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

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

火车在第一站停靠时,我跟随很多乘客下来,躲进阴影中的花坛,蹲在那里。很久过后,一辆动车驰过,这列火车才开走。小摊小贩推车而去,远处铁门关死,我下到铁轨,像穿行于墨汁朝前走。脚下不时踩到屎,这使我感到屈辱,好在只走上十分钟,便有灯火显现。

我是急切走去的,就像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但一靠近,便看见那些路灯、房屋、招牌甚至阴影都长着锋利的刀子,残忍地割我。几个青年停止打台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清楚我是从黑暗的哪处钻出来的。而旁边坐着的老头儿,则摇着蒲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我想即使他们将我杀了,他也会这么赞许地看着)。很快,一群摩的冲来将我围住。他们说着急切的方言,眼神毫不掩饰地露出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想等待我的答案。我被一只坐骑带走,听任它东南西北绕上一圈,收走五十元。

我提着包走进这家叫利民的旅社。它是民居改建的,厅堂摆着香炉。一楼窗户安着铁栏杆,地上很潮,能闻到被窝的馊味儿,我要了二楼的房。他们登记我的假身份证,见我是北京的,有些恭维,但后来当我提出换电视机时,他们便关上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只有一条白线。窗帘是破的。单人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枕头黑不溜秋,没有枕套。卫生间有人字拖,其中一只卡带脱落。

我插好插销,走到窗口,看见孤零零的后院和太空。我一人在此,不知道为什么在此。

起先几天我不出门,只是下楼吃饭。厨房建在后院,有矮墙围着。有次吃过晚饭,我用石头敲掉几块扎在墙上的碎玻璃,将原本随意支着的木梯架在我的窗口下。我觉得自己心思缜密,但这时毋宁说是无事可干。

我总是睡觉,睡过分了,就手淫。墙上的派出所通告,已能背诵,合计八十五字,包含三个感叹号。有一次闻到浓烈的死鼠味道,我去寻找,发现卫生间里有一盆洗衣粉泡着的臭袜子。我像高贵动物厌恶自己的粪便,厌恶这自我制造的孤独。我开始极其耐心地编织仅剩的生活。我给地板冲水,用拖把拖,再跪在地上用抹布擦,然后拿出鞋油,细细擦鞋,随后又拉紧抹布,在鞋面扯来扯去,直到它光亮得可以照见影子。

我感到劳动的愉悦,很快却又泄气了。我听到体内无法抗拒的命令:出去。好像外头有节日永不谢幕,烟花在砰砰作响,好像还有爱情留给冒险家。但当我走进它,所见无非是一块水泥砖重复另一块,一根电线杆重复另一根,一张似曾相识又极其陌生的脸重复另一张,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街,不曾逢迎一次车祸、一场打斗,甚至连轻微的吵架也没有。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当老远看见“电影院”三字兴冲冲赶去时,只见着一片废墟,人们在那里卖着十元三样的杂碎。邮亭没有新闻报纸,我买上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回来一字一字地读,读了七小时。

第二次出去时,希望死得更快,还没走远,我便听到同样无法抗拒的命令:回去。也是在此时,我比谁都懂何老头儿遭受的折磨。他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出去想回来,回来想出去。但是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坚壁清野。也因此,这个鳏夫在频繁进出家属院后,给自己定下严苛纪律,使这荒凉的出行与回归也变得有秩序起来。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点自由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什么奇迹也没发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时间。

第二次出门我买了望远镜。我坐在楼顶观察县城,所见无非是一人在厨房洗碗,另一人坐在床边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然后所有窗帘拉上,灯灭了。我走回死闷的房间,终于急不可耐地翻出手机。这是最后一个还能带来奇趣的物件,自逃亡之始,它便像婊子一般诱惑我。

我忍住,没有打开它。

次日下午我去往人民公园。那里的山丘近似高尔夫球场,间隔有几座树林,林中伸出烈士墓尖角。丘前有人工湖,湖心建有一亭,一座白玉桥将它连到岸上。岸上是万人广场,无数喷泉头立着(像竖琴)。广场上晒着草药,远处停着一辆时风农用车,它缺少后轮胎,用一根木桩顶着。此刻除了我,公园里空无一人。

我走上烈士墓台阶,给手机装上电池,打开它。信号不好,走到最高处时,它才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怀了很大期望的,但它是:我是幸福大街二手房置业顾问张宾,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没有鸟叫,没有风。光线透过树枝铺泻到石子路面,一动不动。我想起一篇小说,一位作家在被世界冷落后,孤独地走向坟墓,在要盖好棺材板时,竖耳倾听,万一有人唤他呢?但是没有。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坐在这里等警察。在被枪毙前,我没什么好向人类说的,也没什么好交代的。最后我是哭着跑掉的。我拆掉电池,快步翻下烈士墓,追上一辆三轮车。

在远处的山顶,我用望远镜遥望公园。湖水、广场和树枝泛着空荡荡的光芒,广场上多出一位拾垃圾的。接下来几次仍是这样。我在暗淡下来的光阴里打盹,醒来时照例举望远镜,却见那里车来车往,站满了人。我甚至看清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目光如炬,仇恨地扫来扫去,手上不时挥舞着木棍或狼牙棒,好像随时要对蹿出来的我来一下。一条警犬不停地吐着舌头,像桀骜的马猛拉缰绳,走在前面。他们哄着它,跟着它嗅来嗅去,一通瞎跑。

他们将公园踩坏了。

我站起身,朝山下跑。坚硬的路面将我的脚蹬上来,牙齿上下磕碰,脑壳都要被蹬破了。我在山下等到一辆三轮车,急急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钱就付好了,但当它快开到时,我又叫它继续开。旅社门口停着一辆白色仪征车,那里一直不曾停过车。司机说:“你到底要到哪里?”我争辩不过,在一处公厕下来,躲进拐墙,窥伺旅社。好一阵子,旅社才走出臃肿的两个人,他们面红耳赤,剔着牙齿,缓步走向汽车。在那里他们摇上车窗,开了一会儿空调,才走。我瞅着两边无人,走出,沿一条直线急速闪进旅社。

厅堂无人,电风扇吹着账单,应是走掉没多久。我踏上楼梯,弯到过道,走至门口,打开挂锁,推开门,又关上门,插上插销,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起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异常寂静,阴得让人恐惧,我站着没敢动。不一会儿,楼梯间果然传来男性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但也绝非无所事事。他朝二楼走来,也许会上三楼。但他只在二楼口稍微停顿,便轻声走向这边。也许是隔壁住客,脚步消隐了。也许是隔壁住客,我等着他开锁,但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向后退却,看见门底缝隙有两团阴影。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巨大皮鞋的男人,我们隔着门对面站着。我觉得连呼吸也停止了。随后阴影像空气毫无预兆地消失,是他躲到一旁去了。这是一个极富耐心的警察。

不久楼下又噔噔噔蹿上一人,老远喊道:“这么久你干吗呢?”

“我不是叫你在楼下守着吗?”先来的人低声骂道。

“守什么守?”后来者大步走来,伸拳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像是一拳拳擂进我的心窝。“没人。”他恼恨地说。但是先来的提醒他:“怎么没有?你没看挂锁是开的?”

“你他妈给我滚出来。”那脾气暴躁的人狂踹起门来,好像要将它笔直地踹翻在地。钉住插销的螺丝很快松动了一颗。我焦灼地走动起来——哪里都让人窒息,我快炸裂了——直到自己一把推开窗户。我喘着粗气,看见后院空无一人,阳光照清楚地面的每一颗颗粒。

我背着旅行包,爬上窗户,反身抠住窗沿,够上木梯。我想快点下去,腿脚却因总是被迫向上用力,极不协调。也许他们正站在下边等着,但是没有。我将旅行包扔出去,急忙地翻越围墙,翻到一半回头,看见一双牛那么大的眼睛惊愕地看着我。他是厨师,双手垂着,嘴巴一开一合。这个口吃一定是在组织语言。楼上传来门裂开的声音。我说嘘,从兜里摸东西,他更紧张了,我便跳下,将兜里的二百元蛮不讲理地塞进他手里。他像是看见可怕的事,孤零零地摇头。我捉住他汗津津的手,让他将钱捏紧,然后推着他,直到他自己能走了。他几乎是无声地哭着,走进厨房。

我只用三步便翻过矮墙。在那里我捡起包,背着它,一路跑进蒿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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