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我的自传

第9节我的自学小史:中学

七、五年半的中学

我于十四岁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同留学英国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当时学校初设,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我的同班同学中竟有年纪长我近一倍者——我十四岁,他二十七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受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他们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贡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土,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诸位,皆是我的老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级上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称谓相称,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还是超过他所教的。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快,但经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忙乱,而进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其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铅印、石印各书均作此称)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功,眼睛变得近视了。这是他不晓得照顾身体,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十九岁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五年半之久。本来没有五年半的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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