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壮年

仁宗嘉佑七年至神宗元封二年

(西元1062年至1079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煜,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一○六一),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子由于是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郑州地方,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扰自念庭怖,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后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侧。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韵用得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东坡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这首诗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之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三十一种。

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须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

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

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劝。苏夫人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她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须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题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教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

十九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怀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它的祭文至少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普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的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

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他少年得意,颇把他看做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是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龈龋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机会来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忤。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慥,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慥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慥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慥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慥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慥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慥对付苏东坡。也许陈慥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慥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慥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惇,章惇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惇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惇,但是章惇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惇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惇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惇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六四)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茔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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