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正在传播,由此及彼,往复于空中。飞去,飞来,又飞去,好像在练习抛接球,就算用上计谋,也常常会落败;既想传达心意,又时常裹挟着谎言。

“说是刑警,还以为会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听说是个女的,对吧?”

“嗯,还很年轻。不过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头了吧。”

“真理子,她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呃……”

“说是原则上自愿参加,可只有我们班必须全体参加,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级吗?就因为这个吧。有什么办法呢?凉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吗……有没有问一些讨厌的问题呢?”

“讨厌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

“譬如说,跟柏木关系好不好之类的。”

“啊,那是凉子你觉得讨厌的问题嘛。”

“才不是呢。”

“怎么有气无力的?感冒了吗?”

“也许吧。”

“最近流感爆发呢。快别打电话了,量一下体温吧。挂了,保重。”

挂了电话,藤野凉子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两眼怔怔地望着电话听筒。我们班就是柏木的班级,所以要全体接受问询调查,没办法。仓田真理子说得没错,估计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学校举办面谈活动,是为了找出写举报信的人。爸爸说得很清楚。其实,这还是爸爸向校长提的建议。“所以你权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听话着呢。”

凉子也觉得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里的同学,可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心思将“他”找出来吗?柏木是自杀的,这一点并无疑问。那么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将他从屋顶上推下去的证言,又有什么可信度呢?这就像玩猜拳,看到别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举报信应该另有目的,不管是谁写的,肯定是想捅出乱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别为此把学校搅成一锅粥,别多管闲事了。这是凉子的心愿,可她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仍在对“为何要寄举报信给自己”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电话打来时,野田健一正在一个人吃晚饭。晚饭是在附近的外卖便当屋买的鲑鱼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个初中男生独自一人对着打开的电视机,靠现成的便当和速溶味噌汤应付晚饭,这在别人眼里或许很凄凉,而对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轻松。

从前天起,母亲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腰痛。她说自己疼得站不起身,医生怀疑她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决定让她住院检查。

父亲总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门上学时才能见到他,并向他索要餐费。从父亲的表情来看,母亲入院后,他反倒放了心。父子两人,嘴上总是沉默着,心里的想法倒是一样的。

自从提出要去北轻井泽开客栈,健一就一直提防着父亲。他就像个多疑的刑警,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提防,父亲说不定真会下定决心:健一,关于上次说起的开客栈的事情,爸爸还是觉得应该放手一搏。放春假时,我们就搬过去吧。

关于这件事,父亲曾和健一商量,听取意见。健一表示过强烈反对。或许对父亲而言,健一的反对意见只需用一句“还是觉得”就能挡过去吧。

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对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工作牢骚满腹又死抱着公司不放?妈妈总是说爸爸的坏话,可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你们这对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而健一对父母的极度不信任,已经渗透进实际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真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默默吃饭的健一,心里这么想。

真想一个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摆布,由自己来决定怎么生活,该有多好啊。

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健一立刻像做错了数学题一般,抹去了这个“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导出的这个“解”,是与跟着父母去北轻井泽一样的毁灭性错误。

健一可不是没有头脑的孩子。一个初二学生离家出走后会怎么样?外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自己?短暂的轻松自在无疑是以今后漫长人生的毁灭为代价的。简直傻到极点。

尽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可当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向坂行夫的声音时,依然条件反射地问:“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家出走啊?”

行夫似乎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地愣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说什么呢?冷不防地。”

“嗯,正好想到。”

“跟老爸吵架了吧?对了,你妈身体怎样了?”

行夫知道健一的母亲住院了。

“在接受检查。精神着呢。”

“好好的怎么会住院呢?小健,你没事吧?”

“有事”的是我们家爸妈。健一内心嘟囔道。

“你要是想离家出走,就来我家好了。”行夫兴奋地说,“住到我家来就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学。你来了,小昌也会很高兴的。”

这就是父亲提出要去北轻井泽时,健一想到的方案。现在,同样内容的提议从行夫嘴里说了出来。

健一感到一种久违的喜悦。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温暖,我竟然忘了个精光。

“那怎么行呢?”健一微笑着说,“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没事儿,我们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妈也说过,野田的妈妈住院了,一个人在家很无聊,让他睡我们家好了,顺便还能辅导小昌的功课。”行夫很高兴地说着。

健一很想继续这个话题,谈点具体的安排。但这毕竟只是他的心愿,他心里很清楚,父母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母亲甚至不想让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会当面斥责: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成绩一塌糊涂,你就没有更像样的朋友了吗?开什么玩笑?凭什么你要去受他的照顾呢?

父亲则会这么说:一个好端端家庭的孩子,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去麻烦别人家呢?

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有缘故。我们家本就不是什么“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驳,父亲会气得翻白眼,大声怒吼:你胡说什么!

啊,烦死人了!为了从父母身边溜走,才会胡思乱想。可每每想到一个办法,又总要考虑父母会不会答应。

不能让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尽量不让他们有所期待。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则。我不想和父母发生冲突,所以什么也做不了。我真没用。

真想一个人待着。突然,这股渴望化作一阵哽咽涌了上来,健一紧紧地握住听筒。

“什么事?”

“啊?”

“打电话来?”健一调整好气息,不让行夫听出嗓音的变化。“没什么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问话了吗?”

“被叫去?叫到哪里去?”

“哎?不就是那个嘛。柏木的那个,面谈嘛。”

“我以为什么呢,就为这个?”

上星期一,森内老师突然说,关于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组织单独面谈。

“对象是二年级全体同学。想不想参与,原则上是自由的,但我们班要全部参加。柏木毕竟是我们班的同学,大家或许还有一些无法排解的心理障碍,希望大家一吐为快。”

当时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什么?不过这么一来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着这一情况了。

“与大家面谈的并不是任课老师。如果是我们这些老师,大家难免会有些难以启齿的地方。这次会由心理辅导老师、保健老师尾崎和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刑警来倾听大家的诉说。如果你们的父母也想参加面谈,可以一起来。”

听说有警察参加,同学中立刻发出一阵与刚才不太相同的喧闹。为什么会有警察参加呢?马上有人提问了。森内老师笑着答道:“大家别怕。警察只会在场旁听。城东警察署少年课正在考虑,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重演。他们想听听初中生的真实意见。所以,如果你们对学校有意见,不妨直说,明白吗?”

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森内加了一句:“如果对我有意见,也可以借机稍稍控诉一下。”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健一心想:其实你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吧?

准备工作似乎非常费事,直到这个星期一面谈才正式开始。面谈的顺序按学号,女生从前往后,男生从后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坂行夫前面。

“小健,他们都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啊?”

“呃,什么问题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和健一的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子,规矩地穿着西装。健一原本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心理医生应该身穿白大褂,因此见到西装笔挺的心理辅导老师时,他还吃了一惊。面谈开始时,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临床心理医生。一旁那位城东警察署的刑警,出事那天见到过。短而整齐的头发,浓浓的眉毛,给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导面谈进程的是尾崎老师。她说,谈话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状态。看到尾崎老师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健一率先说出的竟是——妈妈又住院了。毕竟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倾吐的:老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想从父母身边离开,一个人生活。老师,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着初次见面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女刑警的面,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晚上睡得好吗?会隐约感到不安吗?独处的时候会害怕吗?柏木去世后,想起过他吗?早晨起来觉得头痛吗?肚子痛不痛?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想法呢?

健一觉得,在面谈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似乎要比对其他同学更细致。这当然是因为健一是柏木卓也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说来,他确实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于柏木的事,有谁跟你说过些什么,或者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吗?

用意不明。反问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又说“没什么”。

因为此事见了报,你又是第一发现人,就想问一问,有没有人来采访过你?

健一回答说“没有”。心理辅导老师记了笔记,尾崎老师笑眯眯的,女警官则点了点头。

我觉得柏木死得很可怜。但也仅此而已。

听了健一这句话,这次是三人一起点了点头。

事实上,健一几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记了。当然,柏木的身体冻得硬邦邦的触感,雪花沾在他张开的眼睛上的情景,并没有从健一的记忆中消失。那毕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尸体呈现自己眼前。

或许正因如此,健一没心思多考虑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经安然长眠于地下。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健一无睱专注于他。对不起了。

“气氛并不紧张。”健一对着话筒说,“尾崎老师也在场,还给我倒茶喝。”

“哦……”

“用不着太当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的话。”

“成绩一塌糊涂,这不能跟他们说吧?”

“有什么不能的?顺便说说森内老师偏心眼也行。”

“你说了吗?”

“我怎么会说呢?”

“你太坏了。我也不说。”

就算是单独面谈,可谁会真的说出心里话来呢?

我只把学校当成学习如何处世的场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仅此而已。老师们用他们的尺子衡量我们,要求我们符合他们的标准。倘若真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又会被当作失败者对待。老师们只想挑选极少数人进入成功者的行列。

这种话,谁会真的说出来呢?

而且与这些相比,我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怎样才能从他们身边逃走?又有谁会告诉我答案呢?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这份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会如此不合情理?老师,请你告诉我。警官也好,心理医生也好,请你们告诉我,我要怎样做,才能获得自由?

打发完尽聊些废话的行夫,健一挂断了电话。电话听筒半冷不热的手感,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饭还剩一半,已经凉了。电视机开着,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轻薄浮夸,低级庸俗,但电视里那些人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劲地笑个不停,仿佛

在告诉健一:除了你所在的这个家,别的地方都充满欢乐,幸福美满。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离了这个世界。

从走投无路的现实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个在面谈时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念头,像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拥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后,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

我才不想死呢。离我被那两条手臂抱住还早着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获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隐忍等待。

别的出路,应该会有。

为了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就行了。

健一觉得自己仿佛在看厌了的风景中发现了新的建筑物。

这时,家里不知哪儿的一只钟响了。

为什么女生不像男生那样,从学号排在后面的开始面谈呢?如果这样的话,三宅树理很快就能轮到了。

突然安排这样的面谈,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是想从学生嘴里打听点什么吧。还设置了直接送信给校长的信箱,难道这就是校长对树理的举报信作出的反应吗?

面谈还有刑警参加,也是因为接受了树理的告发,警察才出马的吗?这也太隔靴搔痒了吧。要开展正规调查,何必单独面谈呢?把大出他们一伙人押到审讯室,像警察剧里那样接二连三地抛出问题,严加审问不就行了?

三宅树理以“作业很多”为借口,敷衍了事地吃过晚饭,缩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脸上新长的粉刺痒得厉害,她拼命克制着用手抓挠的冲动。

上星期,刚听说要举行单独面谈时,树理几乎陷人恐慌。松子姓“浅井”,按照学号的编排方法,会排到第二个。松子这人没心没肺的,谁知道面谈时,她会说些什么呢。树理叮嘱她:“我们一起去寄信的事不能对别人说。”

可她好像连树理惊慌的原因都不太理解。

“让老师们知道了不是很好吗?这样不行吗?”她竟然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寄出的,可就糟了!”

得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她才终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是个傻瓜。

树理简直想狠揍自己的脑袋。我为什么要让松子帮忙呢?唉,如果我有更机灵、更聪明的朋友就好了。

面谈结束后,树理急忙问松子有些什么问题,可她的回答仍然不着边际,尽说些“老师可好了”之类的废话。“老师问我还记得柏木吗?我就说,我觉得他挺酷的。”

“是吗?他酷在哪儿呢?”

“他不输给大出他们。还有,他经常在教室看书,看的书都是很难的那种,他肯定很聪明。”

“你跟柏木说过话吗?”

“我长得这么胖,男生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不敢主动跟他说话。”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呢?不一定吧。”

松子开心地向树理汇报面谈时的对话。尽是些无聊的废话。她甚至还说,最近跟仓田真理子商量好,准备一起减肥。

“仓田人不坏。以前我以为她只跟藤野好,看来并不是这样。”

“她跟藤野是一伙的。”

“不是的,树理。再说藤野也没那么讨厌。她还陪我们去图书馆找介绍减肥方法的书呢。”

“你上当了。”

树理说,松子要是跟藤野她们搅在一起,自己就跟她绝交。松子听了十分为难。

“我跟你绝交,你就没朋友了。明白吗?谁都不会理你。”

“可是仓田……”

“你们两个胖子在一起?啊呀,真是惨不忍睹。你们两个并肩走在路上,简直要羞死人了。”

看到松子快要哭出来了,树理这才饶过她。提出绝交,确实出于树理的本意,不过她发现这样一来,最受不了的竟是自己。因为,如果真的跟松子绝交了,谁知道她会跟别人说些什么呢。

“松子,你的朋友就是我,我的朋友就是你。明白了吗?”

要搞定松子还不简单吗?对此,树理充满自信。

问题是单独面谈。老师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森内老师装模作样的表情背后,到底隐藏着如何叵测的居心?

为什么非要让我受这些煎熬呢?我不过是遭受到残暴的欺辱,羞恼难挡,才奋起反击,为了以后不再被如此伤害。

且不论她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习惯于关注自身内心的树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她那颗年轻的心中隐藏着无限的创造能量。这种想象力徘徊于妄想的边缘,在她心灵的眼睛里投射鲜明的影像。

如今,类似的影像正出现在她眼前,清晰可辨:校长和森内,还有一脸凶相的警察,他们并排坐着,等树理在他们跟前坐下,便一齐露出冷笑,开始发问。

“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吧?”

“你在撒谎。”

“你真的看到了吗?你有证据吗?”

树理眨了眨眼睛,眼前的影像随之发生变化。这次校长、森内和刑警们一齐拍着树理的肩膀,赞不绝口。

“你能站出来举报他们,真勇敢。”

“这样的话,柏木就能瞑目了。”

“三宅,你真了不起。”

“感谢你协助警方调查。警视总监会为你发奖状。”

笨蛋,笨蛋,笨蛋!无论哪一种,都不会变成现实。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我才不公开出面举报。我只要悄悄在暗中操纵着,让老师们忙个团团转就行了。

我必须顺利通过面谈的考验。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不就行了?可是怎样才能算是“一无所知的样子”?即使谁都不知道,即使连松子都一知半解,自己做的事自己总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扎下了根。

难道藤野凉子没读那封举报信吗?那个优等生在干什么?她没有马上跟她父亲商量吗?没有告诉学校吗?要给她打个电话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树理顿感心乱如麻,不由得坐立不安起来。给藤野打电话要问什么?问她:我寄给你的举报信,你扔掉了吗?冷静,冷静。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是吗?想想,再想想。三宅树理开动脑筋,展开想象。

譬如说,呃……譬如说,我收到了奇怪的信件,想跟她商量一下,如何?我收到了举报信,信中说柏木是被人杀死的。藤野的父亲是警察吧?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想问一下。

可以啊,这样说不就行了吗?如果她要我把信拿给她看,又该怎么办呢?复印用的底稿还留着,但那不能直接拿给她看,说不定会被她看出破绽来。因为害怕,我看过后就撕掉了,可总是放心不下,便想到来找藤野商量。嗯,这样讲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年轻和幼稚都会造成同样的弱点:缺乏耐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想马上看到结果。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等待,这样的教训往往得活到中年才能体会。而意识到这一教训实为真知灼见,往往要耗费剩下的全部人生。

三宅树理同样急不可待。尽管她自我感觉已经深思熟虑,事实上还是相当肤浅幼稚的。

树理走到自己房间的电话旁。这是一台子机,按下通话按钮后,放在起居室的母机会亮起指示灯,父母会知道她在打电话。如果通话时间长,母亲肯定会过来看。到时候就必须装出一副为烦恼所困,在找朋友商量的模样。如果此事传到藤野父亲的耳朵里,自己的父母估计也会有所反应。因为,如果树理要求那个令人讨厌的优等生不要将此事泄露给他人,她肯定不会答应。她这个人,什么都要向老师和父母汇报!因此必须做好被父母发觉的思想准备。

“树理,那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上周五。”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心。”

如果再掉一两滴眼泪,父母就会更加深信不疑。那么,然后……然后呢?

再往后又该怎么办?树理一边自冋自答,一边从抽屉里取出班级紧急联络通讯录的打印件,上面就写着藤野凉子家的电话。树理此时满脑子都想着给凉子打电话,没有考虑其他事情的余地。她只想早点跟凉子沟通,早点让自己轻松起来。

树理十分紧张,甚至听得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她的手指在发抖。心一慌,她拨错了号码,只得重拨一遍。

这次总算拨通了。听筒里传来等待的铃声:嘟——嘟——

咔嚓。

“喂,这里是藤野家。”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既紧张又兴奋的树理,一心以为肯定会由凉子来接电话,现在听到陌生的声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喂,这里是藤野家呀!”

估计是个小学生。藤野凉子有妹妹吗?树理将听筒紧贴耳朵,吸了一口气,刚想开口——

“这里是藤野家,请问您是谁?”

这小丫头真讨厌!

这时,树理飞速旋转着的脑筋里冒出一连串疑问。举报信寄给你三宅树理?为什么?你又不是老师,家里又没人当警察,再说你原本和柏木卓也并不亲近,为什么会寄给你?这不奇怪吗?

面对这样的质问,她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解释呢?

树理跟柏木连话都没说过。她对柏木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走近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追溯所有人知晓的事实,便无法捏造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这与举报信内的虚构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树理用力扣上听筒,挂断电话。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我并不笨,却差一点犯下无可挽回的失误。这到底是怎么问事?好险啊,真是千钧一发!树理做了好几次深呼吸,用双手摩擦着自己的身体,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脸上露出冷笑。

现实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树理撒下的弥天大谎仍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此刻的树理根本想不到这一层。

“什么事?是打错的电话吗?”刚洗完澡的凉子,身上披着毛巾问妹妹。

瞳子手里还握着电话听筒,撅起小嘴说道:“挂掉了。”

“说什么怪话了吗?”

“什么是怪话?”

“就是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是莫名其妙的话呢?”

凉子从瞳子手中拿过听筒,搁回电话机。“不是答应过爸爸妈妈吗?瞳子不能随便接电话。”

“姐姐怎么可以接电话呢?”

“翔子也不能接。我是中学生了,所以能接。”

“我刚才就在电话旁边嘛。”

“那就去叫妈妈接。”

凉子一直很小心,尽量不让妹妹们接电话。理由有两条。首先,家里的电话常会有父亲工作相关的重要联络,让翔子或瞳子接到可能会误事。其次,这世上闲人太多,时常会打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以前有一阵子就不断有骚扰电话打进来。凉子不想让年幼的妹妹们接听这种电话。她是个十分爱护妹妹的大姐姐。

“真的是马上就挂断的吗?”

“是啊。可是有‘哈——哈——哈——’的声音。”

“哈——哈?”凉子一下子皱起了眉头,看来果然是骚扰电话,“觉得不舒服吗?”

瞳子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瞳子吗?”

“嗯,你没事就好。你也快去洗澡吧。”说完,凉子很快遗忘了电话的事。

未能送达的讯息掉落在黑夜的一角,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寒风中,声音不再往复回响。

太阳升起,太阳落山,一天很快过去。在事先设定好的开关无声无息地打开之前,时间平静地流逝。今天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便能够安然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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