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 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的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来拜访我，表示了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当时任何的中国将军一样，他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他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力量保护我的。他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问我缺什么东西，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的。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的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在租界里是没有的现象。

后来，有个副官进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呆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问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国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虽然张作霖说他会治日本小鬼，虽然日本领事提出这样的抗议，但是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张作霖的关系，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张作霖未必就能有这么多的军队。所以由这次会见在我心里所升起的希望，并没有受到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我的复辟希望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长，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折”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返于一九二九年才揭发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在得到田中内阁的支持之后，成了北方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做了军政府的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发了一份布告警告过蒋介石。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官为表示对我的关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给我。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刚杀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学生，看见了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济南，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来，是从我见过张作霖之后开始的。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的把兄弟，这时又和张宗昌换了帖，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前内城守卫队军乐队长李士奎，这时也成了奉军人物，褚王璞和毕庶澄就是他引进的。胡若愚还给我带来了张学良。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起平坐。我给他们写信，也不再过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军将领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惟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的希望，后来听到他被褚玉璞枪毙的消息时，我曾大为伤感。他死后，我的希望便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我在天津见到他的时候，他有四十多岁，一眼看去，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如果一细看，就会发现这个彪形大汉的紫膛面皮上，笼着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他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参崴，给华商总会当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沙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王双）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是中间的介绍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么一弄，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二次革命”爆发，他投了反革命的机，以屠杀革命军人之功，得到了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又得到了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苏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以后，他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由于他流氓成性，南方报纸曾给了他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后来看他打仗一败即跑，又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别名。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夹击之下，张宗昌兵败滦河，逃往旅大，后来又逃到日本门司，受日本人的庇护。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扫墓的名义回到山东，暗地里运动刘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队伍为基础，重整旗鼓，夺取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地盘，恢复其对山东的统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济南车站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当场打死。这位凶手自首说是为叔父报仇（他的叔父是被张宗昌枪毙的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实际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使下的暗杀。据说张被打死后，他的尸首横在露天地里，他的秘书长花钱雇不到人搬运他的尸体，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省当局，叫人收了尸。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曾是张园的熟客，是一个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我在北府时，张宗昌就化装来看过我，向我表示过关心。我到天津后，只要他来天津，必定来看我。每次来都在深夜，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抽了大烟，精神特别足。谈起来，山南海北，滔滔不绝。

一九二六年，张吴联合讨冯，与冯军激战于南口，冯军退后，首先占领南口的是张宗昌的队伍。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给张宗昌亲笔写了一封半信半谕的东西：

我得到张宗昌胜利的消息，并不慢于报纸上的报道，因为我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有一些人为我搜集消息，有人给我翻译外文报纸。我根据中外报纸和我自己得到的情报，知道了张宗昌的胜利和声势，简直是令我心花怒放。我希望张宗昌得到全面胜利，为我复辟打下基础。但是这位“狗肉将军”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总不肯明确地谈这些事，好象只有变成了“长腿将军”的时候，才又想起它来。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宣告合作，向北方的地盘上扑了过来，津浦线的这一路，绕过了给张宗昌帮忙的日本人，把张宗昌的根据地山东吞没了。张宗昌兵败如山倒，一直向山海关跑。这时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拒绝张宗昌出关。张宗昌的军队被困在芦台、滦州一线，前后夹击，危在旦夕。这一天，他的参谋金卓来找我，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向我大肆吹嘘他还有许多军队、枪炮，规复京津实非难事，唯尚无法善其后，须先统筹兼顾，接着又说他正在训练军队，月需饷银二百五十万充，他“伏乞睿哲俯赐，巽令使疆场小卒，知所依附”。担当联络的金卓，一再陈说张宗昌胜利在望，只等我的支援。这时陈宝琛、胡嗣瑗听说我又要花钱了，都来劝阻我，结果只写了一个鼓励性的手谕。不久，张宗昌完全垮台，到日本去了。他离我越远越有人在我们中间自动地来递信传话，张宗昌的信也越来越表现了他矢忠清室之志，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带信人除了前面说过的金卓（后来在伪满给我当侍从武官）之外，还有后来当了伪满外交大臣的谢介石、德州知县王继兴、津浦路局长朱耀、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安福系政客费毓楷和自称是张的秘书长的徐观囗等人。他们给我带来关于张宗昌的各种消息。我已不记得给他们拿去了多少钱，我现在找到了一部分当时的来信和去信的底稿，挑两件抄在下面：

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尽人皆知是日本人谋杀的。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思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了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些遗老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

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囗”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密。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了下面一点残迹：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