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说家谈论小说的艺术,并非一个教授在他的讲席上高谈阔论。更应当把他想象成一个邀请您进入他画室的画家。画室内,画作挂在四面墙上,都在注视着您。他会向您讲述他自己,但更多的会讲别人,讲他喜欢的别人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都是隐秘存在着的。根据他自身的价值标准,他会当着您的面将小说历史的整个过去重铸一遍,并借此来让您猜想他的小说诗学。这一诗学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很自然地,与别的作家的诗学相对立。所以,您会觉得,自己带着惊讶,下到了大写的历史的底舱,在那里,小说的未来正在被决定,正在形成,正在创造,在争论,在冲突,在对立。

一九五三年,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在他写的《日记》的第一年中(他一直写了十六年,直至去世),引用了一名读者的来信:“千万不要自己评论自己!只顾写就是了!您受到别人的刺激,亲自为自己的作品作序,不光作序,甚至还写评论,真是太可惜了!”就此,贡布罗维奇回答说,他将继续自我解释,“能解释多少就解释多少,能解释多长时间就解释多长时间”,因为一个没有能力谈自己的书的作家,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就让我们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作坊中呆上一段时间。下面是他喜欢与不喜欢的作家的名单,是他“关于小说历史的个人版本”:

他喜欢拉伯雷甚于一切。(关于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的书写于欧洲小说正在诞生之际,小说尚远离一切规范;书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后来的小说史将或实现它们,或遗弃它们,但所有的可能性都留了下来,跟我们在一起,成为灵感:在不可能中的徜徉,智力上的挑衅,形式上的自由。贡布罗维奇对拉伯雷的热爱表明了他的现代主义的意义:他并不拒绝小说的传统,他要求找回小说传统;但他希望是完整的小说传统,尤其是对它诞生时那美妙的一刻带有特别的关注。)

他对巴尔扎克可以说是无动于衷。(他反对巴尔扎克的诗学渐渐被树立成小说的样板。)

他喜欢波德莱尔。(他接受现代诗歌的革命。)

他并不对普鲁斯特着迷。(一个十字路口:普鲁斯特到达了一次伟大的旅程的终点,已经穷尽了其所有的可能性;贡布罗维奇一心探求新世界,只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他几乎跟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小说家都不相似。(小说家们在他们的阅读书单中经常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空白点:贡布罗维奇既没有读过布洛赫,也没有读过穆齐尔;出于对那些抓住卡夫卡不放的时髦人的恼怒,他对卡夫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觉得自己跟拉丁美洲文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嘲笑博尔赫斯,以他的品位来看,博尔赫斯太自负了。他在阿根廷的时候,生活在孤立之中,在伟大的作家当中,只有埃内斯托·萨瓦托对他感兴趣;他后来也以友善报之。)

他不喜欢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学(对他来说太浪漫了)。

总体来讲,他对波兰文学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同胞的爱戴;然而,他的保留并非一种憎恨,它只是表达了一种被封闭在小环境的紧身衣里的反感。他在提到波兰诗人图维姆的时候,这样说:“他的每一首诗,我们都能说是‘美妙的’,但如果有人问我们,图维姆以什么样的图维姆元素丰富了世界诗歌,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

他喜欢二三十年代的前卫。(他对这一时代“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它“鼓吹现代的现代主义”表示怀疑,但接受它对新形式的渴望,接受它想象力的自由。他这样告诫一名年轻作家:先不要带任何理性控制地写上二十页,然后带上敏锐的批评精神重读一遍,保留其中本质性的东西,就这样继续下去。就好像是他为小说这架马车套上一匹被称为“沉醉”的野马,与一匹驯过的、称为“清醒”的马并驾齐驱。)

他蔑视“介入文学”。(了不起的是:他不经常跟那些将文学变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附庸的人论战。在他这位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波兰遭禁的作家看来,“介入”艺术就是在反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前进的文学。从他写作《日记》的第一年起,他就指责这一文学的善恶二元论,指责它过于简单化的趋向。)

他不喜欢法国五六十年代的前卫,尤其是“新小说”和“新批评”(罗兰·巴特)。(关于新小说:“贫乏,单调……唯我论。手淫……”关于新批评:“越渊博就越愚蠢。”他忍受不了这些新的前卫将作家放入的两难处境:或者是采用它们手法的现代主义(他认为这一现代主义全是些难懂的话,是深奥的,教条的,跟现实缺乏接触),或者就是无穷地复制同样形式的约定俗成的艺术。而现代主义对贡布罗维奇来讲则是:通过新的发现,在继承下来的道路上前行,只要这还是可能的,只要从小说那里继承下来的道路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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