均为女性）被绞杀的事件，尸体于六月三十日被发现，犯罪嫌疑人立刻被锁定，是原来寄宿在小笛家的京都大学毕业生。原因是这个京都大学的毕业生，跟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平松小笛（四十七岁），及其养女千岁（十七岁）有三角恋爱关系。《一亿人的昭和史》这段文字解说，没有向读者交代广川条太郎的杀人罪是冤罪，也没有说最后的结果是无罪判决。

一九二一年，走投无路的平松小笛，找到了村尾在朝鲜时代的军队里的上司、小笛跟村尾的主婚人——木本信教。那时候，木本在京都市吉田本町，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小笛恳请木本帮忙，跟千岁一起搬到了京都市内。千岁进入精华女中的时候，木本是她的保证人。

晚报版是这样报道的：“住在市内北白川西町农大正门前的平松小笛（四十七岁），将养女千岁（十七岁，精华女中四年级学生）、以及友人大槻太一郎的长女喜美代（五岁）、次女田鹤子（三岁）绞杀以后自杀。三十日下午，喜美代的母亲茂野，去小笛家接自己的女儿们，回家的时侯发现之后，顿时引起很大的骚乱。刑警已经赶到现场，眼下正在调查，亦有平松小笛乃他杀之说法。”

根据报纸的首次报道可知：事件发生以后，最初被认为是一起小笛将三个孩子绞杀以后，再行自杀的事件，他杀说的议论也有。

平松小笛搬到农大正门附近之前，在出町柳当房东出租房屋的时候，原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学生（毕业后住在神户市，神户信托银行职员）广川条太郎，是小笛的房客之一。当广川跟小笛有肉体关系的消息传开以后，七月一日的日报，立刻报道说：有可能是广川将小笛绞杀以后，伪装成自杀。七月一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广川在京都站前，被警察逮捕——该消息见于当日晚报。

山本禾太郎，原名山本种太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神户市。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过学。当过学徒，当过工人，也当过神户法院的书记员，还当过一个说唱巡回演出团的顾问。战后曾任海洋测量器具制作所所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新青年》杂志有奖征文，其侦探小说《窗》与梦野久作的小说《海妖之鼓》同时获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作为侦探小说作家出道。山本禾太郎跟梦野久作同一年出生，同一年崭露头角，但是现在的知名度不如梦野久作。

在这里，我们先把事件发生之前的平松小笛介绍一下。

平松小笛，一八八〇年八月，生于濑户内海的爱媛县越智郡大山下村，父亲石中仁一是个煤矿工人。小笛七岁的时候，生母去世，因不堪继母虐待，十五岁那年，到山口县都浓郡下松町一户人家当女佣。十七岁那年，跟当地一个鞋匠武XX藏同居，一八九九年生下一男婴，但孩子不满一百天的时候，她就扔下孩子，离家出走了。这个孩子后来被亲生父亲，送给了一个姓森田的人，取名森田友一，长大以后到京都找到了母亲小笛，事件发生以后，小笛和千岁的后事，就是他处理的。

关于森田友一，《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B版）是这样报道的：

“被姣杀的平松小笛的亲生儿子，名叫森田友一（28岁），家住洛北修学院村，睿山电气化铁路的养路工。（中略）妻森田布子（23岁），两个孩子。友一是小笛在山口县某町的时候，跟前夫生的孩子。友一刚刚出生五十多天，就被母亲平松小笛扔下不管了。森田友一被同町森田家抚养长大，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后来他听说亲生母亲住在京都，遂携妻儿来到京都。经过一番千辛万苦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亲生母亲平松小笛。前年，二十六岁的友一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友一孝敬母亲小笛，而小笛对友一，却没有一丝母爱，视若路人。”

当时报纸上的论调，在报道广川条太郎是凶手的同时，也没有说平松小笛的好话。如果广川是凶手的话，小笛就是

受害者，应该得到同情吧，可是正好相反，不但没有得到同情，什么“恶女”啦、“淫妇”啦，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根本不考虑受害者的个人隐私。

不过，看了在现场被发现的小笛的遗书，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说她的坏话了。她在遗书中竟然说：死后就连一根筷子，都不留给亲生儿子友一。这封遗书，山本禾太郎在《小笛事件》里也引用了，不过他有几处不明。现在我就根据铃木常吉的解读，把遗书介绍一下。

拜托福田太太（小笛以前的邻居，小笛租房子时候的保证人，也是大槻茂野的朋友，跟茂野一起，进入小笛家旁边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的人就是她）保管的东西，请送到寺庙（存放小笛亡夫平松慎一的东山知恩院）里去，连一根筷子都不要送给友一。我要跟广川条太郎一起死。送给福田太太一块大岛绸和三块绉纱。千岁很可爱，但丸太町（丸太町的算命先生，此点容后详述）说我沾不上她的光，我连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我就跟广川一起死了吧。

小笛

条太郎（印）

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你就把千岁杀了吧。我先死。千岁就拜托给你了。

这封遗书，包括“条太郎”的署名，都是平松小笛的笔迹。中间三分之一是用红铅笔写的，前后各三分之一，是用黑铅笔写的。对此，山本禾太郎提出了疑问。这封遗书很可能不是一次写成的，而是分三次写成的。而且，事件发生前两天的六月二十六日，平松小笛到广川条太郎寄宿的地方去过。在广川的房间里，找到了红色铅笔，在小笛家里却没有找到红色的铅笔。

但是，事件发生以后，两种颜色的铅笔的问题，没有引起过警方的重视。因为迪书上有广川条太郎的署名和印章，再加上有“你就把千岁杀了吧”这句话，警方认为，是广川勒死了三个孩子，其后与小笛相约殉情的时候，小笛上吊自杀，广川溜走，最后进一步认为，三个孩子和小笛，都是广川条太郎勒死的。遗书成了广川是凶手的证据之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平松小笛的生平。小笛扔下出生不久的儿子友一，回到故乡之后不久，跟家里一个雇工私通，后来跟着那个雇工，辗转于津山等地。由于生活贫困，跟那个雇工一起生活的日子也不长。跟雇工分手后，小笛一个人在冈山县以做针线活为生。

一九〇七年，二十八岁的平松小笛，认识了―个叫平松慎一的男人，并与之结婚，夫妇二人一起到了朝鲜的仁川，在仁川经营一家杂货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九一一年，在仁川收养了两岁的千岁。不料丈夫慎一得了重病，一九一六年，在总督府医院去世。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六日

广川条太郎在接受最后一次预审的时候，承认自己看过小酒井不木博士的《杀人论》和小南博士的《法医学与犯罪》，并且对预审法官说，根据这些书里面的知识，小笛也是自杀，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剌。不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到小南教授的著作，已经成了当时的大学生，为了提髙自身修养看的书。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木本是这样叙述的：

学校也许认为，我是千岁的叔父，其实不是。大正五年（1916年），我在朝鲜龙山步兵第七十八连队，当特务曹长，我的部下之一有一个军曹，名叫村尾歌次郎，是来自京都三十八连队的。平松小笛是带着千岁嫁给村尾的。千岁进龙山小学校的时候，是我当的保证人。跟小笛母女再会之后，我又给千岁当了一回保证人，其实我不是她的叔父。千岁也怪可怜的，村尾离开小笛以后，就没了消息。我虽然跟小笛母女，没有什么深交，但千岁这孩子挺聪明的，既然她们求到了我，我也没好意思拒绝。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A版

木村说，村尾歌次郎没了消息，但记者找到了他的下落。跟平松小笛分手以后，村尾在奈良监狱当狱警，小笛事件发生时已退职，住在奈良市奈良坂町。

平松小笛十分喜欢千岁，供她上女中，向周围的人们炫耀……但是，小笛对千岁的这种关爱，并不包括尊重千岁的独立人格，也不去理解千岁的感情，而是把千岁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让千岁以此抵偿她抚养所付出的代价。小笛要把千岁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自私的爱。

平松小笛搬到京都市内之后，在木本的帮助下，把田中下柳町的田中邦的房子买了下来，以前寄宿在田中邦家的房客，遂成为了平松小笛的房客。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事。那时候房客之一，就是刚考上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广川条太郎，还有两个房客，就是后来在小笛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的大槻太一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系助手）、和他的妻子大槻茂野。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三日

下面说说小笛当房东的时候，她的房客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情人的广川条太郎的情况。一八九九年七月四日，广川条太郎出生于新潟县北鱼沼郡小千谷町，是广川利兵卫家的长子。父亲利兵卫是个大财主，当过本地的邮局局长，和医院的总务科科长，事件发生的时候，任町议会议员。条太郎―九二一年三月，毕业于小樽商业高中，同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选修科，七月成了小笛的房客。一九二四年三月毕业后，参加工作，成为神户信托银行职员，从小笛家搬到了神户市北野町三丁目的小泉家。

广川条太郎毕业以后，小笛没了房客，就卖掉房子，不再当房东，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九二五年五月，搬到发生了惨剧的这个家。后来在吉田神社前边，开了一家名叫“满月亭”的面馆，因为生意不好，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三月倒闭。事件发生的时候，平松小笛没有任何收入，连房租都交不起。

关于小笛与广川的关系，当时的报道几乎众口一词，说她是个“淫荡的毒妇”。而小笛的邻居们则这样说：“小笛生于爱媛县，嫁给冈山县邑久郡大泊村的松平填一以后，在朝鲜领养了当时只有两岁的千岁。大正五年（1916年），和从京都三十八连队，调到朝鲜龙山步兵第七十八连队的军曹——村尾歌次郎结合。村尾离开小笛以后，小笛带着千岁，于大正十一年（1922年）冬，搬到京都市内的田中下柳町三番地，买了房子当房东，出租房子（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女儿的大槻太一郎，就曾经是她的房客）。当时的房客还有三个大学生，由于小笛经常满不在乎地，说一些叫大学生脸红的色情话，结果大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搬走，只剩下广川条太郎一个人。”

最里边那个六张榻榻米的房间，到处都是被褥和坐垫，还有脱下来，随便扔在上面的衣服。被子下面，是茂野找了很久的两个女儿的尸体。她们也都是被勒死的，光着小身子趴在那里。

“小笛比男人还厉害，又喝酒又抽烟。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为了向周围炫耀，还要把她引为骄傲的养女千岁（17岁），送进精华女中读书。小笛的丈夫死后，她的操行不好，邻居对她的评价也很差。平时总是化着淡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当她跟房客广川条太郎发生肉体关系以后，最初还尽量不让养女千岁知道，时间长了也不在乎了，经常跟广川手拉着手散步，像一对夫妇似的。广川毕业以后，到神户信托银行工作，搬到神户去住了。小笛也擬到京大农学院前边，惨剧发生的房子里住，但是她跟广川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去年一月，广川跟千岁也发生了肉体关系，千岁也喜欢上广川了，这引起了小笛的嫉妒。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成了邻居们议论的话题。（中略）

“但是，这种三角关系，对平松小笛来说，正是一个好机会。今年一月，小笛向广川摊牌：‘你把千岁娶了吧。’广川不同意，于是小笛就向广川要五百日元。那以后，广川依然利用周末来小笛家，跟小笛保持肉体关系。有时候，广川也躲过小笛的眼晴，拉着千岁的手出去散步。

“就这样，三个人的关系，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在邻居们看来，小笛与千岁在心里，不免互相嫉妒。”

——《大阪每日新闻》七月一日

关于广川与小笛的肉体关系，广川自己是怎么看的呢？看了公审记录，和广川的狱中日记，也不能了解得很具体。广川在狱中日记中谈到，与小笛的关系的时候写道：“我过去的生活，完全是一种不检点的、放荡的生活，是一种丑恶的、糜烂的、从来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生活，无耻到了极点。我以前过的那种生活，是一种混蛋过的生活。（中略）她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人。是谁造成了她这种自暴自弃的、恶魔似的性格呢？虽然不能说都是我造成的，但也不能说，我没有责任。对于这个悲惨的事件，我负有道德上的责任。临死之前，她变成了恶魔（指小笛不但杀了三个孩子，还把杀人罪名扣在自己头上），但是，我不应该觉得她很可怜吗？我没有憎恨她的资格！”

关于这一点，山本禾太郎是站在广川条太郎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他在《小笛事件》中，是这样描写的：“不管怎么说，广川条太郎是一个良家子弟，也是一个还不懂得什么叫‘玩儿’女人的、谨慎而正直的学生。当然，也许从那天夜里开始，广川就不是一个谨慎而正直的学生了，但至少在他了解了小笛的身体以前，是一个谨慎而正直的好青年。或许可以说，越是这个样子的好青年，就越是挡不住性的诱惑。如果是一个所谓‘饱经世故’的男人，遇到平松小笛这种既无姿色、又不年轻的女人的诱惑，要么不会把她放在眼里，要么就是跟她睡了，也会很快把她当做一件废品给处理掉吧。而广川在后悔的同时，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责任感，而且，他的良心还在不断地受到他自己的谴责，上述这些话，也许有些庸俗，总之，一般男青年的性心理，一半是感伤的冲动，一半是性欲的冲动。这两个方面的东西，来自男青年在幼年时代得到母亲、姐姐乃至奶妈、伯母等女性的关爱之后，对女性抱有的特殊感情，以及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强烈的性欲冲动和要求。小笛是个中年妇女，经验（包括性经验）丰富，把广川当成孩子，同时小笛又可以说，是广川的第一个女人。第一个使男人了解了女人的身体的女人，对于那个男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样一种性心理的力量，使广川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一边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几乎每天都在后悔着，一边又在性生活方面离不开小笛。”

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如前所述，“平松小笛经常满不在乎地，说一些叫大学生脸红的色情话”，还有“女房东小笛，经常对大学生房客说下流话”这样的报道（《伊藤京都府警察部长谈》，《大阪朝日新闻》七月五日）。

“小笛事件”之后，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津山三十人被杀事件”（1938年），其背景之一，是被认可的私通、夜游的农村习俗，小笛就是在这种习俗中长大的女人。是平松小笛主动勾引的广川条太郎，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广川条太郎在他的狱中日记中的自我分析是“意志薄弱”。他确实是一个又老实、又胆小的人，认识广川条太郎的人，听说他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捕以后，都这样说。例如，广川的同乡，京大文科三年级学生佐藤道太郎（曾经为洗雪广川冤罪，四处奔走），当时对《京都日出新闻》的记者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就广川条太郎的性格而言，绝对不会做出这么残虐的事情来。本来越后人的性格，就以老实著称，广川条太郎更是特别的老实，而且特别胆小。（中略）我们无法相信，他会成为这个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他那种性格呀，充其量也就是喝醉了以后，手舞足蹈一下。”（《京都日出新闻》七月二日）

还有，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女儿的大槻太一郎夫妇，也不认为广川条太郎是凶手。他们对《京都日出新闻》的记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广川先生会干这种事。警察把广川抓起来，到底有什么证据，谁也不对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京都日出新闻》七月九日）

但是，广川条太郎在六月二十六日，跟小笛母女一起，从神户回到京都，当晚住在小笛家。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星期天，广川又跟小笛母女一起，去植物园一带找房子，又跟来小笛家的喜美代和田鹤子姐妹，一起住了一夜，二十八日早晨五点半，离开小笛家去神户上班。这就成了广川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理由。事件的焦点是：惨剧发生的时间，是广川条太郎还在小笛家的时候呢，还是广川离开小笛家以后。关于这一点，虽然有小南又一郎教授主刀的验尸，但由于尸体腐败严重，并没有确定小笛等四人死亡的具体时间。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广川跟小笛和千岁的“三角恋爱关系”，但是，广川跟千岁的肉体关系，不是发生于广川上大学的时候，而是发生于去神户工作以后，即小笛事件之前一年半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当时小笛带着

千岁，去神户广川寄宿的地方找广川的时候，突然说自己去芦屋那边有事，让千岁留在广川这里过夜，结果两个人就发生了肉体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平松小笛故意设下的圈套。

大槻夫妇一九二一年生下喜美代的时候，受到了平松小笛的照顾，喜美代很喜欢小笛，后来两家虽然不在一起住了，小笛也经常带着喜美代出去玩儿，喜美代在小笛家住上一、两夜，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竞然种下了祸根。大槻茂野的母亲，住在京都府何鹿郡小畑村（今绫部市）的大槻勋（大槻太一郎是大槻正雄和大槻勋夫妇的上门女婿）如是说：“我们只有茂野（27岁）和正一（23岁）两个孩子，所以就给茂野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也就是邻村吉美村的相原俊治的弟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太一郎（36岁）。虽然是上门女婿，但他们在京都市内过日子，孙女们也都是在京都市内生的。我们也认识平松小笛。太一郎一家原来跟小笛，是房客与房东的关系，关系比较好。平松小笛经常把我的孙女们，带到她家去玩儿，小笛母女也经常在我女儿家吃饭。我知道小笛有五、六百日元的借款，也知道小笛的女儿千岁，跟小笛那个住在神户的情夫发生过关系。最后小笛决定，把千岁嫁给神户那个人，让她去神户，跟那个人同居，但是很快又让她回京都来了。小笛特别能喝酒，跟他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在一起喝酒以后经常吵架。平松小笛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所以说过，神户那个情夫要想分手的话，少说也得给她一千日元才行。小笛也是欠债太多，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尽管她闯荡江湖多年，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关于广川与千岁的婚姻问题，小笛在六月上旬曾对婚姻介绍调解所的山崎，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广川对千岁，连个笑脸都没有，就跟不认识她似的，我看着特别生气。他要是真娶了别人，我非找到他家去，把他跟我们娘儿俩的事，告诉他老婆，把他们搅散了。（中略）我还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广川的父母，如果不给我两、三千，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打算请我认识的一个博士，帮我跟广川家谈判。不管怎么说，他把我们娘儿俩，玩儿够了就想跑，门儿也没有！我就是拼上性命，也要跟他斗到底！”（《大阪朝日新闻》七月三日）

广川条太郎虽然跟平松小笛有肉体关系，但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小笛结婚：千岁把他当做哥哥般尊敬和爱慕，他却跟千岁也发生肉体关系，这些在道义上，广川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就算当时的女人结婚生孩子，比现在早得多，那千岁也才十六岁，拿到现在来说，也就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就连为广川辩护的髙山义三，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广川没有一点儿辩解的余地”。（《八十年的回顾》第97页）

例如，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1——满洲事变前后——昭和元年至昭和十年》里面，一开头就介绍了“小笛事件”，还刊登了三张照片。三张照片是：1、行凶地点（包括小笛家的那一排住宅）；2、小笛的养女——女学生千岁；3、凶手广川条太郎。

矢野老师：

首先祝失野老师和其他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的心脏病还是没有好转，我感到非常苦恼。

矢野老师和我母亲，都在为我的病担心，给大家添麻烦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请原谅我吧。

最近心脏特别难受，还发低烧，所以，我还想再休息两、三天。又得请假给老师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再次请求老师原谅。

平松千岁

——《大阪每日新闻》七月三日晚报版

这封信是六月二十二日，千岁请精华女中的同学转交给矢野老师的。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写的信，首先语句是工整的，表达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比起只会写片假名的母亲来，上了精华女中的千岁的表现能力和教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给老师写的这封信，跟给朋友们写的那些信有所不同，给朋友们写的那些信（见山本禾太郎的小说），显得有些琐碎，也更感伤。

平松小笛十五岁就离开自己的家，去别人家当女佣，从小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她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供着千岁上中学，并且引以为骄傲，也许她将来还指望着千岁养老呢。

但是，正如千岁给老师的这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千岁患有严重的心脏辦膜炎，医生和熊野神社附近的算命先生（即小笛遗书中提到的丸太町），都说她活不了多大岁数，这让平松小笛感到非常悲观。关于千岁的病，精华女中的矢野老师和井上老师是这样说的：“平松千岁是个薄命的孩子。入学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心脏辦膜炎，校医建议不要做制烈运动，我们平时也很注意。因为有病，千岁缺课较多，成绩自然也不是很好。不过，手工艺课成绩很好，去年是八点四分，今年第一学期是甲。除了手工艺特长以外，其他表现一般，操行良好。因病请假的日子虽然很多，但旷课一次也没有过。”——《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八版

另外，大槻太一郎的证词里说：“今年三、四月间，小笛请她在朝鲜时代，就认识的北百川边的医生，给千岁看病，那个医生说，千岁的病很重。那以后小笛很着急，领着千岁到处看医生，结果使小笛感到非常悲观，她说：‘好不容易把千岁养这么大，要是她的病好不了，我就没什么指望了。’后来小笛带着千岁，去熊野神社附近找算命先生，那个算命先生说什么‘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还叫她去上学，等于杀了她。’小笛听了神情十分沮丧，一直打不起精神。”（见《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第97页）

对千岁的病悲观失望，经济上又拮据的平松小笛，在事件发生前，曾对福田太太说：“我让千岁跟我一起死，可是这孩子不听我的话，到底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要是我的亲生女儿，肯定愿意跟我一起死。”事发前的六月二十五日，小笛让千岁去福田家借钱时，千岁对福田太太说：“我妈一开口就说先把我杀了，然后她也自杀，我害怕。”然后郁郁不乐地回去了。（《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九日）

小笛和千岁的母女关系很不好。千岁在精华女中的同学蜂须贺佳尾子（千岁的遗书，就是写给她的），曾对《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说：“千岁平时经常说，她母亲怎么怎么不对，说自己的病多么多么严重，说跟母亲怎么怎么合不来，而且非常悲观，总是把死挂在嘴边。”

把周围这些人的证言，综合起来分析一下，就可以弄清楚，从千岁与广川的婚姻问题开始，到惨剧发生这一期间的真相。

关于小笛的性格，她的房东，京都市下京区西洞院的山口说：小笛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广川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法庭上，接受讯问的时候说：小笛“心里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报复心很强”。大槻太一郎说，小笛“感情极易冲动”。

这些评语看起来都很严酷，不过，平松小笛的邻居们，对她的评价也是“就会耍嘴皮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厚颜无耻的女人”。（《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A版）

译自京都橘大学女性历史文化研究所——《京都女性史》（思文阁2002年10月出版）笫147-182页，作者系日本历史学家、京都橘大学文学部教授。

另一方面，广川条太郎的性格，正如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而且老实，胆小。千岁的性格是内向而感伤。当时的报纸上报道说，广川跟小笛和千岁的关系是“三角恋爱关系”，其实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私的平松小笛，肆意支配和统治广川和千岁。可以说，“意志薄弱”而老实的广川条太郎，和性格内向的平松千岁，都被小笛控制住了。小笛疏远她唯一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是因为友一给小笛提过，希望她跟广川分手的意见，小笛觉得控制不了友一。

广川跟千岁发生肉体关系，自然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个暂且不论，小笛逼着广川跟千岁结婚，是有她的小算盘的。对于小笛来说，比起所谓的“三角恋爱关系”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小笛拼命供着千岁上学，为的是老了以后有个依靠，而如果千岁成了大财主家的长子、而且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广川条太郎的媳妇，母女俩就不但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身份地位也会大大提高。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谴责小笛的这种打算。成田龙一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东京的年轻人，纷纷成家立业，他们的孩子，因为生在东京，所以把东京当做自己的故乡，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故乡丧失者”。二十年代的京都，当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小笛也是个“故乡丧失者”。可以说，她是以“离家出走”的形式，离开故乡的，后辗转至京都落户，是一个很小的、只有母女二人的家，而且户主是平松千岁。为了能在京都生存下去，她做房东、开面馆，结果都失败了。跟亡夫在朝鲜积攒的那点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借钱度日。娘家也好，婆家也好，都没有音讯，没指望得到援手。

事实上，事件发生以后，小笛的亲生父亲——石中仁一还活着，但他拒绝接受小笛的遗体，小笛和千岁的遗体，都是儿子森田友一领走的。小笛是扔下亲生儿子森田友一、离家出走的，所以她觉得友一指望不上。她曾对大槻太一郎说过：“从情理上也不能指望友一”，这就是说，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在经济上援助小笛母女的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一系列的霉运之中，小笛期待着千岁跟广川结婚，将来母女俩都有个依靠，是不应该受到逮责的吧。

但是，“意志薄弱”的广川条太郎，拒绝跟千岁结婚，而且医生又说千岁活不长，小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对将来感到悲观失望。当六月二十八日早晨五点半，送广川走出大门以后，终于发生了那个悲惨的结局。这是流入京都的贫弱的都市生活者，特别是单亲家庭，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的悲剧的一个缩影。

小笛等四人死后，操刀验尸的，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医学专家小南又一郎教授。小南教授的结论是：平松小笛乃“被人绞杀后，悬挂于门楣之下，伪装成自杀”。虽然，小南教授后来也说过“如果是他杀的话，当然有凶手是谁的问题，不过那属于别的问题，我说小笛是他杀，并没有说凶手就是广川”（《大阪朝日新闻》1928年12月1日）这样的话，但是，既然他做出了“他杀”的鉴定，即便他没有说凶手是谁，他的鉴定，事实上成了广川条太郎被逮捕，并且被起诉的最有力的证据。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日，一个名叫“洛东大统院”的寺庙，发生了特大火灾，小南又一郎因为成功地对尼姑舜海进行了精神鉴定，是关西地区法医学界的权威。尼姑舜海放火事件，被写入他的著作《法医学与犯罪研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关于千岁，广川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说：“千岁是一个非常温顺、内向、正派的，讨人喜欢的女孩子。”面对“小笛对被告跟千岁的关系，是怎样一种态度”的讯问，广川的回答是：“小笛骂了千岁一顿，然后提出让我娶了千岁，我当时表示不同意，小笛立刻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于是，小笛让我把千岁带到神户去。带到神户去以后没几天，我还是不想娶她，就又把她送回京都。这是大正十四年（1926年）一月的事情。同年二月，小笛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说话不算数，你要是不娶千岁，你就得马上把她上女中所需要的学费，一次性给我，每月三十日元，―直到毕业的。’我说：‘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她说：‘那你就给五百。’我说‘五百我也拿不出来’，最后讨价还价，说定给她二百五。我给了她二百现金，又用衣服等实物，顶了五十才算了事。”（1927年6月27日，京都地方法院审判记录，见铃木常吉《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第478页）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京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公判中，髙山义三和足立进三郎两位律师，针对小南教授的这个鉴定，在向法庭提交京都帝国大学讲师草苅春逸“关于小笛之死是自杀”的鉴定报告的同时，提出了请新的法医学专家，重新鉴定的申请。审判长批准了高山义三律师的申请，遂命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三田定则、大阪医科大学教授中田笃郎、九州帝国大学教授高山正雄三位教授重新鉴定。

关于三位教授的鉴定报告，铃木常吉在他的著书中，均有介绍，这里不再详述，只说结论：三田教授是自杀说，中田教授和高山教授是他杀说。

平松小笛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法医学上的论争，同年十一月五日，在九州帝国大学举行的、第十二次日本法医学研讨会上，“小笛之死”成为中心议题。小南博士的弟子土井十二，做了题为“关于绳索与勒痕

的观察”的演讲，反驳三田定则教授的自杀说。赞同自杀说的草苅春逸，虽然参加了研讨会，但考虑到审判正在进行中，没有立刻提出反论。

跟小笛发生肉体关系，是在小笛还在当房东的时候。毕业到神户工作以后，广川条太郎想找对象结婚，打算跟小笛把关系断了，但一直没能断掉，几乎每个周末都到京都来，跟小笛的关系，一直保持了两年多。

但是，检察院当即提出上诉。大阪中级帝国法院渡边为三审审判长，又请了两位新的鉴定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石川哲郎，和长崎医科大学教授浅田一，请他们再做鉴定。这两位教授的鉴定结果是相同的：小笛的死因是自杀。两位教授鉴定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阪中级帝国法院的公判，最终判处广川条太郎无罪。由于石川和浅田两位教授的鉴定都是自杀，就连公诉方的检察官，都主动提出应该判广川条太郎无罪。

写侦探小说，不要“创作性的虚构”，只把犯罪事实原有的分量记录下来，这就是山本禾太郎的文学主张。他的这种文学主张，也见于他的代表作《小笛事件》。他用记录再现事件过程的纪实手法，已经在他的处女作中初露端倪。他把自己的这种小说，称为“犯罪事实小说”，应该跟现在的纪实小说同义吧。

笔者查到的，当年提出过鉴定报告的法医学专家，判决以后的著书中，三田定则著《法医学》《窒息死论》、浅田一著《犯罪鉴定余谈》《自杀还是他杀——小笛事件》，都是拿出一章的篇幅来谈“小笛事件”的。

自杀和他杀的论争焦点，就是平松小笛脖颈上的两道勒痕之间的关系。浅田一教授的《医心放语》，把“他杀说”和“自杀”说两方面的理由，都很清楚地写了出来：“甲学者认为：勒着和服腰带的那道勒痕，没有皮下淤血，而下面那道勒痕，皮下淤血非常严重，遂断定下面那道勒痕为绞杀时留下，绞杀后把尸体挂在了门楣上；乙学者认为：小笛上吊自杀时，把和服腰带勒在了下面那道勒痕处，身体下垂，造成淤血，并因窒息而痉挛。由于小笛的脚顶在榻榻米上，痉挛造成身体往上蹿，使勒着脖颈的和服腰带，勒在上面那道勒痕处。另外，小笛左手背和右小腿，有碰伤造成的淤血，那是因为身体痉挛时，碰在了旁边的纸糊推拉门上。因此，乙学者认为小笛是自杀。‘他杀说’不太容易说明小笛左手背和右小腿的碰伤，是怎样造成的。”不用说，文中的“甲学者”指的是主张“他杀说”的小南又一郎，“乙学者”自然指的是主张“自杀说”的三田定则和浅田一自己。

三田定则的《法医学》是一本专著，内容比较难。三田的见解，跟浅田一的上述见解相同，只不过使用的专门术语比较多。三田的结论是：“如上所述，小笛是由于自缢而死亡，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以说，没有一点怀疑的余地。”

另一方面，直接解剖过小笛的尸体，主张他杀说的小南又一郎，于判决之后的一九三〇年，出版《法医学短篇集》、一九三一年出版《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他只在《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中，非常简单地提到了“小笛事件”。

“这个案例中，关于某妇人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还是被人绞杀之后，伪装成上吊自杀的问题，由疑问发展成为轰动社会的大事件。当时去现场勘验的人（我也在场），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出是他杀，因此，我们就为搜集他杀的证据，四处奔走，而应该作为反证的，也可能是自杀的证据，我们没有去搜集。不料开庭之后，该妇人也许是自杀的疑问被提起。虽然有他杀的证据，却没有不是自杀的证据，致使他杀的判断也解释不清，最终因证据不足造成公诉方崩溃，只好宣布被告无罪。看了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在犯罪侦查中，只搜集正面的证据还不够，还必须搜集反证的证据。”

这是一种坚决不肯撤回“他杀说”，而又非常微妙的说法。既然坚持他杀说，就应该对自杀说的法医学鉴定，提出反论，可是他又没有这样做。（在小南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有浅田一的《犯罪鉴定余谈》出版）。但是，小南又一郎的一句“我也在场”，等于承认了，在侦查最初阶段，关于“他杀”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做的鉴定。

“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说明她像小孩子一样，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耍嘴皮子”，说明她的言行，常常带有夸张的自我显示；“感情极易冲动”、“报复心很强”，说明她一旦碰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就会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似的愤怒，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窗》写的是一九一七年的某夜，发生在阪急电车夙川站附近，一个出口贸易商的侄女被杀的事件。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山本禾太郎用小说手法将其再现。这是一篇把检察官的勘验报告、有关人员的审讯记录和鉴定报告，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篇纪实小说。

山本禾太郎在这篇作品的序言中说：“我记述这个事件时，不想加一点创作性的虚构，因为存在于这个事件中的偶然性，我的想象力，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只把关于这个事件的审讯记录、审判记录和鉴定报告等等组合起来。我想用这种方法，让各位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经过。”

小笛的丈夫住院期间，小笛认识了一个在总督府医院，死去了妻子的军曹——村尾歌次郎，并与之结婚，两人在朝鲜的龙山，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一九一九年回到日本京都府。村尾当上了京都府相乐郡祝园村（现精华町）的绫部造纸厂木津分厂的监工。后来村尾搞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了小笛。

后来，他取材于兵库县内（今姬路市畑区小坂）发生的一起事件的《小坂町事件》和取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的奥丹大地震之后，发生在京都府的事件的《和服长衬衣》于一九二八年相继发表，都是取材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侦探小说。这些素材，都是他在神户法院当书记员的时候得到的。

一九二七年发表的《被封锁的鬼屋》，写的是一个走在大街上的男人，被从百货商店的楼顶上掉下来的人砸死以后，男人的妻子状告百货商店的故事。最后由百货大楼的辩护律师，解明了事件的真相。这篇小说跟《窗》《小坂町事件》《和服长衬衣》不一样，是一篇虚构的作品，但是通过辩护律师的眼睛，来叙述故事的实录风格，跟上述作品是共通的。

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跟《小笛事件》有关联的《和服长衬衣》。这篇小说的焦点是：掉进水井里的女人，究竟是投井自尽呢，还是被人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解明这个事件的刑警侦查会议的内容，被山本禾太郎记录了下来，构成小说的主体。

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当一位刑警被问到“您能讲一个把他杀伪装成自杀的例子吗？比如说‘小笛事件’？”的时候，那位刑警回答说：“你胡说什么哪！那是小笛自杀伪装成他杀，现在……”

《和服长衬衣》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号的《新青年》，当时广川还在大阪中级帝国法院受审。从《和服长衬衣》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山本禾太郎其实早就关心“小笛事件”了，还可以了解到，京都地方法院判决之后，京都的刑警们，已经认可了小笛自杀说。

山本禾太郎一九二九年离开《新青年》，一九三二年开始在《神户新闻》和《京都日日新闻》上连载《小笛事件》（单行本1936年由Profile社出版），一九三三年成为在京都创刊的《Profile》杂志的同人作家。一九三七年则在《Profile》杂志上发表其巅峰作《抱茗荷之说》。这篇小说跟从《窗》到《小坂町事件》《和服长衬衣》《小笛事件》的记录主义小说有所不同，具有幻想、怪异的风格。关于这一点，权田万治和山下武，已经在他们的论文里论述了。

《抱茗荷之说》写的是一个叫田所君子的女人，刚懂事的时候，她的父亲被一个跟她的母亲长得完全一样的朝圣者（跟君子的母亲是双胞胎姐妹）毒死，后来，君子跟着母亲回娘家的时候，母亲也跳进池塘自杀了。君子八岁的时候，抚养她长大的祖母去世，君子开始到处流浪。后来她来到一个叫做“孪生子池”的池塘旁边的一户人家（其实就是君子母亲的娘家），当了女用人，最后终于知道了母亲之死的真相。这是一个虚构的、所谓命中注定的故事。

对《抱茗荷之说》，山下武是这样评论的：“飘散着妖气的古色古香的叙事方式，江户时代的通俗绘图小说似的文体，跟山本禾太郎出道以来的写实性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

的确，跟《窗》和《小笛事件》的记录主义风格相比，《抱茗荷之说》的风格，可以说是幻想式的，在这里，笔者对权田万治和山下武的说法表示赞同。但是，读了《抱茗荷之说》，比起虚构的所谓“命中注定”的故事来，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的，则是君子在失去了祖母，成为江湖艺人之后的生活。山本禾太郎笔下的君子，恰似丸尾末广的动画作品《少女椿》中的阿绿。

君子一点也不喜欢卖艺这个行当，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讨厌这种谋生手段了。但比起卖艺更让她反恶的是，一直以来，被她当做父亲称呼的师傅，嗜酒如命，又很粗暴。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师傅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君子就这样忍了十年。之所以能坚持十年，是因为师傅的妻子待君子很好，总是竭尽全力地来保护她。但更重要的是，君子做梦都想重新找到母亲当年死去的地方，把前前后后的原委弄清楚。

这一年，风刚一开始变凉，君子他们的旅程，就又转向南方了。完成了一个月里的第一次演出的那天夜里，或许因为这天的收入，比往常多些，师傅喝的酒也比平时多了，于是，他又对君子动手动脚。君子反抗得很激烈，喝醉了的师傅，拿出一把莱刀乱挥一通，大叫要杀了他。这天夜里，也许是师母实在对师傅多次骚扰君子的行为，看不下去了，终于把君子放走，而且还写了个纸条，让君子带着，去投靠一个住在十几公里外的镇子上的女人。

山本禾太郎参加过一个说唱艺人的巡回演出团，大概亲眼见过、或者亲耳听过不少像君子那样，沦落为江湖艺人的少女的故事。山本禾太郎描写的那些沦落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女人形象，无论是幻想式的《抱茗荷之说》中的江湖艺人君子，还是纪实小说《小笛事件》中的小笛和千岁，都有共通之处。

本来，山本禾太郎《小笛事件》的着力点，在于描写广川条太郎从被冤枉到无罪释放的审判过程，但是，留在读了《小笛事件》的读者心里最深的印象，却是小笛这个人物形象。虽然小笛被作者过分强调为“恶女”，作为一个女性形象，还是被大多数读者认可的。在《小笛事件》这部小说中，山本禾太郎面临的课题，是解明广川条太郎被陷害的经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小笛“恶女”那一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文从开始到第四节，笔者以当时的报纸为中心，利用有关人士的证词、审判记录、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构成了小笛母女的生活史，原则上没有参照山本禾太郎先生的小说《小笛事件》。因为山本禾太郎把搜集到的资料，都融入了小说的叙事中，并未示明所据。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山本禾太郎的小说《小笛事件》的价值。尽管是一部纪实小说，《小笛事件》毕竟是小说，当然没有必要像论文那样，一一示明所据。

不过，我在第三节里提到的，千岁把广川当做哥哥尊敬和爱慕这一点，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里没有提到。广川条太郎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多次言及小笛，却只字不提千岁。这似乎叫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也不难理解。广川没有跟千岁结婚的意思，却跟她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一点就是在日记中，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吧？所以关于千岁，广川一直保持沉默。

今后，再想了解实际发生过的“小笛事件”，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山本禾太郎先生的这部《小笛事件》，已经收入了创元推理文库《日本侦探小说全集II〈名作集I〉》，有了很容易入手的课本。《小笛事件》发表前出版的、铃木常吉所著《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收录了小笛事件的所有第一手资料，卷末附录，还有广川的狱中日记，关于这本书，我想山本禾太郎肯定作为参考文献阅读过。不过，这本书一直没有再版，很难弄到手。本文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份，可以跟《小笛事件》这本小说相比较、相对照的材料。

山下武批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是“说唱艺人”的创作，笔者不以为然。《小笛事件》虽然是小说式的叙事手法，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山本禾太郎所提倡的“犯罪事实小说”，基本上没有作者创作的、所谓“虚构”的成分在里面。山下武揶揄道：“只把事实排列在一起，不能成为小说，还需要一些说唱艺术加以点缀，于是，就

有了广川在拘留所的单间牢房里，想到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对‘死亡的黑暗’的恐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山本禾太郎关于狱中广川的心理描写，跟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这种揶揄是没有道理的。这里摘录一段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中，广川在监狱里等着判决的时候的心理描写，再摘录一段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供读者对照。两段写的都是广川在观察一群蟑螂的幼虫长大的日子里，心灵得到了慰藉的过程。

这些小蟑螂，成了广川牢狱生活中唯一的朋友。广川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看那些小东西又长大了没有，否则连饭都吃不下去。在这些小东西身上，寄托着广川条太郎的理想。

小蟑螂一天天长大，长大以后就去独立生活，巢穴里的小蟑螂越来越少。有跟自己同住一室的生物，哪怕是些蟑螂，对广川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和快乐。

——山本禾太郎《小笛事件》

“这些小蟑螂，是我的牢狱生活中，唯一的朋友。我跟它们住在一起，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看那些小东西又长大了没有，否则连饭都吃不下去。在这些小东西身上，寄托着我的理想。（中略）有跟我同住一室的生物，哪怕是些蟑螂，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和快乐。我由衷地感谢这些小蟑螂，不禁对它们产生了无眼的爱抚和怜烟之情。”

——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

山下武揶掄禾太郎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无非说明他在写论文之前，没有充分地查阅资料。

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是一部详细地调查了冤案的原委，用审判记录等构成的、再现了与事件有关的真实人物的历史纪实小说，于战前开一代先河。岛田庄司的《秋好事件》、佐野真一的《东电上班女郎被杀事件》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小笛事件》的影响，《小笛事件》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广川条太郎的这些记述，都是很抽象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广川对自己跟小笛的关系感到自责，感到羞耻，他跟小笛的结合没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