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感觉到他在那里。

威廉·波义斯·哈宾杰,又名血手木匠,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五英尺十英寸高,一百五十五磅重,头发颜色,灰,瞳色,蓝,肤色,白。

他就在那里,在这个城市中。

等待。

巴克伦老是在想这个人,脑子里除了血手木匠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这阵子,他总是这样,渴望星期五的到来,他已经不在乎她究竟会怎么整他。她抽他的血也好,切开一根血管来喝也好,随便她,只要能把他的心思从死胡同里带开,几个小时也好。

有一大堆电话没接。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不回电话了,现在,他索性把留言给改了:嗨,我不在家,不能听答录机,也不能回电话。秋天的时候,再打电话来试试看吧。句子好像断得有些突兀,他想加些个结尾,比如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或是,希望你夏天愉快。但他觉得这实在太虚伪了。他才懒得管那些人日子过得好不好,夏天愉不愉快。

或是其他的季节。

血手木匠这个夏天倒是过得挺快活的。找个地方歇脚,伺机而动。他接下来的行动想来会让外界发现,切尔西连续纵火案,不过是童子军搞的营火晚会。

他到底在等什么?

一定是星期三。去年的那一天是星期二,他记得很清楚,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都记得很清楚。葛希文有句歌词,大意是星期二是好消息的日子,但是,那个星期二却是坏消息日,坏得无以复加。

今年的九一一,落在星期三。

没有人知道血手木匠在等什么,但他非常有把握,血手木匠一定在等星期三,尽管他不知道推论依据是什么,信念始终不曾动摇。他的生命不就是在这一天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不止他,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因为这一天,变得不一样了。血手木匠把国事当做自己的私事,这种心态并不难懂。他的家庭因此而破碎,生命屋里的家具,一片粉碎,面目全非。一天之间,这个与世无争、一肚子纽约掌故的怪老头,变成一个偏执的神经病,一心一意要完成恐怖分子未竟的事业。

上帝应该惩罚那些恐怖分子,狗娘养的。

如果他能修理那些恐怖分子就好了……

但他无能为力,跟大家一样。他们倒死得安逸,跟七十个处女享齐天之福(说不定这其实是惩罚)。他一直想:如果拿天主教来比照,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说法?圣彼得把卡美莱特修女院的钥匙,交给一群为国牺牲的好孩子?拿去吧,小朋友,好好享受,但留神她们的戒尺。

九一一,星期三上午,在零地一定会有悼念仪式,新旧市长、州长,还有其他想得出名目的各色政客,都会挤进来凑热闹。白宫刚刚宣布,总统早上会到场致词,随后下午转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巴克伦相信,血手木匠也在想九一一,去年跟今年的。他猜恐怖分子和那些飞机上的好朋友们也正在想着。总统本人亲自站在这一切发生的地方,在悲剧过后一周年那天还有什么比这个目标更明显、更能吸引恐怖袭击呢?至少他是想不到了。

问题是:他能做什么呢?

爱莫能助,他想。他好像只能作壁上观,但是血手木匠又能怎么办呢?这两个地方重重警戒,警察、特勤人员,星罗棋布,一英里内,大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空军更是精锐尽出,如果真有个糊涂驾驶员飞错航道,那么,只能恳求上帝保佑了。不管是零地还是联合国大厦,想来都是层层管制,闲杂人等不大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乱晃。

当然,血手木匠还是可以一试,如果他的运气不坏的活。完全搞不清楚的傻蛋,绝对可能误打误撞,还没等你想起史奎基·弗洛姆、西尔汉·西尔汉、约翰·辛克利、里昂·科佐罗兹、查尔斯·吉托的例子,一切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靠近总统,赏他一枪?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你不想忽视这个事实:血手木匠比那群恐怖分子更加目无法纪,更加疯狂。),他对零地、联合国都不感兴趣。也许他想出办法,把神经毒气灌进克莱斯勒大楼的通风系统,或是把一座桥炸掉,再夸张点,说不定他已经找好驳船,装上一大批塑胶炸弹,干脆把竖立着自由女神的自由岛一举夷平。带着自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他还有别的地方可肆虐,比如说洋基球场,或是摇滚音乐会场,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成。

他想要做点什么。但他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的心情。他认识人,大可拿起电话直接打到纽约市警局或是市政府,会有人接他的电话。但他要说什么呢?说他认定血手木匠在九一一当天,一定会有惊人之举?嗯,谢谢你提供这样的想法,法兰。很有意思,我们会小心的。莎伦,下次这个疯子再打电话进来,说我在忙。

也许他应该到中央公园找棵柳树,折一段树枝,就跟古代找水脉的人一样。然后带到时代广场,把树皮剥掉,转个几圈,朝树枝指引的方向前进,寻找血手木匠的下落。

就算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他觉得也该试试。

星期五早晨,他醒来,只觉头痛欲裂,满口酸楚。他淋浴,刮胡子、刷牙,吞了两颗阿司匹林,等待药力发作的同时,一度动摇,也许这个礼拜可以省掉去伦敦塔的每周固定行程。

八点钟,他准时出现在苏珊的公寓门口,那个狗屎门房朝他挤眉弄眼地咧嘴一笑。他搭上电梯,才走出来,下面就硬了起来。他觉得他像一只巴甫洛夫的狗。

她一开门就看见他的冲动,把他拉了进去,隔着裤子感觉他的勃起,她说,她想看。

“毛又长回来了,法兰妮。我要给你再上一次蜡。”

吊带、皮鞭、头套,她的手,她的嘴。阴茎环,性玩具,蜡的味道。

上帝救救他吧,他爱死了。

“法兰妮,有人几天前告诉我一件事情,本来我不该放在心上的。我不知道该不该麻烦警方,也许你可以指点我一条明路。”

他把衣服穿好了,就差一双鞋子。她换上正常的衣服,马上从不可一世的性爱女王,变成一个恳切寻求建议的女性朋友。他一时之间还调适不过来,只能勉强坐下,听她到底想说什么。

一个老头失踪了,这个人年纪不小,老婆死了。他没进办公室,也没死在家里。这没什么特别的,他想。苏珊一直说下去,彼得·谢夫林在七十九街有一艘船,这艘船好像自己会出去散步,有时在,有时又不在。

漂泊的荷兰人,他想。

“抱歉,”她说,“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荒唐。也许他现在回家了,也许他哪都没去,只是躲在家里生怕有人提着战斧要把他拉到祭坛上去。”

“有可能。”他说,但还是把笔记本抽了出来。“名字再说一遍,”他说,“刚好让我有点事情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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