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世界文学 媚俗与粗俗

“媚俗”一词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在慕尼黑，当时用来指伟大的浪漫主义世纪甜腻而令人作呕的余渣。但是，很可能是赫尔曼·布洛赫更接近于真理。他将浪漫主义与媚俗的比例关系倒过来看：照他的看法，十九世纪（在德国与中欧）占主导的风格是媚俗，而在此之上，作为一种例外现象，才出现了几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那些领教过媚俗经久不衰的暴政（如歌剧男高音般的暴政）的人，尤其恼怒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的做法，恼怒不断处于激动状态中的心灵不知羞耻的展示，恼怒“洒过香水的面包”（穆齐尔）；很久以来，媚俗在中欧已成为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代表着最极端的美学病。

我并不怀疑法国的现代主义者受到了温情主义和浮夸的诱惑。只不过，由于缺乏长期的媚俗经验，在他们身上没有能够产生出和发展起对媚俗极其敏锐的厌恶。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也就是这个词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一百年之后，才在法国首次用到它。一九六六年，布洛赫论著的法国译者，以及一九七四年汉娜·阿伦特作品的法国译者，都不得不用“蹩脚的艺术”一词来翻译“媚俗”，从而使这些作者的思考变得不可理解。

我重读了司汤达的《吕西安·勒万》中沙龙里上流社会的谈话；我细细品味了那些抓住谈话者不同态度的关键词：虚荣；粗俗；风趣才智（“就像是能腐蚀一切的硫酸”）；可笑；礼貌（“礼多但毫无感情”）；观念正统。于是我问自己：其中有哪一个词跟我感受到的媚俗概念一样，表达了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最后，我找到了。是“粗俗的”、“粗俗”。“迪普瓦里耶先生是最粗俗的人，而且好像还对他那低级而不拘礼节的做派非常自豪；就像是一头猪，带着某种不顾观者的自得其乐，在泥浆中打滚……”

对粗俗的鄙夷充斥着当时的沙龙，也充斥着今日的沙龙。我们再来看看词源：粗俗一词从拉丁语vulgus即“民众”一词而来：民众喜爱的，便是粗俗的；一位民主人士，一名左翼人士，一个人权斗士不得不热爱民众，但他可以自由地、高高在上地在一切他认为粗俗的方面鄙视民众。

阿尔贝·加缪自萨特从政治上将他驱逐之后，自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惹来嫉妒与仇恨之后，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感到很不自在。有人向我讲过，除这两方面之外对他不利的，是与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粗俗的烙印：贫穷的出身，文盲的母亲；属于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同情其他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些人的做派是那么“不拘礼节”（那么“低级”）；他的哲学论著显得那么不专业；其他我就不提了。在那些对加缪口诛笔伐的文章中，我读到了这样的词句：加缪是一个“穿着可笑的节日盛装的农民，（……）一个来自民众的人，手上戴着手套，头上还戴着帽子，第一次进入沙龙。别的客人都把头别过去，他们知道是在与怎样一个人打交道”。文中的隐喻非常说明问题：加缪不但不懂得应该如何思考（他在谈到进步时，见解十分糟糕，他同情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在沙龙（本义或引申义上的沙龙）里举止笨拙；他是粗俗的。

在法国，没有比这更严厉的美学谴责了。这一谴责有时不乏道理，但有时也打击到了最优秀的人：拉伯雷，还有福楼拜。巴尔贝·多尔维利写道：“《情感教育》的主要特点就是粗俗。在我们看来，这世界上已经有够多的粗俗的灵魂、粗俗的精神、粗俗的事物，所以不能再增大这些令人作呕的粗俗的惊人数量了。”

我回想起我刚刚移民到法国的几个星期。由于当时斯大林主义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谴责，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俄国人占领我的祖国所意味着的悲剧，觉得我全身笼罩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哀的光环。我记得曾跟一位支持过我并帮过我不少忙的巴黎知识分子面对面坐在一个酒吧里。那是我们初次在巴黎见面。在我们头顶的空气中，我看见飘荡着一些伟大的字眼：迫害、劳改营、自由、驱逐出祖国、勇气、抵抗、集权体制、警察恐怖。为了驱散这些堂而皇之的幽灵媚俗的一面，我开始向他解释：由于总是被人跟踪，由于在我们的寓所里有警察安装的窃听器，我们都学会了“捉弄”这门美妙的艺术。我的一个好友跟我互换了寓所，也互换了名字；他是一个追女人的高手，毫不在意窃听器，在我的房间里将他的性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每个爱情故事中最难对付的一刻是分手，所以我的移民对他来说正好是个良机。有一天，那些姑娘、妇人们发现寓所已关，也没了我的名字，而我正从巴黎，用我的签名，给我从未见过的七个女人寄些惜别的明信片。

我当时想博得我那位珍贵朋友的一笑，但他的脸变得越来越阴沉，最后他跟我说——而这就像是断头台上断头刀落下：“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们后来还是朋友，但再也没有真心相互喜爱。对我们初次见面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让我明白了我们心照不宣的长期误解：将我们分开的是两种美学态度的撞击：忍受不了媚俗的人碰上了忍受不了粗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