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我的自传

第11节我的自学小史:师友

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次于我。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我思想上竟发生极大变化。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ZW(]陈故去约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务院秘书。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1910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武昌起义爆发,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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