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不过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唔,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坚持原来的说法。”

“好吧,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老兄,就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掉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罢休,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谁是全纽约人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

“你说的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所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怪罪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释放。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在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埃莱娜,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说的。”

“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把他排除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词,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说,“他在专栏里写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有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埃莱娜,或那些刚接受了动脉绕道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给冰冻起来。”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坚持多久才会取消那些保镖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应答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导。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结果碰到金尼,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对方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换来换去。”

“逛频道,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坐牢,可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以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详情吗?”

“为什么不?”

“我以为扬西法官明知上诉庭会改判,所以会让有罪判决成立。这样他就不会成为把里奇放回大街上的那个人。而且我以为里奇会去坐牢,碰到某个有公德心的神经病在他上诉改判之前就杀掉他。就像在威斯康辛那个家伙一样。嗯,其实后来事情的发展差不了多少,不是吗?只不过真的杀掉里奇的家伙不是囚犯,而且凶手自己也是个连续杀人凶手。”

“你还撑得下去吗,阿德里安?”

“嗯,我没事,”他说,“知道明天不必出庭,我压力小多了。同时你会有那种一件事情结束时所产生的悲喜交集的感觉——无论是一个官司、一场恋爱,或甚至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你或许会高兴终于结束了,但同时你又会有一丝遗憾。”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然后他说:“唉,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对吧?只要一走下坡,往往就是结束的开始,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好像有点忧伤。”

“是吗?我想我只是累垮了。这个官司让我撑了下去,现在一结束,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剪断线的傀儡似的。”

“你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希望你是对的。我一直迷信这个官司让威尔没有进一步动作,只要我照常的工作,他就不能取我性命。现在忽然之间,我对整个情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之

前不准自己朝这个方向想。”

“或许吧。也或许我睡个好觉起来会好过一些。该死,我知道如果喝一杯的话,我会好过一些。”

“大部分人都会,”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发明了酿酒和卖酒。”

“嗯,我打算打开瓶盖,让精灵出来。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杯,如果你在场,我可以给你倒杯汽水。”

“我等会儿自己在家喝一杯,”我说,“而且我会边喝边想着你。”

“喝可口可乐吧。让这杯成为真正的欢庆时刻。”

“我会的。”

我们沉寂了片刻,然后他说:“真希望多了解你一些。”

“哦?”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这些话你听过就忘掉,好吗?我已经累得没法思考了。也许我会放弃喝这杯酒直接上床睡觉。”

但他没有放弃喝那杯酒。

反之,他走到前面的房间,那儿有一名保镖。“我要喝一杯,”他宣布,“我想我大概没法说服你陪我一起喝。”

“惠特菲尔德先生,我有职责在身。”

“我不会说出去的,”惠特菲尔德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威尔先生闯进那道门,我希望你头脑清醒,所以我不应该倒酒给你。喝杯汽水如何?或者来杯咖啡?”

“我已经在厨房里煮了一壶。你去睡觉后,我会喝些咖啡。别替我张罗了,惠特菲尔德先生,我很好。”

惠特菲尔德从吧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走进厨房加冰块,然后又回到客厅,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他注满杯子,然后把酒瓶盖上。

“你名叫凯文,”他对那个保镖说,“我一定听过你的姓,可是好像记不得了。”

“凯文·达尔格伦。”

“现在我想起来了。凯文,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这个工作不错。”

“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不怕无聊,先生。有事情的话,我早有准备;没事情发生的话,我也乐得轻松。”

“很健康的态度,”惠特菲尔德告诉他,“你大概不会介意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

“什么?”

“没什么。我应该喝掉这杯,不是吗?我倒了酒,就该喝掉。应该这样的,不是吗?”

“看你的意思,惠特菲尔德先生。”

“看我的意思,”惠特菲尔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他举起杯子,无言地做了个干杯的姿势,然后喝了一大口。达尔格伦眼光看向书橱,他喜欢看书,这个公寓里有很多书可以看。这工作没那么累,拿着一本好书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八小时,想喝咖啡就自己倒。做这种休闲活动还有钱拿,实在不错。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听到他正在保护的人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似乎被勒住了脖子。他回过头去,看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抓着自己的胸,往前倒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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