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两个月里我所有的亲人陆续死亡,但我从来没想过我离死亡到底有多近。我很会保护自己,应该不会出现翻车或雪崩之类的意外。之前我有充足的动机杀欧阳桐,没有人有理由杀我。高文倒是说过,他会做到整个警务的内部命令是,见到欧阳楠当场击毙。可是连二十四小时都不到,他还来不及把哪条多余的人命算到我头上。然而现在这个人是奔着我来的吗?他确定车里有人?确定在车里的是我?他为什么找我?这个人是凶手吗?他谋杀的目标是我和欧阳桐?有谁能在欧阳桐死后的第一时间就把他的车弄走,有谁能在刚我逃出医院,就把我盯上?如果是这样,昨夜他为什么不去车库下手?对了,车库有监视器,我可以按照它的节奏进入车内,而他则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地把我干掉。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他的枪口依然在窗上划着,其实才十秒不到,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早打着车火,还有机会踩足油门往前冲,偏偏是他停在我面前。假设我开门使劲儿撞他,第一枪或许不会致命,那么车窗碎掉之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着我的太阳穴补上一枪。我盯着枪口,黑洞洞不见底,那边就是无尽的死亡区域。也许我还存留一线生机,是的,他的枪口没有消音器,想自杀的杀手才敢在这种环境开枪。他逃不出现场,只要前面有车一横在路中央,自然束手就擒。这就是我的希望,他不是来杀我的,也许是劫持我,听从他,至少他不会轻易开枪。

我左手按键,车窗慢慢打开,我生命最后的赌注。车窗下来一半时,他手掌贴在玻璃上,示意我不用继续,然后他枪口不动,人慢慢蹲下来。直到他整张脸出现在车窗外,我都想不起来我是否认识他,仿佛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但的确不认识。

看见我空着手,他枪口垂下,抿着嘴望我。四目相对,他并没打算说话。只好由我来打破这种难耐的沉默,我说:“那是我哥的车。”

他点点头,像是认同我的意思,但仍然不说话,盯着我。没办法,我还得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陌生人拿枪对着你,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怎么会在你那儿?”

他对我晃了晃车钥匙,在他另一只手上,拿着枪的手依然没有松弛,接下来他说了第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他口音有点儿怪,说不上哪儿的,对我来说中国话就分三种,东北话,普通话和南方话。这么分类他就是南方人吧,也说不准。哈尔滨人觉得过了山海关就算南方了。

“你杀的?”他又一次质问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

“所以你该清楚我为什么找你。”这是欧阳桐的保镖,他的云南哥们儿,对的,就是云南腔调。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直跟着你。”

我摇摇头,这说法并不可信。

他的枪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追问:“是不是你杀的?”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你要我怎么说?”

“说实话。”

“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没离开哈尔滨?”我问他时,他咽了口唾沫,能看出来他心里不舒服。我继续跟他说:“我昨天跑出来,我还在哈尔滨,我也没走,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在找凶手。”

“但是你想杀他。”他说。

“你的枪是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似乎是蹲累了,他直腿弯腰,把枪收进怀兜,还是目视我,可敌意少了很多。我猜想接下来的走势,我想说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如组合一起查。这是不对的,对他不公平,他现在是平民一位,没案底,秘密行动,随时可以抽身,回他的云南老家愿意干吗就干吗。可如果跟我混在一起,等于跟着跳进这个坑,别想出来。况且我没法信任他,他留在哈尔滨是调查案件,还是谋杀行动的善后?即使他并无二心,他的意志是否坚强,一旦有人盯上他,会不会把我出卖?

想到这些我看看四周,虽然张队和高文早早告辞,他们仍然没有撤岗。有个扎纸彩电的警察已经注意这里。我知道这些程序,队长会在火葬场画出一连串的目标点,死者遗孀的停车位置也许连第四目标、第五目标都算不上,然而有人在车前逗留这么久,不可能被漏掉。扎纸彩电的掏出对讲机,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在通报同伴。他没有动,我快速浏览周围有哪些人在向我们靠近。

我告诉他有人来了,他侧身留意。我把车窗摇起来,只留一条够我们说话的缝。来了三个人,那个推车的,手持报纸的,还有灵车下来的假司机。可能某一个不是,恰巧是路人,但绝对是警方的一次行动。几个点渐渐向我们靠拢。

“把他们弄走。”我说,“把我抓进去对你没好处。”

他想了想,知道该怎么干了,站起身往奥迪车走。

“把枪给我。”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至于对警察开枪吧,要是他们逮住你,你举起双手,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下怎么还开着死者的奥迪,解释这辆车要比解释一把枪容易多了。

他已经走出去三步,再回来我必死无疑。我车窗完全关闭示意他不要过来,接着在前窗对他食指向下。他明白了,弯腰系鞋带,拽出七五枪往车下一推。他想起什么,飞过一张名片贴在前窗上,我扫一眼上面的名字,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问:“你叫卢放?”

“如果到明天中午我还没有联系你,你马上去找卢放。”

“你怎么联系我?”

“我有我的办法。”

“卢放是谁?我干吗要找他?”

“我明天跟你细说。”

我瞄了眼名字,没电话,没地址,只有名字下方的头衔,昆明茶文化理事会副会长,也许背对车窗那一面写得会详细些。我问:“我去云南找他?”

“对,你跟他说,你是欧阳桐,还有,你们认识好几年了。”他说完径自上了奥迪。

原来推车那个确实是路人,假司机和拿报纸的扑过来时,奥迪已经启动。两个人跟山炮似的去拽后车厢,又不是成龙,又不是蜘蛛侠,还真以为自己能伏在车顶搏斗吗?又有几个人追过来,我俯身躺下,只听见殡仪馆门口警笛大作,瞬间就远去。

我一时还不能起身,但忽然后怕了。他能冲出去,可见是探好路线来的,难道他做好了杀我的准备?不会,他还指望我冒充欧阳桐呢。我慢慢爬向后座,从侧窗的有色玻璃往外看,警力已基本被吸引走。不少人从灵堂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我看见陈洁的小妈也出来了,陈洁跟在她后面,也许她知道这里不妙,正想办法过来。我要撤离这里,就算留一个警察在这儿,我也会有麻烦。事实上还不止一个,他们似乎查到车牌是欧阳桐的,三个男人上前围住陈洁询问。我琢磨车里有什么是我能用的,一条女式围巾和一个不错的皮包,后窗下面有副太阳镜还能用上。我推门下了车,躬身把名片拽出来,然后趴地上把车底的枪划拉出来。

这种环境我当然不能堂而皇之地站着打车,我左侧隔条人行道有一处库房,里面立着上千个花圈的半成品。借助几辆替我挡住视线的车,我一路蹲着过去。从木栅栏钻进去,我一头藏进花圈里大口喘气,我浑身都疼。昏暗中我解开衣服,锁骨和肋骨的老伤渗出血,浸红了纱布。所幸是冬天,只是伤口破裂,还没化脓感染,缝的线也没崩断,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拆线了。重新包扎也还是这些纱布,只是裹紧一些。穿好衣服我从后面找出口。后门是锁着的,墙壁中央有扇七十厘米见方的窗户,落满尘土,窗棂紧闭,以至于我无法理解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造个窗户。我两手搭在窗沿使力,一旦受力疼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终于爬上去了,推开的刹那我吞进一大口灰尘。跳下去是一片荒地,没种粮食,也没有立碑,也许是留给墓地扩充备用的。每天都有人死去,用生命换来一米见方的地皮,早晚会扩到这里来。

我仰头找太阳的方向,给自己的影子定位。往左走是进市区,这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可如果往右走,我会先通过市郊,进入农村,之后找个通车的镇子,上了车后我就彻底地离开哈尔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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