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4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39节抗战以来自述（10）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40节抗战以来自述（11）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41节抗战以来自述（12）

六、国民参政会

我访问延安后于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复命参议会。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于徐州者一个月之久（住北关农场内）。

3月3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4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5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6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7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1930、1931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1936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

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例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而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