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开枪了!”小吕大叫。三条洋平充耳不闻,已经把那信纸抓在手中,就往嘴里头塞。

砰!小吕忍不住拔枪开火,正击中三条洋平右侧太阳穴,打得他身体猛地痉挛,撞到桌角又反弹在地上,扭了几扭气绝身亡。周保中大惊,连忙拔枪跑过去查看,见三条洋平右脑弹孔中汩汩流血,眼睛圆瞪,嘴还在大张着,早死透了。

“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周保中愣了几秒钟,回头朝小吕吼道。

小吕也傻了眼,上前看了看,嗫嚅着说:“我……我也没想打死他,只是一时着急,习惯了……”小吕是由中央情报部训练出来的侦察员,后来为了执行跟踪三条洋平的任务,才临时借调到周保中的部队协助行动。他是神枪手,已经习惯了一枪置敌于死命,刚才在情急之下忘了留活口,直接瞄准对方要害。

周保中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马灯都震掉在地。旁边那军人连忙扶起来以免着火,然后跑到门口大声呼唤医务兵。医务兵很快赶到,蹲下扶起三条洋平的脑袋,再摸摸脖子处的动脉血管,摇了摇头,“子弹贯穿大脑,神仙也救不活了。”

周保中用手指着小吕,气得几次张嘴说不出话。小吕都要哭了,医务兵忙问:“怎么回事?”

那军人说:“军长,你别怪小吕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属正常,不然那封信要是被三条洋平吃下去,我们就更没有筹码了。”

这番话周保中当然很明白,只是几个月来为了跟踪三条洋平这条线索,数个部门的几十人花了不少心血,结果被这一枪全都白费了。他缓缓走到那张审讯用的铁椅上颓然坐倒,头垂在胸前,一句话也不说。

小吕闯了大祸,脸扭得像根苦瓜,真恨不得一头碰死。包扎完伤口的小江也闻讯赶来,他是小吕多年的战友,见到这情景顿时火了,上前揪住小吕的衣襟就要揍他,被旁人劝开。这时屋外又有人进来,正是带队跟踪三条洋平到道河村的吴法天和副手铁柱。

吴站长看到死在地上的三条洋平,也傻了眼,听完医务兵的讲述后,他气得在地上直蹦,“小吕啊小吕,你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下怎么向情报部交代?”

周保中慢慢抬起头,颓丧地叹着气,“延安情报部总说我们东北抗联军打仗是把好手,搞情报是门外汉,连泽田同志也这么说。我一直不服气,就想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现在可好,非让他们把大牙笑掉不可,搞不好还得受处分。”

吴站长看了桌上翻译出来的密信后问周保中:“周军长,这信是怎么回事?”

“那是三条洋平的老爹三条木临死前给他的遗嘱,说三条洋平不是他和日本妻子的儿子,而是与中国女人黄淑凤生的。当时生了双胞胎,三条洋平只是其中一个。”小吕连忙解释。

听了这话,吴站长又看了看信,然后就在屋内转圈。周保中不耐烦地说:“老吴,你别转圈了,我脑袋都晕了!”

吴站长点点头,“在道河村黄淑凤家窗前时,我也偷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对话。那么就是说,三条洋平的父亲三条木当年在中国认识了那农妇黄淑凤,而且还生下双胞胎孩子,一个被三条木带回日本,另一个还留在中国。从这个白纸条来看,这个留在中国的孩子就在哈尔滨开拓医学院谋差事。三条木希望他们母子兄弟团圆,而三条洋平显然不是来团圆的,他是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东条英机等人洗过脑,为自己有中国血统感到非常耻辱。所以他亲自大老远地从哈尔滨来到道河村,就为了亲手杀死这个让他丢脸的中国母亲和中国兄弟。”

“真是吃饱了撑的,要想杀掉一名农妇,还用自己动手吗?随便找个心腹不就行了?”小吕有点不理解。

吴站长说:“这不是小事,以三条洋平这么谨慎隐忍的性格,肯定信不过任何人,除非他自己动手,而且他还想亲眼看看这个令他蒙羞的中国母亲和兄弟。”

周保中想了想,又问:“三条木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也就是1944年。”吴站长解释说。

小江忍着手指的疼痛问:“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向情报部和社会部交差吧。唉,我这手指也白挨咬了。”

周保中毕竟只是个领兵打仗的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经验,只好望着和小吕同是中央情报部侦察员出身的吴站长。吴站长沉吟片刻,说:“先别通知中央,小吕、铁柱,你们俩立刻和我再回道河村,我有些话要问问那个农妇黄淑凤。”周保中早就没了主意,只有点头的份儿,只嘱咐他们深夜别打扰百姓,同时小心可疑人员跟踪。

小吕和那名懂日语的军人长贵立刻领命,每人各带上两把匣子枪,跟着吴站长出了山洞,在红衣人的带领下顺原路走出西二道沟,刚出树林就看到那辆载着薄板棺材的马车还停在原地,两匹马正乱啃着地上的青草。三人大喜,连忙扔掉车上的空棺材,乘马车星夜向道河村驰去。

不到两个小时,又回到了道河村附近的小树林,三人将马车藏在树林里,徒步向村北头的黄淑凤家悄悄摸去。天黑沉沉的像锅底,他们来到黄家后院时,借着月光看到黄淑凤正在后院里用铁锹挖坑,边挖边低声哭着。吴站长、小江和铁柱慢慢靠近院墙,黄淑凤抬头看到有三个人影站在墙外,吓得“啊”地惊叫。

“黄大娘,是我,吴站长!”老吴隔着栅栏低声喊道。

黄淑凤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后退了几步,手里还握着铁锹,“你们、你们咋又回来了?”

老吴说:“黄大娘,我们有点事想问问你,能让我们进去说话吗?”

“别、别进来,我一个孤老婆子,你们想干什么?别进来!”黄淑凤下意识地紧握手中的铁锹,哆嗦得像摸了电门。

铁柱笑了,“大娘,您别怕,我们是东北抗联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省得我们翻墙进去。”

黄淑凤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栅栏是用粗树干编成的,只能挡住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小猫小狗,对这几个壮汉来说形同虚设。对方没有翻墙进去,已经是给足面子了。她也知道对方是抗日的部队,但一想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心里就哆嗦。她还在犹豫,老吴左右看了看,怕被人发现,干脆说道:“黄大娘,刚才我们抓走的那个日本人三条洋平,他已经死了,你要是想知道原因,就赶快开门,我们进屋去谈,不然我们就走了!”

“啊?你们说什、什么?”黄淑凤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儿昏过去。小吕表情严肃地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

黄淑凤再不犹豫,连忙上前把锁住栅栏木门的锁头打开,四人一道进了屋。黄淑凤刚把屋门插好,就回头焦急地问:“他、他怎么死、死了?”

老吴坐在炕沿,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再把那张翻译好的信纸递给她。黄淑凤听得面如死灰,看着信纸上的字,半晌无语,突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小吕怕被外面听到,连忙上前去捂她的嘴,老吴伸手拦住,示意他别管。黄淑凤也知道这样不妥,但悲从中来,只好自己捂着嘴,哭声仍从指缝里挤出,眼泪流个不停。

三人不敢再劝,都坐在炕上,没人打断她。过了半晌,黄淑凤颤抖着放下肿得像小腿粗的右手,努力紧闭的嘴唇在不停地抽搐,眼泪一滴滴落在信纸上。“他、他是我的亲儿子啊……咋就变成仇敌了呢?还不如换成我去死啊……”脸上的悲戚无法形容。

老吴问道:“三条洋平真是您的儿子?三十六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三十六年前”这句话,黄淑凤突然神色大变,脸上写满恐惧。她费力地从炕沿站起身,“扑通”跪在地上,“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我和日本鬼子真的没关系啊!”

其实老吴也是当时从窗外偷听到关于“三十六年前”的话,但看到黄淑凤现在的反应,就料定这里头肯定有事。他又追问道:“黄大娘,你还是告诉我们吧,不然我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你也知道,跟日本人勾结就是汉奸,中央社会部也有除掉汉奸的义务。你是不是还有个儿子?他和三条洋平是双胞胎?”

黄淑凤无力地瘫坐在炕边,手里紧紧握着那个装钢笔的小木盒,嘴里喃喃地说:“三十几年,我等了大半辈子,为啥偏偏是这个下场?”说着说着,她的目光渐渐迷离……

1907年深秋,哈尔滨。

送走最后一个患感冒的富商之女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三条木锁好西医诊所的大铁门,就直奔两条路口以外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他饿坏了,心情也不大好。

四年前从日本京都来到哈尔滨开这家西医诊所,是三条木的某位远房亲戚出的主意,很多人都说中国缺乏西医,这方面的钱很好赚,所以三条木才来试试。哈尔滨有钱人很多,西医见效又快,所以他的生意确实不错,收入颇丰,但一直都是三条木独自管理——他的妻子真由颐子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到中国后水土不服,身体变得更差,只能在诊所后面租的一个两层小楼里休养。如果不是雇了个中国保姆帮着做饭洗衣、照顾家务,三条木早就累垮了。

三条木今年刚四十岁,正年富力强,他长相不错,身高也不像普通日本男人那么矮,一米七六的个头很惹日本姑娘喜爱。但他家是几代富商,家教极严,绝不允许有妻室的男人在外面乱搞,所以一直没有后代,这就是令他感到不快的最大原因。

这家叫“割烹樱花”的日本料理店很正宗,店老板是日本北海道人,厨艺非常棒,饭菜也很合三条木的胃口,所以经常来吃。坐在最喜欢的靠窗位置,他还是要了那几样经常点的菜:生鱼片、炭烤鲑鱼、金枪鱼寿司、豚骨拉面,外加两杯清酒。

一边吃着寿司醮青芥,三条木一边看着柜台内店老板煮拉面时升起的团团雾气,他想起很多事,越想越心烦,又要了两杯清酒。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街上很多夫妻带着孩子有说有笑地来来往往,心里很不是滋味。

摸了摸口袋,没有香烟了,瞥眼看到窗外料理店门口有个烟贩子,他和店老板打个招呼,走出去买烟。

“给我一包品海烟。”三条木掏出两毛钱扔在烟贩面前的木制烟箱上。烟贩蹲坐在料理店大门右侧的石头台阶上,衣服上有好几块补丁,头发散乱,上身半伏在木制烟箱中,似乎已经睡着。三条木用皮鞋尖踢了踢他的小腿,不耐烦地说:“喂,起来!”

烟贩被惊醒了,身体晃了晃,揉揉眼睛抬起头。三条木刚要骂上两句,发泄发泄胸中的不快情绪,却愣住了。这烟贩竟是个年轻女人。她不到三十岁,虽然衣服破旧,头发也乱,但脸蛋还算干净,五官姣好,黑漆漆的眼睛,嘴唇丰满好看,典型的黑龙江姑娘。可能是睡得太香,嘴角边还流着口水,她慌忙用袖子擦了擦,说:“先生要什么烟?”

三条木所有的怨气在一瞬间全都消失了。他最喜欢眼睛大的女人,而他老婆真由颐子眼睛小,又是单眼皮,如果不是家世般配,又是叔父做媒,他至少有八成不会娶她。

“哦,有品海烟吗?我要一包。”三条木看到这个漂亮的卖烟姑娘,心里就有了好感。卖烟姑娘见三条木穿着体面,长得也帅,脸上还带了两分笑容,就连忙拿起一包天檀烟递给他。三条木接过烟,用下巴指了指烟箱,卖烟姑娘这才看到上面放着两毛钱,她把钱收进口袋,又翻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说:“先生,真对不住,我今天只卖出去两包烟,找不开您的钱。您能等我一会儿吗?我去街对面的糕点铺把钱换零,再找给您五分钱。哦,这烟箱我放在这里,您放心,我不会赖着您的钱跑掉!”

三条木哈哈大笑,“看你说的,别找了,下次我来买烟的时候再一起算吧。”

卖烟姑娘犹豫片刻,用力点了点头,“好的先生,我每天都在这条街上卖烟,或者您告诉我地址,我下次把烟给您送去。”

“没关系,我每天晚上都会到这家餐馆吃饭。”三条木道。

姑娘笑着说:“那我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在这里等您!”

看着姑娘那灿烂真诚的笑容,三条木的心动了,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对一个女人动过心。三条木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以为自己已被生活和苦闷压得麻木,不会再对任何女人动情。

回到餐桌上,三条木喝了一大口清酒,心情感觉好多了。吃寿司的时候,他看到那姑娘仍然坐在窗外的台阶上,偶尔会有意无意地转头看看坐在餐馆里吃东西的三条木,然后对他露出笑容。不知为什么,三条木能明显看出她很饿,他心跳加快,透过玻璃窗向姑娘招招手,示意她进来。

却不料姑娘收起笑容,摇了摇头。三条木有些意外,起身出去来到姑娘面前,“你还没吃饭吧?进来吧,我请客。”

姑娘勉强笑着,再次摇头拒绝。三条木叹了口气,坐在姑娘身边的台阶上,抽出一根烟点燃抽着。姑娘惊讶地连忙站起,三条木拉着她的胳膊,“没事,坐下,我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姑娘慢慢坐下来,忽然笑着说:“我猜,你肯定还没结婚!”

“为什么?”

“如果你有老婆的话,就不会这么孤单,每天一个人来这里吃晚饭了。”姑娘道。

“你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我吗?好像不是吧?”

姑娘笑了:“当然不是。刚才你进餐馆的时候,餐饮老板说,今天下班很晚啊,明显你是他的熟客。”

三条木很有些意外,他以为这种卖烟的穷人都是天生蠢笨,没想到……他对这姑娘又多了几分好感。

天渐渐黑透,姑娘也要回家。三条木自报家门,也问了她的名字,知道她叫黄淑凤,双亲早亡,自己住在市北郊二十多里外的贫民区,为了糊口,每天都要走四十几里路到市区卖烟。三条木心中叹息,回家后躺在床上,听着身边妻子不时的咳嗽声,他更烦恼了。

第二天晚上六点多钟,他早早就来到料理店吃饭。刚走到街口就看见几个戴黑色方帽的男人把黄淑凤围在中间,好像在争执什么。三条木凑过去看,是四个辫子脏兮兮的中国男人。黄淑凤边流泪边解释着什么,三条木听懂了,这几个男人要黄淑凤交什么“地头税”,一看就知道是地痞无赖。

三条木分开众人把黄淑凤拉出来,那几人顿时火了,“你是谁,敢拦我们?我们是知府大人任命的,专门收税!”

三条木笑了,“别唬人了,你们这些混混儿是干什么的,以为我不知道?”

几个男人勃然大怒,“你他妈活够了?看我不剥了你这身洋鬼子衣服,看看你里面是什么东西!”

“库拉!巴嘎雅路!”三条木用日语骂道,“生きて飽きましだが?”(你们不想活了吗?)

突然听到三条木用日语说话,这几人顿时傻了眼。清朝政府一向惧怕外国人,国民更是如此。再看三条木穿着讲究,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一名日籍富商,他们当时就软了三分。为首的男人立刻脸上堆笑,说:“真、真对不起,原来您是日本人,实在是得罪了,得罪了!”

“我和本地知府很熟悉,要不要我去问问他,你们究竟是不是真的税收官?”三条木鄙夷地看着他。

这几个人本来就是胡吹牛皮,一听这话吓得差点儿尿裤子,连忙做鸟兽状散去。黄淑凤这才知道三条木是日本人,她有点害怕,中国人向来惧怕外国人,在中国的洋人大都非常跋扈,于是她抱起烟箱就走。

三条木连忙拦住她,“黄姑娘,你跑什么?”

“你、你们日本人、都、都很……”黄淑凤吓得说不出话来。与刚才的几个壮汉相比,她更害怕这个日本人。

三条木笑了,“日本人又不是老虎,怕什么?你看我刚刚救了你,你得怎么谢我?”

黄淑凤嗫嚅了一会儿,摇摇头。“和我一起吃晚餐吧,就算你的感谢了。”三条木硬拉着黄淑凤进了日本料理店。店老板很惊讶,他见过这个经常在附近卖烟的穷姑娘,但没想到三条木和她居然也认识。

活了二十几年,黄淑凤从没进过这种高档餐馆,感到浑身不自在,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三条木照例要了生鱼片、炭烤鲑鱼、金枪鱼寿司、两碗豚骨拉面和两杯清酒,他微笑着端起清酒和黄淑凤碰杯。她怯生生地拿着酒杯,轻轻抿了一小口。日式清酒比中国白酒力度小,但还是辣得她流眼泪,三条木笑了。

“我能开始吃这碗面吗?”黄淑凤小声问。

“当然可以,今天是我请客,随便吃。”

黄淑凤把那碗豚骨拉面移到跟前,开始埋头大吃。显然她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转眼间就消灭了这碗面条。三条木为她夹上醮了青芥的寿司和醮着海鲜汁的生鱼片,黄淑凤从没接触过日本食物,吃得很开心,也不那么拘谨了。

为了不影响她的胃口,三条木尽量不和她过多聊天,两人就这样默默吃完饭。付过账后,三条木和黄淑凤走出餐馆,已是八点多钟,哈尔滨洋人多,夜景又很美,不少外国人都在街上闲逛。三条木提议到松花江边散散步,黄淑凤害羞地答应了,她的衣服很寒酸,于是只好跟在三条木身后,活像个保姆。三条木干脆挽过她的胳膊,这让黄淑凤又惊又怕,她知道三条木有妻子,自己又只是个卖烟姑娘,简直无法想象。她挣脱不开,只好把身体尽量远离三条木,两人之间的空隙能放下一个菜篮子。

而三条木却毫不在意,就这样,两人用这种别扭的方式走到江边,看着江上的游船和江边林立的饭店舞厅,三条木觉得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两人在江边走着聊着,三条木心情非常好,不禁张开双臂,好像要拥抱这江面,黄淑凤偷偷笑了。

“三条木先生,您的妻子……她漂亮吗?”黄淑凤问。

“不,她很瘦,常年生病,脸上很少有血色啊。”三条木的心情一下子变糟了。

黄淑凤很聪明,立刻看出他心中的不快,就不再问。三条木停住脚步,扶着江边的铁栏杆,连连叹气。“您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吗?您这么有钱,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您叹气的?”黄淑凤眨着漂亮的大眼睛问。

三条木摇摇头,说:“我开车送你回家。”两人来到诊所门前,三条木用汽车把黄淑凤送到市郊的贫民区家中。在返回的路上,三条木忽然发现仪表盘上放着一张五分钱的旧纸币,他很奇怪,仔细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那是黄淑凤找给他的香烟钱。

这件事让三条木充分了解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穷人的为人原则——贫贱不能移。他很感动,从此以后三条木经常邀请黄淑凤吃饭、散步。渐渐两人互相了解得多些,黄淑凤知道了他的婚姻是家庭安排的,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三条木也知道了黄淑凤祖籍在山东,父亲生前在内务府当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淑凤开始默许三条木握她的手,分别时可以揽她的腰,甚至有时还能亲亲她的脸。他为黄淑凤购置了一些高档衣服,她本就不丑,打扮后更加漂亮,只是在贫民区里,很多人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好像她是这里的怪物。

两个月后的某天,三条木带着黄淑凤来到十二道街胡同里的一户民宅,这是个普通的小院子,不大却很安静、温暖。三条木说这是他刚买下来的,以后黄淑凤就是这里的女主人,每月的开销用度由他负责。黄淑凤是个聪明姑娘,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她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这种关系会维持多久,但她喜欢三条木,于是就答应了。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三条木每周至少会在这小宅里过夜两次,有时干脆关了诊所,整天都陪着黄淑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条木的妻子真由颐子从保姆口中知道了这件事,但她久病体弱,而且自己无生育能力,一直非常愧疚,再加上日本女人地位低下,所以她完全不敢插手丈夫的外遇。

两个月后黄淑凤有了身孕,三条木雇用老妈子伺候,同时对外放出话来,说是他妻子怀孕了。反正真由颐子久病基本不出家门,而且除了他们夫妻之外,没人知道她有不育症,就连双方父母也不知情。真由颐子为了保全三条家的香火,只好忍辱承认,配合三条木演戏。

九个月后黄淑凤顺利生产,是一对双胞胎男婴。三条木欣喜若狂,还没满月就想把两个孩子抱回诊所后院的家,并对外公开。可他万没想到,一向温柔依顺的黄淑凤突然大怒,以死抗争,两人僵持不下,最后三条木让步,由双方各抚养一个。黄淑凤早就预料到这段感情不长久,提出要带着孩子离开哈尔滨远走他乡。三条木嘴上舍不得,心里自然高兴,他对黄淑凤并无太深的感情,与她接触后,打得更多的算盘却是黄淑凤是否能为自己传宗接代。

三条木卖掉小宅和诊所,又添了些钱,总共留给黄淑凤二十根金条,这是他在哈尔滨的全部财产。随后他带着妻子和那个男孩,离开哈尔滨回日本。分别之前,三条木又送给黄淑凤一支英国产的派克牌钢笔,那是他父亲从英国留学时所购一对的其中一支,并告知黄淑凤,一定要让她所抚养的那个男孩学习西医和日语,最好是外科或微生物系。以后等机会成熟,他会派人把这个儿子接到日本,父子三人团圆。

就这样,三条木带着属于他的那个男孩走了。黄淑凤伤心之余,带着留下的儿子离开哈尔滨向东走,在靠近中苏边境的偏僻之地道河村安了家,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们母子。黄淑凤知道这辈子基本没机会再见到三条木了,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给儿子起名叫黄向东,小名瀛子,取“心向东瀛”的意思。

三条木所给的二十根金条在当时能换成近千块银洋,足够娘儿俩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可她仍然保持着节俭甚至贫穷的生活习惯,而让儿子吃饱穿暖,长大后又让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哈尔滨开拓医学院就读西医,同时强迫他学习日语。黄向东和父亲三条木很像,也是聪明好学,但性格风流不羁。好在从小管教严格,黄向东对母亲很尊敬,黄淑凤甚至默许他在外面随意泡妞、花天酒地,但有两样必须学好:西医和日语。

时间流逝,几十年间世事动荡,从清朝覆灭到民国建立,从日本侵略东三省到扶植溥仪做了“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转眼到了1944年,黄向东已经三十六岁,黄淑凤牢牢记着三条木所说的“接黄向东去日本团圆”的话,一直不许他娶老婆——黄淑凤想让儿子去日本之后再成家,否则到时候三条木派人来接,中国老婆肯定不习惯日本的生活。

讲完这些事,黄淑凤已是满脸泪水,泣不成声。吴站长和铁柱、小吕三人面面相觑,半天也说不出话来。黄淑凤从小木盒中拿出钢笔,忽然把牙一咬,狠狠将笔扔在地上。铁柱连忙捡起来,心疼地说:“您为什么把笔扔了?这可是名牌派克笔,英国货呢!”

黄淑凤边哭边摇头,“都没用了,没用了。我留了它几十年,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还不如当年就扔到河里!”

吴站长又劝了一阵,问道:“您的儿子黄向东,是不是在日本人开办的哈尔滨开拓医学院工作,给一名叫高官正树的日本教授当助手,住在北二幢5层402宿舍?”

“你们……你们都知道了?”黄淑凤神色紧张,“求求你们,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放过他吧!算我求你们了!”她“扑通”一声跪下就要磕头。

铁柱连忙上前扶住。吴站长说:“您别担心,我们不会为难你们娘儿俩。”他透过窗户看看外面,黑夜沉沉,寂静无声,只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吴站长低声问黄淑凤:“您儿子黄向东和三条洋平长得很像?”

黄淑凤含泪点头,“双胞胎兄弟,哪能不像啊?”

“非常非常像吗?您再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吴站长追问。

黄淑凤想了想,说:“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俩的身高和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他比我家瀛子——比我儿子黄向东瘦些,也黑些。再有他的眼神很吓人,看上去阴冷阴冷的。”

吴站长又问:“他的日语说得怎么样?”

“好着呢!他父亲回日本的时候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他学好西医和日语,我儿子特别聪明,都说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鬼子还流利。”黄淑凤回答。

吴站长缓缓点头,看了看铁柱和小吕。铁柱沮丧地说:“队长,怎么处理?是不是要马上通知延安情报部和社会部?唉,好事办砸,就等着挨批评受处分吧。”

“别急,先回白大爷家。”吴站长把手一摆,“大娘,这件事非同小可,您得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一趟,行吗?”

黄淑凤早吓得六神无主,只有连连点头的份儿。

道里区新城大街是个热闹地方,一条街上挤挤挨挨,建有几十家剧院、饭店和旅馆。铁柱身穿车夫的号衣,身后放着一辆破人力车,吴站长穿着灰色短褂,两人蹲在地上,边抽纸烟边假装闲聊。铁柱低声发牢骚道:“队长,要不咱们先去吃点啥吧,打中午开始我就没吃饭,一直守到快天黑,我都快饿死了!”

吴站长抽了口烟,呸呸直吐烟沫子,“你没吃饭,我不也没吃吗?别废话了,打起精神盯着。哎,看那边!”

铁柱转头看去,见一名三十几岁的少妇顺着路边朝北走去。这少妇身材丰腴,穿着裁剪合体的欧式洋装衬衫和黑色长裤,留着短发,皮肤白嫩,鼻梁上戴一副小巧的眼镜,看上去风韵迷人。

“是她吗?我可认不出来。”铁柱摸着咕咕叫的肚子说。

吴站长把烟扔在地上踩灭,一摆手,“就是她,错不了,走吧。”他迈步跨上人力车,铁柱也扔掉烟屁股,拉起车掉头就走。铁柱拉着人力车,在那女人身后三十几米的距离慢跑,不远不近地跟着。拐过几个弯后,少妇在田地街35号的“北满旅馆”前停下,犹豫了一会儿才走进去。

吴站长跳下车,也慢慢悠悠地跟了进去。那少妇似乎熟门熟路,进旅馆后向右拐弯上楼梯,来到三楼再向左侧走廊走去,在挂有“306”字样小铜牌的门前停下。她左右看看周围无人,抬手刚要敲门,306的房门开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从房间里探出半个身子,一把将少妇搂住,低声笑道:“我等你等得都快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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