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我离开了我的国家,来到法国。我惊讶地发现,我成了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事实上,对法国人来说,我的国家属于欧洲东部。我急切地到处向人解释我们处境的真正令人愤慨之处:由于失去了民族主权,我们不光被划归给了另外一个国家,而且还被划归给了另外一个世界,东欧的世界。这一世界扎根于古老的拜占庭历史,具有它自己的历史问题,它自己的建筑风貌,它自己的宗教(东正教),它的字母表(西里尔字母,源于希腊文字),还有它自己的共产主义体制(没有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俄国人统治的中欧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它跟我们经历过的共产主义不会是一样的)。

渐渐地,我发现,我来自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国度”。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政治非常重要,但地理概念都极差:他们只看到我们“共产主义化”了,而非被“划归”了。况且,捷克人一直以来难道不是跟俄罗斯人一样,都属于“斯拉夫世界”?我向他们解释,虽然存在着斯拉夫民族的语言统一性,但并不存在任何斯拉夫文化,任何斯拉夫世界:捷克人的历史,正如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一样(当然,也跟完全不是斯拉夫人的匈牙利人的历史一样),是纯西方的: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日耳曼世界的紧密接触;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跟遥远的俄罗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只有波兰与俄罗斯直接相邻,但这种相邻更像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关于一个“斯拉夫世界”的想法依然是世界历史学中根深蒂固的俗套。我打开权威的七星书库版《世界历史》:在《斯拉夫世界》一章中,捷克伟大的神学家扬·胡斯被彻底跟英国人威克利夫分开(其实他是威克利夫的弟子),也被跟德国人路德分开(而路德视之为先驱和导师)。他在康斯坦茨被火刑处死之后,不得不跟伊凡大帝一起去享受一种可悲的不朽,其实他跟伊凡大帝是连一句话都不想说的。

个人经历最有发言权:七十年代末,我收到了一位著名斯拉夫专家为我的一部小说写的序言的手稿。序言中,他将我不断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宁、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以及俄国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比(当然,这种比较其实是在吹捧我,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有恶意)。我害怕了,阻止了序言的发表。并非我对这些伟大的俄国人有什么反感,相反,我敬仰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后来一直都能想起这篇文字给我带来的奇异的焦虑感:被放置到一个并非属于我的环境中,我就感到像是被流放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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