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 第一讲

战前某个时候，我准备为《夏尔·贝玑手册》写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仿效罗曼·罗兰精彩的专题论著《贝多芬传》和《米开朗琪罗传》。战争来临了，我不得不把有关这个专题的心得笔记搁置一边。很长时间，我关心和注视其他事情去了，几乎抛弃了原来的计划，直到最近，为庆祝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雅克·科波要求我在老鸽舍剧院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言，我这才把一札手记找了出来。隔了这么长时间重新读起来，似乎觉得记录下来的思想值得我们牢记。但叙述起来，按传记所要求的时间顺序恐怕不是最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本重要的书中把这些思想像粗辫子似的编织在一起，经常为剪不断理还乱而苦恼，但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我们却重新找得到。正是这些贯穿始终的思想对我具有重要性，况且我把它们看作我自己的思想。假若我一本接一本叙述，那就难免重叠啰唆，最好采取别的办法；假若我按图索骥，就得千方百计把这些思想从一本本书中抽出来，自己先弄懂，而后旋即向你们叙述，尽可能把显而易见的含混弄清楚。心理学家的思想，社会学家的思想，道德学家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兼而有之，但他首先是个小说家。正是这些思想将作为我们谈论的话题。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里，思想从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总是通过种种人物来表达，从而恰好证实其混杂性和相对性。再者，由于我本人也想避免抽象而尽可能使陀氏的思想鲜明突出，所以我打算向你们先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讲他一生中几个揭示其个性的事件，便可一睹他的风貌。

我战前所准备的陀氏传记，本打算在前面加个导言，想先探讨一下通常人们对伟人的看法。为了阐明观点，本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卢梭比较一番，这种比较不会是任意的，因为他们俩的生性确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卢梭的《忏悔录》必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过特殊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卢梭从小就受到普鲁塔克的毒害。卢梭受其影响，以为伟人都有点夸多斗靡，爱出风头。于是他在自己面前树起了虚构的英雄塑像，并一生为之仿效。他努力做到表里如一。我同意说他给自己创造的形象是真诚的，但他考虑到他的形态，这是傲慢使然也。拉布吕耶尔说得妙：

“虚假的伟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于心虚，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抛头露面，只在必须使人肃然时才露一下尊容，但绝不露其真相，我想说，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

如果说我引这段话并非暗指卢梭，那我读到下面一段话时则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实的伟大是不拘形式的，和善亲切的，平易通俗的，让人摸得着搬得动，不怕别人近瞧细看，叫人越熟悉越喜爱。对下属躬身布恩，而后自然而然恢复原状，有时则任其自流，不修边幅，不在乎自己的优点长处，但随时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摆架子，从不演戏似的装腔作势。他向来不把自己看作超人；没有比他更合乎谦恭的人情了。我甚至认为没有一个骄傲的人能够理解他。

“谦恭”这个词在他的《书信集》乃至作品中不断出现：

他为什么会拒绝我？更何况我并没强求，而是谦恭地请求。（见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

我不强求，只谦恭地要求。（见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信）

我提出了最谦恭的要求。（见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信）

“我常常对他身上的某种谦恭感到惊异，”《少年》的主人公谈起父亲时说道，他力图弄明白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以及他们爱情的性质，他记得父亲的一句话：“她出于谦恭嫁给了我。”（《少年》第三页）

最近我读昂里·波尔多的一篇答记者问，对其中一句话颇为惊愕，他说：“首先应当努力认识自己。”这篇访问记简直莫名其妙。诚然，寻找自我的文学家会冒很大的风险。他冒找到自己的风险，从此只写得出冷冰冰的作品，坚定不移地符合他自己。他模仿他自己。他之所以熟悉自己的轮廓自己的界限，是因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他不再害怕不真诚，但害怕前后不一致。而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意识总是半清醒半糊涂的。这样的艺术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谁，只通过其作品运用其作品完成其作品才认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寻找过自己，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书中的每个人物，所以在每个人物身上找得到他。我们一会儿将发现，他以自己名义说话时是非常笨嘴拙舌的；与此相反，当他的思想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时，就娓娓动听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书中人物时才自得其所。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这种忘我的投入各种不同的人物，首先起到了保护他自相矛盾的效果。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前后不一了，用尼采的话来说，这叫前后“对立”。倘若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一定试图按部就班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其精华也就失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事件，不管怎样悲剧性的，依然是表面的事件。使他震撼的激情似乎深深使他心慌意乱，但更深处还有一个区域，是事件乃至激情触及不到的。关于这一点，有一小段话将给我们启示，如果把另一篇文字与之比较的话。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

“对生活没有一个人不抱某种目的，没有一个人不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一旦目的和希望消失了，焦虑常常把人变成鬼……”

其时，他好像对这种目的心中还不甚了了，因为旋即添加道：

“我们大家的目的，是自由，是走出牢房。”（《死屋手记》第三〇三页）

此话写于一八六一年，是他当时对目的之含义所做的理解。诚然，他身陷囹圄，痛苦难熬，在西伯利亚坐牢四年，苦役六年，吃尽苦头。然而一旦重获自由，他便意识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跟从监狱释放不相干。一八七七年他写下的妙语，我很乐意拿来与刚才引述的话相比较：

“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书信集》第四四九页）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有一个高超而隐秘的生活依据，常常对我们本人也是隐秘的，截然不同于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其生活所规定的外表目的。

让我们首先想像一下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他的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八四一年描绘他二十岁时的面貌，是这样写的：

“脸庞圆圆的，饱满的，鼻子有点翘起，头发淡褐色，剪成短式。一个大前额，在稀疏的眉毛下，小小的灰眼睛陷得很深。面颊苍白，遍布雀斑。肤色呈病态，几乎土灰的，嘴唇高高隆着。”

不时听说他是在西伯利亚得的癫痫病，其实在判刑前已经病了，在那边无非病得更厉害罢了。“肤色呈病态”，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体一直不健康。然而是他，病病歪歪的，弱不禁风的，被派去服兵役，而他健壮如牛的兄弟反倒免除兵役。

一八四一年，二十岁上，他当了士官，准备通过考试于一八四三年获得上等军官的官衔。我们知道他的薪水是三千卢布。尽管他在父亲死后得到了遗产，但他过着十分放任的生活，再说他得负担弟弟，所以他不断背债。钱的问题反复出现在书信集的每一页上，比巴尔扎克遇到的问题还急迫得多，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到晚年。只在最后的岁月，他才真正走出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初挥霍无度，时常出入剧场，音乐会，芭蕾舞厅，生活无忧无虑。他会贸然租下一个套房，仅仅因为房东样子叫他喜欢。用人偷他，而他觉得好玩，听之任之。根据运气好坏，他的脾气会突然变化，反复无常。由于他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和好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起居住，对他说：“学一学里埃森康普夫那种日耳曼人有条有理的好榜样。”里埃森康普夫比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年长几岁，是医生。一八四三年，他来到彼得堡定居。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一文不名，连牛奶面包都赊账。我们从里埃森康普夫的一封信中读到：“费奥多尔属于这么一类人，生活上跟他们很好相处，但他们总处在贫困之中。”就这样他们搬到一起居住，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伙伴。里埃森康普夫让病人在候诊室等候，他却去接待他们。每当他觉得某个病人可怜，便用里埃森康普夫的钱救助，抑或他有钱时用自己的钱救助。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莫斯科寄来一千卢布，钱马上用来还债，然后当天晚上就把剩下的钱赌光了（听说赌台球）。翌日清晨他不得不向朋友借五个卢布。我忘记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凭一时的好感，把里埃森康普夫的病人引进自己的房间，此人偷了他最后剩下的五十卢布。里埃森康普夫和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于一八八四年三月分手，后者好像并未有多大好转。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穷人》。这本书立刻成功，轰动一时。他谈论此次成功的方式给人以启示。我们从他当时的一封信中读到：

“我完全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没来得及思考。人家给我创造了未必是好的名声，我不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久。”（《书信集》第九十四页）

我只提及最重要的事件，跳过好几部次要著作的发表。

一八四九年他随一群可疑分子一起被警察逮捕，即所谓彼得拉舍夫斯基阴谋事件。

很难说得清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究竟持何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他跟可疑分子有着频繁的交往，大概应该从中看出，强烈的求知好奇心和某种心地仁慈促使他轻率冒险，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

《书信集》和《作家日记》的许多段落向我们表明完全相反的观点，《群魔》全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控诉。不管怎么说，他确是跟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可疑分子一起被捕的。他被监禁，受到审判，听到宣告死刑。只在最后一刻才减刑，并放逐西伯利亚。这一切，你们都知道了。我想在《系列演讲》里只讲你们别处找不到的东西，但对你们当中不了解情况的人，我还要念他信中几段有关定罪和监狱生活的文字，我觉得非常能说明问题。通过他对自己焦虑的描绘，我们将发现，支撑他整个一生的乐观主义不断再现。下面是他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从要塞拘留所写的，其时他正等着审判：

“人身上储存着巨大的忍耐力和生命力，真的，我以前没想到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然后八月份，尽管病魔缠身，他仍写道：

“气馁是一种罪孽……拼命工作，CON　AMOUR，是真正的幸福。”

一八四九年九月他还写道：

“我所料想的要糟得多，现在清楚了，我身上蕴藏着大量的生命力，是难以耗尽的。”（《书信集》第一〇一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写了封短信，我不妨几乎全文照读：

“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狱卒把我们押到萨米奥诺夫斯基广场，在那儿，向我们大家宣读了死刑令，让我们吻了吻十字架，在我们头顶上方折断利剑，给我们举行最后的打扮：换上白祷衣。然后把我们三人一组绑在处决柱上。我处在第六名，他们一次叫三名，所以我是第二批，只有几分钟可活了。我突然想起了你，兄弟，以及你们全家。最后的时刻，我的思想里只有你呀！我这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你，亲爱的兄弟！我还来得及亲吻在我旁边的普莱切埃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道别。最后吹响了归营号，把绑在处决柱上的人撤了回来，向我们宣读了皇帝陛下赦免我们一死的诏书。”

我们将多次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直接或间接暗示死刑和死囚最后的时刻。对此，我不多说了，点到为止。

出发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前，人家给他半个小时跟兄弟告别。据一位朋友说，兄弟俩反倒是他最镇静，他对弟弟说：

“朋友，监狱里住的又不是野兽，都是人嘛，也许比我更好，也许比我优秀……是的，我们还会见面的，我希望如此，毫不怀疑。只是要给我写信，给我寄书，我很快写信告诉你哪些书，那边总可让人读书吧。”（《书信集》第一〇一页）

记事者插道，这是出于好心的谎言，为了安慰兄弟。

“等我一出来，就开始写作。这几个月我大大地见了世面，从今往后的岁月，我还会见多么大的世面经多么大的风雨哇！将来写作的素材多着呢！”

在西伯利亚的头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给家人写信，至少我们现有的《书信集》没有收那个时期的任何信件，奥雷斯·缪勒一八八三年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提到任何一封信，《文献资料》发表后却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公布于众，大概还有其他信件终将问世。

缪勒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四年三月二日获释出狱，但根据官方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

有关档案提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一日给兄弟、亲戚和朋友共写了十九封信，那是他服刑期满后就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的岁月。皮延斯托克先生只译出十二封信，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采纳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精彩的信，译文于一八八六年连载在《潮流》第十二和十三期上，如今已绝版，但今年二月一日《新法兰西评论》重登了。正因为《书信集》未收这封信，请允许我给你们多读几段：

“我终于可以跟你长谈了，而且觉得比较安全了。首先，让我以上帝的名义问你为什么一行字都不给我写？我简直难以置信。多少次，在监狱里，在孤寂中，我真感到绝望，心想你或许不在人世了，整夜整夜惦记着你的孩子们的命运，为不能帮助他们而诅咒自己的命运。”

这么说，他最感痛苦的，也许不是觉得被抛弃，而是觉得不能助人。

“如何向你解释我脑子里的一切呢？让你理解我的生活，让你懂得我确立的信念，让你明白我这段时间所干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凡事我不喜欢半途而废：真情实况只说一半等于什么也没说。现在至少拣主要的说吧，如你善于领会，便能懂得全貌。我欠下这篇文债，还是从头开始回忆吧。

“你一定记得我们是怎样分手的吧，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至交，你一离开我，人家就把我们三人，杜罗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带去戴上铁链。其时子夜，正是圣诞节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手脚铐住，足有十斤重，走路很不方便。然后把我们推上敞篷雪橇，每人由一名警察押着，总共四辆雪橇，遣送队长自个儿单独乘一辆，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彼得堡。

“我心里难过极了，思绪纷繁，愁情万千。我觉得自己卷进了旋涡，垂头丧气，忧伤不堪。但，新鲜的空气使我振奋起来。一如既往，每当我的生活遇到转折，强烈的印象本身使我鼓起勇气，在很短时间内我便恢复了平静。我抬起头，饶有兴趣地观看我们正穿行的彼得堡。为庆祝节日，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我向一户户人家告别。我们经过你家。克罗雷夫斯基的屋子灯火辉煌。在那儿，我忽然感到悲伤欲绝。你告诉过我那里会有圣诞树，爱米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将带孩子们去。我觉得自己在向他们告别。我多么怀念他们哪！好多年以后，每每想起他们，我仍热泪盈眶。

“我们驶向雅罗斯拉夫尔，经过三四站，拂晓时分到达舒鲁塞尔堡，在一座木屋旅舍停驻。我们扑向茶点，仿佛一星期没吃东西似的。八个月的监狱和六十俄里的路程使我们胃口大开，现在想起来还很高兴，其时我性情快活。杜罗夫絮絮叨叨，雅茨津布斯基却把未来看得漆黑一团。我们试探了遣送队长。他是个善良的老人，经验丰富，曾递送快件穿越整个欧洲。他对待我们既和善又仁慈，出乎想像。一路上对我们来说，他是弥足珍贵的。他的名字叫库斯马·普罗科里奇。他对我们宽容有加，好意给我们搞到篷盖雪橇，我们为之感动，因为寒冷越来越凛冽了。

“第二天是节日。雅姆斯切奇基人早已穿上日耳曼灰色呢绒做的阿米亚克，系着猩红腰带。村庄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寒冬日晏，天气晴朗。人家领着我们穿越属彼得堡管辖荒无人烟的地区，如诺夫戈罗德，雅罗斯拉夫尔，等等。我们经过的只是些小城镇，稀稀拉拉，无声无息，但因为过节，我们所到之处，吃喝不愁。尽管我们穿得很暖，依然觉得寒冷难熬。

“你很难想像，一动不动在雪橇里待上十小时，每天经过五六个站头，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一直冷到心窝，即便到了暖和的屋子里也难以把身子暖过来。在贝尔姆区，有一夜我们遇到零下四十度，这种经历我劝你不要试，不是好滋味儿。

“乌拉尔山脉通道发生横祸，一场大风雪把马匹和雪橇覆盖了。我们不得不下车，时值深夜，干等别人把马和车救出来。我们的周围是大雪，风暴，欧洲国界；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迷惘的未来；背后是我们整个过去。可悲呀。我哭了。

“在整个旅途中，经常全村全村的人跑来看我们，尽管我们镣铐加身，驿站硬让我们多付三倍的钱。幸亏库斯马·普罗科里奇承担近一半的支出，是他要求的。这样，我们每个人花费了十五银卢布。

“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日，我们到达托勃尔斯克。我们移交给当局后，遭到搜身，剩下的钱全给拿走了。我们三人，杜罗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被关进一间独间，斯皮埃奇纳尔及其朋友们占了另一间，可以说我们没有见面儿。

“我很想跟你详细谈谈我们在托勃尔斯克度过的十天以及至今记忆犹新的印象。但现在不是时候。我只告诉你，热忱和同情把我们饱满地包围了，以致我们备感幸福。老的流放犯，或毋宁说他们的妻子，对我们关怀备至，如同亲戚。多么出色的人群哪，二十五年的苦难竟未使她们变得尖刻！再说，我们只能瞥见她们，因为监视非常严厉。她们给我们送食物和衣服。她们劝导我们鼓励我们。我，出发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连必需的衣服都没带，一路上后悔不迭……所以我非常欢迎她们给我们筹备被子。

“最后我们离开了。

“三天后，我们到达奥姆斯克。

“早在托勃尔斯克，我便听说哪些人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少校司令是个正人君子，但克里夫绍夫要塞司令却是个少有的恶棍，他野蛮，怪僻，好斗，酗酒，总之一句话，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集于他一身。

“我们到达的当天，他便根据判决的理由称杜罗夫和我是傻瓜，立誓一旦发现我们越规便对我们处以体罚。他当要塞司令两年来，不顾众目昭彰，干出极端不公正的事情。后来又横行了两年，终于受到审判。上帝替我除掉了这个畜生！他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未见过他别的模样），向囚犯无端滋事，大打出手，借口说他‘醉疯了’。有时他夜巡，因为有人朝右侧睡，因为有人说梦话，反正凭他脑袋瓜想得出的理由，动辄毒打，想打谁就打谁。我们不得不跟这么一个人一起生活，还得不惹他发火！这家伙每个月向圣彼得打我们的小报告。

“……

“就这样我在大墙内度过了四年，出狱只是为了服苦役。劳役艰苦呀！有时没干活儿已经筋疲力尽了，天气恶劣，淋着雨泡在泥里，抑或天寒地冻，冷不堪受。一次我连续加班四个小时，水银都冻住了，零下四十多度。我的一只脚冻僵了。

“我们大家挤成堆，共住一间营房。你可想见，一栋破烂不堪的老房子，木头建筑，不能再用了，早就该拆了。夏天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冬天冷得把人冻结成冰。

“地板腐烂了，脏物遍地，足有一韦尔晓克高。小窗户布满发绿色的污垢，即使白天，看书都不大方便。到了冬天，窗户上结的冰足有一韦尔晓克厚。天花板渗水，墙壁龟裂。虽然我们挤得像桶装鲱鱼，火炉里添六块劈柴都不管用，一点儿热气都没有，将就把房间里的冰化掉而已，但炉烟叫人难受得要死。整个冬天都是这样的。

“苦役犯在自己的房间里洗衣服，因此到处是一汪汪的水，令人难以落脚。从天黑到天明，一概禁止出门，什么借口都不行，于是在房门口放个小木桶，派什么用场你猜得出，整夜臭气熏天，叫人窒息。可犯人们说：‘那有什么，既然咱们是有生命的物体，怎么能不排泄脏物哪。’

“床嘛，两块光木板而已；枕头只允许一个。盖不着脚的短大衣权充被子，整夜冻得嗦嗦抖。臭虫，虱子，蟑螂多得可以用斗量。我们的冬装无非是两件皮裹大衣，破旧不堪，根本不暖和。脚踏短筒靴，却要在西伯利亚行进，走吧！就这么行进吧！

“给我们吃的只有面包和腌酸菜汤，按规定，每人汤里有四分之一斤肉，但肉是剁成末儿的，因此我从没见过什么肉。逢年过节，我们吃精白面包，但几乎没有黄油；封斋期仅有清煮腌酸菜，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的胃弱极了，多次病倒。设想一下，没有钱哪能活得下去哟！倘若我没有钱，我会怎么样？一般的苦役犯不比我们更能忍受这种饮食制度，但他们一个个在营房内做点小生意，挣几个戈比。我嘛，习惯喝茶，有时把归我的那份肉换点钱，这才救了我。再说，很难忍受不抽烟，否则在这般氛围中会闷得喘不过气来的，但必须偷偷的，不让人看见。

“我多次进医院，癫痫病发作，次数不多倒是真的。我还患脚风湿痛，除此之外，我的健康良好。麻烦多多，还得忍受缺书之苦，几乎找不到书，偶尔搞到一本，必须偷偷阅读：伙伴们结仇越来越深，看守们专横跋扈，争吵声谩骂声叫喊声，成天喧闹不止。自个儿静一会儿，没门！这样一待就是四年，四年哪！绝不假！说我们感到难受，那是不够的！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犯规违纪，弄得我们思想贫乏，战战兢兢，我的生活你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我的心境，在这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免了吧。我通过坚定如一的沉思来逃避凄苦的现实并非无用。现在我怀有欲望，抱有希望，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但仅仅还是假设，姑置勿论。只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帮我一把吧！我需要书需要钱，给我寄些来呀，看在上帝的分上！

“奥姆斯克是座小城市，几乎没有树，夏天燥热异常，风沙交加，冬天寒风刺骨。我没见过乡村。城市肮脏不堪，充斥大兵，堕落到极点（我指的是居民）。倘若我没遇到好人，我想，我早就完了。康斯坦丁·伊沃尼奇·伊瓦诺尔对我如同手足。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我欠他钱哪。他若去彼得堡，好好谢谢他。我欠他二十五卢布。但怎么还得清这份真挚？这份随时听我差使的好意？这份关怀？这份照顾？兄弟呀，世上高贵的灵魂不少哇！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的沉默使我坐立不安，但我感谢你给我寄钱。请在下封信中（甚至通过官方寄的信中，因为我还没有把握能给你另外的地址），跟我详细谈谈你自己，爱米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孩子们，亲戚们，朋友们，咱们莫斯科的老相识，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讲讲你的生意，现在你用什么资本经营？顺利吗？盈利吗？总之，你能资助我吗？每年能帮助我多少？只在我找不到别的地址时，才通过官方函件给我寄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署名米哈伊尔·彼特罗维奇，明白吗？好在我还有点钱，苦在没有书。如果可能，给我寄今年的杂志，如《祖国年鉴》。

“最重要的是，我极其需要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法语译著）和新历史学家的书籍，几本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神职人员写的书。找最便宜排得最密的版本。马上寄来。

“……

“人们为了给我鼓气，会对我说，那是些简单的人。但，一个简单的人比一个复杂的人可怕得多得多。

“再说，无论什么地方，人都一样。我服苦役时跟强盗在一起，居然发现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很有个性的人，深沉，刚强，高尚。藏在垃圾里的黄金。有些人凭某方面的秉性便令人刮目相待，有些则各方面都是美好的，绝对如此。我教一个年轻的切尔克斯人读书，他因抢劫而入狱；我甚至教他学俄语。他对我感激涕零。另一名苦役犯与我告别时失声痛哭，我给过他钱，很少一点儿，他对我感恩不尽。然而我的脾气却变得乖戾了，我对他们喜怒无常，或冷或热，但他们敬重我的才学，对我忍之又忍，毫无怨言。苦役犯监狱里我能观察到多少不可思议的汉子啊！我把他们的生活过了一遍，自认为了解他们。

“我收集了多少冒险家和强盗的故事呀！可以写成几卷书哪。多么不平凡的凡人哪！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俄国，但对俄国人民却了如指掌，很少有人像我了解得这般清楚……我想，我在自吹自擂了，但，这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吗？

“……

“给我寄《可兰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著作，尤其他的《哲学史》。这些书关系我的前途。不过，最要紧是想办法把我转移到高加索去。问问消息灵通的人士何处可以发表我的书，要采取何种办法。好在两三年内我什么也不想发表。但在这期间，请帮助我活下去，我求你啦！身边若没有一点钱，我会在服役期间送命的！我指望着你呢！

“……

“现在我打算写小说和剧本！但我还要读许多许多书。别忘给我寄书哇！

“再次向你告别。

费·陀”

这封信石沉大海，一如其他许多信件，没有回复。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在整个或几乎整个囚禁期间没有得到家人的音信。是否应当相信这是因为他弟弟小心谨慎，害怕连累，或许由于生性冷淡？我说不清……陀氏传记作者霍夫曼夫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并加入西伯利亚军团第七步兵兵营后的第一封家信，据我们所知，写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没有收入皮延斯托克的译著中。我们不妨念几段：

“给我寄……不要寄报刊，而要寄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经济学家的著作，神职人员的著作，越古越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普林尼，弗拉维欧，普鲁塔克，狄奥多尔。全部要法语译本。还要《可兰经》和一本德语词典。当然所有这些书不必一次寄，但你尽量寄吧。再有，也要寄皮萨伦的《物理学》和一本生理学论著，哪种法语版都好，如果比俄语版好的话。所有的书都要挑最便宜的版本。不必一次寄，慢慢地，一本一本寄。你哪怕寄一点点，我也感谢你。总之，请理解我是多么需要这些精神食粮哪……”

稍晚些时候他写道：

“现在你知道我主要的营生了。

“说实话，除了服兵役营生，我无所事事，既遇不上外部事件，生活上也风平浪静，没有事端。然而，灵魂心境思想所发生的事儿，所萌生所成熟所枯萎所扬弃如莠的东西是不说的，是一页便笺说不清的。在这里，我生活孤独，一如既往，深藏不露。况且，我被看守五年，有时候孑然一身在我倒是最大的乐事。一般来说，大墙把我身上许多东西摧毁了，但也使我身上萌发了不少东西。譬如，我曾给你谈起过我的疾病，就是很像癫痫发作时的那种怪病，其实我得的不是癫痫，详情以后再谈。”

关于疾病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讲专门谈及。

再读一点同年十一月六日的书信：

“……我开始新生活快十个月了。至于其他四年，我把那些岁月当作我被活埋在棺材里的时期。多么可怕的时期！我连向你叙述的力量都没有，亲爱的朋友。那是难以描述的痛苦，无止无休的痛苦，因为每小时每分钟我的心灵都受到压抑。整整四年中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身陷囹圄。”

但他笔锋一转，旋即现出的乐观情绪占据了上风：

“夏天我忙得不可开交，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现在，有点习惯了。我的健康也有点改善了。所以，我没有丧失希望，以相当的勇气面对未来。”

这个时期的三封信件发表在《田地》一八九八年四月刊上。为什么皮延斯托克先生只收集其中第一封而放弃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书信呢？在后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及上年十月份的一封信，此信至今一直没有找到。

“在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向你发泄同样的牢骚（关于其他人的沉默），你回信中说，读了我的牢骚话心里非常难过。亲爱的米沙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见怪！想一想我形单影只，孤独得像块弃置一旁的石头，再者，我的脾性一直忧郁，怪僻，易动感情……我第一个深信我错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返回彼得堡。其时，他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结婚，娶了个苦役犯的遗孀为妻，连带个大孩子，其秉性好像不大好，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收养了他，并承担费用。陀氏有承担一切的癖好。

“他变得不多，”他的朋友米柳乌科夫说，“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胆，脸部有力的表情丝毫没有丧失。”

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发表《死屋手记》；《罪与罚》，他第一部伟大的小说迟至一八六六年才发表。

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间他积极兴办一本杂志。他有一封信讲到中间这几年，讲得娓娓动听，我禁不住要给你们念几段。我想，这是今天最后一次引用他的书信。此信写于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书信集》，皮延斯托克译，刊于《法兰西水星》）：

“……我给您讲一讲这段时间我的麻烦事。说来话长，不可能讲完，看来写信总说不清要点，有些事情无法和盘托出。所以我只限于向您概述最近一段岁月。

“您大概知道我兄弟四年前创办了一本杂志。我为杂志撰稿。开始一切顺利。我的《死屋手记》获得巨大成功，重新提高了我的文学声望。我兄弟开办出版社时借了许多债。正当债务即将还清时，一八六三年五月杂志突然遭禁，为的是一篇激烈的爱国文章。由于误解，被判为反政府法令反舆论的檄文。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负债累累，健康每况愈下。而我，其时不在他身边；我在莫斯科，守着濒死的妻子。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是的，亲爱的朋友！您给我写信，同情我惨重的损失，确实，我的兄弟我的天使米哈伊尔之死对我来说损失惨重，但您不知道命运的重压对我不止于此。另一个爱我的人，我无限依恋的人，我的妻子患肺痨，死于莫斯科。她在莫斯科定居才一年，一八六四年整个冬天我未离开过她的床头。

“……

“啊，朋友！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可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这一切，等见了面再细谈，简而言之，请记住，尽管在一起很不幸，因为她性格古怪，多愁多虑，病态地反复无常，我们却始终相爱，甚至，越是不幸，越是相依为命。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但确实如此。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善良最高尚最热心的女人。尽管在整整一年中我亲眼看着她死去所感受的痛苦，她去世时尽管我珍视并痛感有些东西已跟她一起埋葬了，我依然难以想像我的生活竟如此空虚和痛楚。有一年了，这种感觉始终如一……

“把妻子埋葬之后，我立刻奔赴彼得堡看望兄弟。他孤身一人！三个月后，他也告别人世了。他只病了一个月，好像并不严重，但病情突然复发，三天就把他带去了，有点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于是我一下子形单影只，感到害怕。实在是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两半。过去的一半带走了我为之奋斗的生活，未来的一半是未知的王国，没有人愿意替代两个亡人。按说，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依据。建立新的联系？创造新的生活？我想都不愿意想。于是我第一次感到他们对我来说是不可代替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们俩，新的爱不仅不会有，也不应该产生哪。”

这封信一直拖到四月份没有写完，上述的绝望呐喊之后两个星期，即四月十四日他接着写道：

“我心灵中，尽管力量和毅力的储备充足，却留下某种纷乱和空泛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心烦意乱，苦涩辛酸，对我来说是最不正常的心态……更何况，我只身无援！

“我失去了四十年的朋友。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很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他接着写道，“是的，过去的种种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他获得重新生活的愉悦时，什么罪行呀，判刑呀，乃至流放西伯利亚呀，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变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

他添加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但我发现，最主要的东西，我的精神生活和灵修生活根本没有涉及，甚至连个大概都未说出来。”

我想把从《罪与罚》读到的一段精彩的话与之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说他犯了罪被流放西伯利亚。在该书的最后几页，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主人公被离奇的情感侵袭，觉得生平第一次开始生活。

“过去的一切痛苦算得了什么？此刻，一切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他的服刑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在这情窦初开的时刻，好像都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好像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事情……在他的枕头底下有本《福音书》。他机械地取了出来。这本福音是索妮娅的。以前她就用这本福音向他宣读‘拿撒勒人复活’。他身陷囹圄之初，预计她会用宗教折磨他，不断跟他谈《福音书》，用这本东西来消磨他。但大出他的所料，她从未谈起此事，从未向他推荐《福音书》。是他自己在索妮娅病后不久向她索取的，她把《福音书》带给他，未说一句话。而他一直没有打开过。现在他还不打开，但一个念头闪电似的掠过他的脑海：‘她的信仰莫非此刻变成了我自己的信仰？至少她的情感，她的愿望……’

“……

“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突然某种力量抓住了他，把他抛到索妮娅的脚下。他失声痛哭，紧抱索妮娅的双膝。猛一上来，索妮娅吓得三魂冲天，脸色顿时死一般苍白。在冷不防吓了一跳之后，还一个劲儿哆嗦着望着他。但就在同一时刻，一霎之间，她一切都明白了。她的眼睛闪耀着无比幸福的光芒，她明白了，不再怀疑了：他爱她，非常爱她，这样的时刻终于来了……

“他们相互诉衷情，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他们的眼睛充满泪水。两人的脸色苍白委顿，但憔悴的面容却闪烁新生的曙光，生命的复归。爱情使他们的生命复活了，他们心心相印，深藏着为对方取之不竭的生命源泉。”（《罪与罚》第五一四至五一五页）

我引这些话无非想证明我演讲开头所说的：外部生活的重大事件，无论怎么惨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不如一件小事重要。这样的小事我们是十分需要提及的。

那是在西伯利亚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遇见一位妇女，她把《福音书》亲手给了他。再说，《福音书》在大墙内是惟一官方允许的读物。阅读和深思《福音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写的全部作品都浸透了福音主义。所以，我们每次演讲都不得不反复强调他发现的福音真谛。

我觉得观察和比较《福音书》对两个性格产生迥然不同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反应又极其相近，我指的是尼采的性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

在尼采身上，反应是直接的，深刻的，应当说妒火中烧。我认为不考虑这层情感就理解不了尼采的著作。尼采嫉妒基督，嫉妒得发疯。他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恨不得要反对《福音书》。他经常采用真福八端的形式，反其道而行之，写下了《反基督徒》和《看啊，这人》。在《看啊，这人》这部最后的著作中，基督的对手以胜利者自居，声称他的教诲取代了基督的教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应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接触《福音书》就感到有某种超拔的东西，不仅高高在他之上，而且君临全人类，是某种神圣的东西……这种谦卑，我开头已经谈到，而且还要多次提及，天然使他归顺他所承认的高超。他对基督五体投地。这种顶礼膜拜，这种克己忘我，所引起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结果，是使他的天性免于复杂化，这一点我已经谈到了。确实没有一个艺术家比陀氏更好地实践《福音书》的教导：

“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定失去，而献出生命的人（舍弃生命的人）必定真正使生命生气勃勃。”

正是这种献身和忘我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各种矛盾的情感共聚融洽，使得他身上极其丰富的种种对抗存活下来。

我们将在下次座谈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之多种特性是不是俄国人共同的特性，尽管在咱们西方人看来是最奇怪不过的，从而使我们更好地鉴别纯属陀氏个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