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两个问题,十大藩镇虎视眈眈,何以是由朱温亲手结束大唐帝国的性命,与诸多对手相比,他到底有何优势?此外,难道大唐帝国是真的丧失了一切可能了吗?

先说第一个问题,朱温之所以拔得头筹,彻底终结大唐帝国,其优势就在于——与诸藩镇相比,他丝毫不具优势。事实上,他是条件最差的,但恰恰是这最差的条件,成就了他和他的后梁。

何以这么说呢?

要知道,朱温与诸藩镇不同,诸藩镇大多不过是朝廷自己的兵马,只是日渐坐大,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终于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他们反而对李唐宗室怀有几分忌惮之心。比如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是最早将昭宗控制在手中的,尽可以挟之以令诸侯,可是由于他的官兵出身,他每逼迫昭宗一步,无形中都让自己的形象更显得不堪。到他火焚长安宫室、驱逐昭宗的时候,他的道义资源已经耗尽,近乎破罐子破摔了。此时他在诸藩镇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欺主的恶奴,再也无法获得支持。

相反,朱温原本是强盗出身,是食人狂魔黄巢手下的大将,只是因为自己的势力愈发坐大,引起了黄巢的不安,为求保身,索性投靠了唐室。

所以在诸藩镇中,朱温是不具丝毫道义资源的,仍然是一介贼寇。而贼寇干出什么坏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反倒让朱温在逼迫昭宗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更不会背上太多的恶名——他已经恶到底了,再加上这么一桩,也不过如此而已。

孔子曰:春秋责备贤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好人是要吃大亏的,而做一个坏蛋,却是占尽了天下的便宜。恶人做了恶事,是理所应当可以理解的,而好人哪怕是品德上稍有污点,都难以获得谅解。

朱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在黄巢手下干久了,沾染上了干坏事没有底线的坏毛病。他淫行公然扒灰,刑杀不分骨肉。史书上记载说,在他晚年的时候,几个儿子争宠,于是朱温就下旨命几个儿媳妇入宫,轮番让他幸御——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诸藩镇再坏到家,也是没法与他相比的。

实际上,对好人苛刻无端、对恶人无限宽容,恶化了大唐帝国末年的生存环境,导致了社会出现逆淘汰现象。对好人苛刻无端,导致了我们身边的好人越来越少;对恶人无限宽容,导致了我们身边的恶人越来越多。当恶人的数量达到足够高的比例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就以恶为价值取向,表现为越是邪恶之人,越是容易占到上风;越是善良之人,越是受到公众的嘲弄。

这个规则并不是大唐高祖李渊创立的,但是他夺得大宝之后,并没有对此稍加改良,反而以邪恶的皇家权力,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态势。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彻底转向邪恶之时,这最终的恶果,就只能落到李渊的子孙头上了。

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正无私的社会竞技法则。这个法则表面上看起来让我们吃亏,但却会加倍回报在我们后人身上。所以规则从来不是为我们自己所建,是为我们子孙后代撑开一片天空。

尽管面临着如此恶化的社会环境,但大唐帝国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无论是僖宗还是昭宗,他们都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在沙陀军事将领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诸藩镇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贼寇,只有李克用是从边境调入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于国内诸藩镇,沙陀人对中原文化较为生疏。实际上,李克用是从儒家的书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书本,向以仁义为核心。结果事情搞到最后,诸藩镇之中,只有李克用这个外国人还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只把书本当成哄呆子的废纸。

或许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在作祟,尽管李克用将食人狂魔黄巢剿杀殆净,又曾解救过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却对李克用心怀忌惮,不敢将自己托付给他,结果错失了最后挽救大唐的机会。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李克用百战身死之后,其子李存勖承袭家业,却仍然采用了大唐的国号。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书本感化了,他们一直在怀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够稍有眼光,选择沙陀人李克用,让他承担起替皇权护法的工作,不排除历史被重新拉回到肃宗李亨时代的可能,尽管终究无法改变帝国的毁灭,但垂死挣扎几下,这却是很刺激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所有的假设都是基于违背人性的构设上。说到底,所谓历史的规律,不过是人性的规律,人性规律如此,历史也因此被注定了唯一。

比较一下唐宗室所面对的这些敌人,李克用比诸藩镇可靠,诸藩镇比朱温可靠,朱温比皇帝身边的太监可靠。而昭宗最后的选择,却是带着太监走入了朱温的军营,他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路,正如大唐开国之初,李渊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样。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渊有多么的聪明,他们只是人性规律中的两个必然步骤,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当大唐帝国的汩汩尘风就此沉寂,我们于历史之中解读出皇权的本质逻辑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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