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静所说的这些,给了我们更多凶手的信息。我继续琢磨着她的话,似乎找不出什么破绽,凶手很有可能就如她所说的。

我们继续在房间里观察着,按照杨静静分析的现场,模拟整个过程。我走近地上有血迹的卧室门口,卧室在一条过道的顶端,我左转正对着卧室门,有了一个新的答案,凶手不是在门外,而是在卧室里等着受害者进来然后挥打棍子的,因为卧室门外,我的右手边紧靠着墙,根本没有空间挥起棍子。

一切都如她说,似乎换了别种可能都是不成立的。我抬眼看了下杨静静,她正在低头整理着资料。说实话当时我突然就对她刮目相看了,必要的时候,理论知识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些玩意儿,任凭经验再丰富的刑警,靠自己去推理,是永远也推不出来的。

我回忆着在冯天天家时,是否也符合这个结果,但是想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法医解剖和现场环境放在一起考虑,有个不起眼又很简单的破绽露了出来。更要命的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和这个房间有着相同格局的冯天天的家,也该证明凶手是在卧室里袭击她的?

周炳国看我在卧室门口不停地比画,感到好奇,走了过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何久安还好解释,凶手先进来躲在卧室里,但冯天天呢?她是晚上两点遇害的,从卧室出门遭到袭击才合理,否则就说不通了,凶手难道是一直躲在卧室里不动,等她半夜起夜回来才下手?或者趁着冯天天去厕所,然后躲进卧室?”我问道,这话的意思是在反对杨静静的推理。

“你说得没错。”周炳国看着我。

“是吧,我就说有问题。”听见周炳国也支持我的看法,我心里更有底了。

“不是,我没说你,我是说法医说得没错。”

“什么?难道说凶手躲在冯天天的卧室里,等着她起夜回来?”

“冯天天不是半夜两点遭袭的?凶手在她出去跑步时,就潜入了她家,等她一回来洗完澡回卧室的时候就遭袭了,那时候应该是在晚上11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儿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儿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点儿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儿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着,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儿。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是个话不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会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的,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着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两下通了。

“赶紧到刑警队来一下。”我劈头盖脸地说。

“什么?”

“赶紧来一下,有急事!”我的语速飞快,趁着她还没有辨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来,出门走向档案室,心想,她一定得出来。离档案室还有三四米,她果然上当了,似乎脚步还挺焦急,我迎了上去。

“我来找当年案子的档案。”我说。

她转脸看看我:“哦,是马路啊。”她认出我来了,“现在要?”

“嗯,挺急的,怎么,你要出门?”

她面露难色,犹豫着该先做什么。

“什么事儿?”

“刚刚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趟楼下。”

“没事儿,你去吧,”我大度地说,“我在这儿等你。”她仍然在犹豫。

“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着。”

她想了一会儿,作了决定:“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我马上回来。”

这铁架子上的档案一摞一摞,横杠上贴着编号,这些编号以数字开头,1997、1996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归档的。只得从中间开始,随便取出一本,上面登记的是2002年的一起盗窃案,然后我走到左边再拿出一本,是2003年的案子,我估摸着是按照常规,以年代来编码的。

调查刑警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应该是在最外面。我不得不返回来,一本本翻看最新的档案袋。查了一遍,居然没有。我有点儿纳闷,突然意识到一个浅显的问题,刑警队自查的档案会不会不留在档案室里?这是个方向性错误。

没准儿他们什么也没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所有的笔录都还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但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病急乱投医,我有些丧气,心里想着很有可能是一阵白忙。我走回门口,转头又看见窗户旁还有个小铁架。

小铁架上也放着一堆文件。信封比架子上的那些要小,我看看门外,然后走了过去。迅速地取出一件,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内参两个字,我一阵欣喜,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要找的文件,全放在这儿呢。内部自查的档案,一定也在里面。我按照档案上的标题往下翻着,看到一个标题为“刑警队成员情况汇总”的纸袋。打开看了几页,是了,就是这玩意儿,我拿出手机,然后一页页往下找闫磊的名字。

时间差不多了,做坏事的时候,心总是跳得很快,那个小姑娘发现电话的诡计,很快就会回来,我面对着大门,眼睛一边看着手里的资料,一边紧盯大门,耳朵还竖得直直的。翻到最后一页,也没发现闫磊的资料,我正琢磨着,这闫磊的怎么就没有呢,突然背后有人重重拍了我一下。

“你在干吗?”身后传来一个粗壮的男声。

我回过头看,一个中等个儿平头站在身后,皱眉看着我,脸熟,但我叫不出名字,好像是治安大队的。档案架高,且堆得密密麻麻,刚刚翻看查找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更深处还有一个正在查资料的人。

“我来找点儿东西。”我脸上堆起了笑,“吓人一跳,还当谁呢!”

他依然看我,似乎在等我说下去。“还不是那起案子,忙到现在,没个头绪,闫磊让我来把当年的资料调出来。”

“那应该是在最里面。”

“哦,是吗,难怪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正说着话呢,那个姑娘气呼呼地回到了档案室。

我正好借此脱身,朝着门口走去:“回来了,帮我翻点儿资料。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姑娘气儿还没消:“别提了,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们说错了,根本没人让我下去。”

“是啊?”我假装吃惊,“没准儿弄错了,也没准儿有男的暗恋你。”我边说边笑,这笑话很冷,他俩都无动于衷。

“什么事儿?”那个中年男人还在,我只得把闫磊让我来找资料的谎言再重复一遍。

“哦,等着。”姑娘没有深究,嘴里却在嘟囔着。她转身走了进去,消失在高高的档案架后面。中年男人也没有怀疑,冲着我笑笑,然后出了门。

姑娘的脸一直侧对着我,虽说不是故意监视,但我要是还想拿那内参估计挺玄。我得另外想个法子。

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走了出来,放在我的面前:“刚刚下去的时候他也不说。”

“啊?”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刚刚下去的时候碰着闫磊了,把我训了一顿,也没说要调档案的事儿。”

“没准儿他忙!”我伸手去接信封,打开来翻了几页。是了,就是当年警察调查的所有的资料,但是不全。“这是全部?”我问道。

“当然不是,这只是类似的目录,这案子上下都很重视,当年挺轰动,所以特地找人整理了文档,因为资料太多,所以还弄个索引之类的玩意儿,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要想具体了解细节,你看你要哪部分,我再进去拿,不过我也不是很熟,那时候我还没来。”

姑娘嘟嘟囔囔地解释着,我继续看着手上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不是重点。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姑娘又问,“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能破案?”

“不知道,现在还没什么头绪,”我实话实说,仍然低头假装在看资料,然后加了一句,“你怎么想?”

“什么我怎么想?”她好奇地看着我。

“对于这案子。”

“我能怎么想,我又不查案。”姑娘笑笑。

“我是说,关于局里在查刑警队的事儿,你怎么想?”我没绕圈子,直奔主题。

“有这事儿?”姑娘惊得不轻,这消息还没传到她这儿来。

“你不知道啊?”我欲擒故纵地反问过去,把她的胃口彻底吊起来了。

“我真不知道,”她显得有点儿担心,“怎么个意思,怀疑是刑警队里的人干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刑警队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接下去肯定得把范围拉得更大,系统内部的。”我加重了语气。

“这么说,怀疑是自己人干的?不会吧?”姑娘嘴张得可以塞得进一个鸡蛋。

“万事皆有可能。”我心里觉得她的反应有点儿好笑,不过也很正常,起初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愣了好一会儿。

“谁?那多可怕,没准儿我和他还天天一起上下班?”

“没准儿还一起吃过饭。”我越说越玄乎,她已经被我蒙得差不多了,“你有怀疑人选没?”

“这事可不能瞎说。”姑娘还算冷静,压低着嗓子回答道。

“那也是,都是同事,就算不认识,但都是穿警服的,这也让人不舒服,照我看应该弄个匿名的举报电话。”

“弄这招也不妥,谁知道会传些什么东西,谁知道匿名电话里会瞎说些什么。”

我笑笑,决定更直接一点儿:“你觉得闫磊怎么样?”

“谁?”姑娘仰着脖子,差点儿没叫出来。

“闫磊。”

她紧皱眉头,盯着我仿佛是要确认我没在开玩笑,刚要说话,突然把视线停在我身后,我顿觉寒意乍起,回过头看,果然,闫磊正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心想要命,也不知道闫磊在身后待了多久,听到多少。闫磊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那姑娘看到闫磊有点儿怕,站起身来:“东西已经给马路了。”

我心里一惊。闫磊脸部的肌肉微微颤抖了一下,我在迅速找措辞,以应对闫磊的问答。

不料闫磊什么都没有说,只“嗯”了一声,从我的手上拿过牛皮信纸,翻开看了看,表情严肃。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过了一会儿,闫磊抬起头来,像是刚刚反应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吃不准他的路子,心里迅速地算计了一阵子,也想不出来他这样做的动机,但又不好问什么,只能赶紧出门。

回到刑警队,房间里很冷清。大部分人都在街上,周炳国坐在角落里抽烟,我走过去说了这事儿。周炳国抬头看我,仿佛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已经知道你在查他了?”

“不知道,反正没拆穿。”

“小心点儿好。”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

这口气让我觉得周炳国坐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和闫磊正面交锋的是我,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皱了皱眉头,周炳国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快。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又说话了:“我想还是把那几个成人用品的小老板叫过来,给他们做一次催眠。”

又过去了一天,到了倒数第三天。

闫磊把那几个卖成人用品的商人,全部叫到了局里,由周炳国牵头,做了一次催眠式的回忆。对于是否能够成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催眠对于个体的要求很不相同,有些人有效,有些人则无动于衷。

周炳国选择了单个催眠,虽说费时费力,但是效果远比小组催眠来得好。五个人被挨个安排进了市局刚刚布置起来的小房间里。

催眠用的房间,比较简单。周炳国坐在小房间里的椅子上,我则趴在房间的窗户外看热闹。

前三个都以失败告终,周炳国满头大汗地用了很多法子,音乐、语言,还有电影里常放的那种钟摆,都没起到什么效果。有个糙汉,还在那儿假寐,没两分钟就被周炳国识破了。那糙汉估计也没见过催眠,猎奇心理导致他居然还想多待一会儿,看看有啥新奇的事儿在自己身上发生,最后一脸不屑地走出门,临了还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狗屁玩意儿,一点儿不准。”

但到了第四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致再趴在那儿往下看,两个糙老爷们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听轻音乐有什么好看的。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窗户外依然能隐约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哗哗声,周炳国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什么,那个男人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我开始还以为又失败了,仔细再一看,他眼睛还闭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催眠?

周炳国抬头看着他,嘴里在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口很渴?”那男人没有说话,可连续地在往下咽唾沫,喉结一直嚅动着,仿佛真的很渴。又紧接着,我不知道周炳国说了些什么,那男人闭着眼睛乖乖地举起了上臂,时上时下,我想周炳国可能正在测试他是否真的进入催眠状态。

后来证明我的这个猜想还是准确的,那个男人身体前倾四十五度,像MJ跳机械舞似的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姿态,我吓了一跳,浑身鸡皮疙瘩也起来了。没想到这玩意儿真是玄得很,还能控制人的生理机能。

这是五个男人中唯一进入状态的测试者,四十多岁,叫赵长顺,在周炳国的引导下,对其潜意识里的记忆作了一次梳理:

90年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城J市,天空是胶片电影里的那种颜色,昏黄、暧昧,毫不刺眼。在赵长顺的描述当中,这种感觉就像描述一部旧时的老电影。高耸的烟囱无时无刻不在冒着黑烟,底下的少年一脸煤灰,绕着烟囱玩耍。

一到夏季,空气里就充满了欲望的气息,满大街的大腿、胳膊混杂着男人汗味,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肌肉晃动,总是让店里的生意陡然上升。

这是月头的周一或者周二,赵长顺照惯例批货进店,计生用品和各类情趣物,到了下午六点多钟,已经销售过半。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在销售高峰来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大部分存货意味着今天又是一个收成日。

对于赵长顺的店来说,真正的黄金期是在晚上九点之后。他店的周围有一排小发廊,九点之后就会充斥着各色男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开这样的店,想生意不好都难。

赵长顺早早就吃饭了,买了半只白斩鸡和四瓶啤酒,晚上有场球赛,他边喝啤酒边吃鸡,也没有让钱包闲着,绿花花的钞票不断地涌进来,人生最大的快事莫过于此了。

七点多钟的时候,有个男人走了进来,周炳国暗示赵长顺这个男人叫老A。这个代号老A的男人三十岁不到,低着头走进来什么也没说,而是绕着货架转圈。赵长顺这生意时间做得长,多数人进来之后都低着头直奔主题,交钱取货,然后匆匆离去。

这个男人还有这个心思慢慢挑选,估计是个老油子,有些特殊需求。赵长顺没有理他,兀自喝着啤酒,进入了准备看球的状态。第一天如此的平淡无奇,那个男人在充气娃娃的货架前看了几眼,然后就走了。这是个憋坏了的男人,赵长顺没把这当回事,男女这事说开了就变得很正常,没点儿需求,谁往成人用品商店跑?

到了第二个礼拜,又是一周头上,仍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老A又来了,因为是第二次来,所以这次赵长顺对他印象还是有的,记得这是个中等个的男人,脸方方的,剃了个板寸头,在货架前摸了十分钟,赵长顺还是没有理他。这生意忽悠起来不合适,找不到好的措辞,两个大老爷们儿探讨充气娃娃有点儿不伦不类,与其如此,不如由着他自己慢慢挑。老A看了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没买就走了。

这回赵长顺就有点儿恼火了,看着老A的背影出了店门,老A骑了辆破旧的三轮车,原来是个穷鬼,赵长顺心里想,充气娃娃不是什么高档货,但对于老A这样的人来说,到隔壁发廊动次真格的,远比这玩意儿实惠得多。

所以到了第三次,赵长顺就没什么好脸子给他看了,赵长顺在边上咳嗽,老A走到哪儿,他就一直站在一米之外的地方盯着,老A前脚离开原来的位置,赵长顺就上去重新把那些他动过的货摆整齐。

其实老A并没把货弄乱,但很明显,赵长顺是想找个法子赶老A走。这生意做的不是人气儿,不是店里人越多,越能招揽顾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往往碍于面子,看见店里有陌生人在,就绕道而行的。

老A感觉到了赵长顺的潜台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这说明老A还是拎得清的。赵长顺一直送他到门口,看着他骑上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空饮料瓶……

整个催眠过程共花去两个多小时,在确信挖不出什么东西了之后,周炳国又把赵长顺唤醒过来。整个回忆过程显得细致详尽,尽管大部分对警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最后一个信息,还是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提示作用。

“三轮车上堆满了饮料瓶?”闫磊问道,“难道是饮料公司的运水工?”

“那也未必,”周炳国顿了顿,“也有可能是收破烂的。”

又是一条崭新的线索。闫磊带着我们重新走访了一回当年发现尸体的窨井。时过境迁,出了那档子事儿之后,窨井早就被埋了。吴老二的棺材也被挖出来换了地方。我们在事发地点的小区附近走了一圈,然后直奔目的地,一家中等规模的废品收购站。

周炳国把那个蹬着三轮车,车上全是饮料瓶子的男人定义成收破烂的。这个猜想很快被证实靠谱,因为那个收购站历史悠久,当年几乎包掉了所有拾荒者的销路。一来二去,是个人都会对这块地界熟悉起来。

抛尸地点偏僻隐秘,而且也算是被存封的市政废弃工程,不熟悉的人光靠自己摸,几乎很难有机遇碰巧遇到这个天然的藏尸地,这也是把凶手指定为拾荒者最重要的证据。可前期的判断呢?

这案子蹊跷得很,从最初的记者,到后来的系统内部人员,再到现在的捡破烂的,简直就是风牛马不相及。别说闫磊,就是我,也会对周炳国的判断产生怀疑。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周炳国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屡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更要命的是,似乎每一条线索都是可以走得通的。

“那怎么办?”我问道,我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一有线索就走一步看一步地深挖下去。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去见见那个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基本已经不做生意了,业务由他的儿子全权打理,也算是子承父业吧。等我们把那个老头儿找到,才意识到侦查范围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全市现有收破烂的就得有几千人,更别说往前上溯十几年了,等于是从原来的大海捞针,又被带到了另一片海域里接着捞。

“有没有结过婚的?或者这买卖做得挺顺,后来又去干别的去的?”

老头儿正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品茶,看了周炳国一眼:“别小看收破烂的,除了脏点儿,可是个俏活儿,但凡干够五年以上的,身边都能找着个女人,你说的这些到处都是。”

周炳国给出的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从这么大一堆人中锁定目标。

“一个捡破烂的,怎么可能知道冯天天和何久安?不看书,不看报的。”闫磊也提出了疑问,似乎对周炳国的信任感又降了下来。

周炳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那滴墨汁!”

“什么?”

“那滴墨汁,何久安家床上的那滴墨汁。”

我没明白周炳国这话是什么意思,隔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周炳国在何久安家的床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那个时候貌似他就已经有头绪了,只是还没有把握,所以才没说出口。我没有接他的话,而是竖着耳朵,等着他来解释。

“冯天天与何久安的死,证明了这凶手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而且不会被怀疑,所以我们才会把怀疑的对象放到记者身上,对吗?”

“没错,”闫磊点点头,“可记者现在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吗?”

周炳国接着往下说:“我还记得李舒然和我们对凶手的心理分析,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他会认为凶手有上进心,对吗?”这回闫磊没有做声,这个问题他显然回答不了。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从一个收破烂的一跃成为记者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人,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个倒是没错。“但漏掉了某点,有上进心是一码事儿,能不能实现理想是另一码事儿。”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当警察或者记者,一直没当成?”闫磊尝试着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究竟是记者,还是警察呢?”

“答案就在那滴墨汁。”周炳国说道。

“墨汁?”

“没错,你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凶手杀人的时候都出现过什么?”

我这下反应过来了:“墨汁代表笔,十年前的死者都被留下照片,照相机,他想当的是一名记者!”我差点儿尖叫出来。

“通过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证明冯天天和何久安在死前都有两小时的存活期,既没有虐待痕迹,也没有侮辱尸体的证据,现场却留下了一滴墨汁,你们认为他会在做些什么?”周炳国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想想死者的坐姿!”

我回忆着现场的情形,猛然鸡皮疙瘩竖了起来,在最近两起凶杀案中,凶手没准儿也用了照相机,而且还用了笔写过什么,加之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难道凶手是在模拟记者采访?

“没错,起码我是这样想的。”周炳国点点头。

“采访?”

“而且采访一定就会发表。”

分析到这儿,我突然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尝试着理顺整条线索的逻辑。曾经是个捡破烂的拾荒者,因为不乏上进心想当记者,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他开始杀女性,在杀人的过程中,给受害者拍照来纪念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他结婚生子,生活归于平淡,我们的到访激起了他的愤怒。难道他用“采访”的形式,要把它制作成新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一边想着,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逻辑是理得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变态有个天然的时机等着他——龙舟赛。龙舟赛开幕那天人声鼎沸,将会聚焦无数目光,难道他想在开幕那天,将这个新闻曝光?

在场所有人听完这个有点儿离奇的动机都脸色骤变,不管有多少可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判断错,他真的付诸行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闫磊怔在那里,过了良久,冒出来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闫磊说的那个人叫彭峰。今年应该也有四十出头,这个人有点儿小名气,是个摄影师,以社会民生为主要题材,作品在省里得过奖。市委宣传部在几年前举办过一个公安警风的纪实摄影大赛,邀请彭峰参加过,所以除了记者和系统内部人员,他也算是对市局组织架构比较了解的人之一。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世,说实话,彭峰的作品也就只能算是业余中比较拔尖的,但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来说,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在做摄影师之前,彭峰一直以捡破烂为生。

这个就不用我多解释了,想想都知道会有多少新闻点可以挖掘。“拾荒青年不甘生活平庸,拾破烂攒钱自学摄影技术。”类似的标题想必谁也不会陌生。在闫磊的记忆中,2003年、2004年的时候好像此人是被炒作得最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报纸,都把他作为头条刊登过,貌似还得过一个“十佳青年”荣誉。

但2006年之后好像消息就越来越少了。艺术毕竟是个吃工夫的行业,短暂的虚名,稍微炒作一下就能起来,若想要把它当饭吃,还是要有些天赋和持久的毅力的。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听说之后又弄出什么大名堂来,也没听说哪个报社、杂志社把他收了去做摄影记者。”闫磊补充道。

我没有做声,脑中兀自将心比心地去分析他会产生的心理,好不容易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了点儿小名气,正以为事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却屡屡遭挫,骤升骤降的命运安排,多少会让他有些心理失衡、仇恨社会。而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再次调查悬案的时候,会不会激起他心中压抑起来的仇恨,要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制造新闻事件呢?

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既然我想得到,周炳国就一定想得到,在没有得到最终确认之前,还是少分析,多调查,以免再出现差错,让自己下不了台。

闫磊迅速调查了彭峰的档案,这个还是相当容易的,出了废品收购站的大门,刚坐上车,公安局的电话就来了,彭峰的地址被我们找到了,而且还有一个信息令人兴奋,就在大悬案最后一名死者遇害的半年后,彭峰结婚了,又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李舒然曾经说过,凶手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生子了。可还是原来的问题,他们之间的联系点究竟在哪儿呢?排除了记者,刚把矛头指向系统内部人员,还没查出一点儿眉目来,此时突然就冒出个重大嫌疑人。这其中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倒是希望问题简单化一点儿,李舒然和大悬案完全没有关系,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想把他们撇清也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不管这其中藏有什么样的阴谋,也不管彭峰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气场充斥其中。

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矛盾的案子,现有的侦查路子并没有错,警察系统内部人员作案的猜想,也绝非空穴来风。我总觉得凶手离我们越近,身边就越危险重重,类似于化疗杀癌细胞,总让我有种玉石俱焚的预感。

我们到达彭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开门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怯生生地躲在门后看着我们一行穿着警服的人。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遇害的小女孩。她问我们找谁,小女孩轻声轻气地答了一声,然后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这就是彭峰的妻子,原来是一家小饭馆里的服务员。农村来的,毫不起眼,但也谈不上难看,年轻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些姿色的。据她所说,是爱上了彭峰的才气才嫁给他的。这其中掺杂着多少世俗的东西,谁也说不清。

我们来得不巧,彭峰半个月前就已经出去了。作为专职的摄影师,经常会毫无预兆地出去采风,我心里在想,这是不是为他作案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呢?她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诧异,似乎认为除了摄影上的事儿,警察是万不可能和自己的丈夫搭上边的。

“他说龙舟赛马上就要来了,这次要做个大作品,一举成名的机会来了。”彭峰的妻子补充道。

我们不动声色地听着。

“你丈夫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周炳国问道。

“喜欢做什么,就是摆弄他那点儿器材。”她指了指客厅的角落。彭峰的家不大,一室一厅隔出来的两室户,一间他们夫妻住,另一间留给女儿。像炮筒一样的摄影器材被整齐地码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我上前看了看、摸了摸,在业余选手当中,这些可算是精良设备了。这玩意儿耗钱,估计再贵的东西,彭峰也配置不起。但光眼前的这些,躲在角落里监视某人,当望远镜使,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周炳国突然问道。

“嗯,”彭峰的妻子丝毫没有怀疑,“我嫁过来时这房子就在了,好像是1999年的时候买下的一个二手房。”她抬起头意识到了什么,“老彭是个很勤劳的人,不会干那些犯法的事儿,这房子是他打零工、收破烂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我当初就是看中他身上的这股子劲儿才嫁给他的。”她又补充了句。

我们依然没有透露案子的信息,但心里却在想,房子是1999年买的,和最初凶手有独立住房吻合。

“我想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可以吗?”周炳国又说道。

“什么?”彭峰的妻子没有一下子明白周炳国的意思。

周炳国看了眼小女孩,她似乎明白过来点儿什么:“妮妮你先回房间。”小女孩从她妈妈的怀里下来,然后乖巧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我想问的是,”周炳国看了看她,“你和你丈夫和谐吗?”

“和谐?”

“就是性方面的。”周炳国用科学的口吻说道。

“老彭究竟干什么了?”她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好奇而又紧张地看着周炳国,“在外面欺负别的女人了?”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有一个案子可能和他有点儿关系,这是例行调查,你别多想,我们跟谁都这样问的。”

彭峰妻子的疑惑依然没有减轻:“怎么说呢,”我看出她说话开始支支吾吾,“老夫老妻了,谈不上什么和谐不和谐的。”

“那以前呢,我是说刚结婚那会儿。”

“刚结婚那会儿,”她仰着脖子想了想,“也说不上来。”彭峰妻子的眼神飘忽,时不时地落在我们身上,像是在打量,警惕心理溢于言表,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女人是在打哈哈。这也很正常,深更半夜一群警察突然而至,问东问西而无头绪,是个人都会怀疑这其中的动机。

尴尬的沉默。周炳国等着她说话,这女人似乎很沉得住气,硬生生地就跟我们在安静中干耗着。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如果今天从她嘴里什么都没捞着反而打草惊蛇,那还不如在她家门口蹲守抓人呢。

“你现在联系得到老彭吗?”

“嗯?老彭?现在联系不到啊,他采风的时候手机经常关机的。”果然,她回答道。

我和周炳国对视了一眼,然后周炳国突然把脸板了下来:“你或许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实话实说吧,老彭有可能被牵扯进了一起杀人案当中。”

“啊?”女人嘴张开吃惊地站了起来,周炳国严肃地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每次出去都不怎么跟我说的,就说是办事儿,手机也经常关机,不信你们可以打打。”

实际情况和她说的一样,彭峰的手机果真打不通。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彭峰总是以尽量减少干扰为由,过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封闭在某个地方学习,或者去了哪个山里采风。只是时不时地会打个电话回来。而且这种习惯,也就是半年前才开始养成的。原本做妻子的应该怀疑才对,丈夫打着工作的借口,消失在外,很有可能是去会情人了。

可问题是近两年彭峰的事业处于低潮期。自从早年火了一把之后,只剩下燃烧之后的灰烬和温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那点儿余温也早就冷却下来,到了现在,除了名字,几乎没几个人还能想起他的价值来。

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只能等老彭打电话回来,然后锁定位置,基本没其他办法了。闫磊和周炳国商量了一下,马上调来了技术部的人,在老彭家的电话上安了线路,闫磊带着几个侦查员蹲守,只要一通话就能立即知道彭峰现在的方位。

我和周炳国下了楼,坐回了车里,耐心等待。放松下来后,脑袋又开始疼了。我拿出闫磊给的酚咖片吃了一片儿,然后闭上眼坐在后座睡觉。药效还没来,疼痛感却愈演愈烈。周炳国很快就注意到我的不适,安慰我说:“别硬撑,吃不消就先回去休息休息。”

“没事。”在这个紧要关头,即使回去,一样也不会放松下来,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待着。

过了二十分钟,闫磊从楼道里走了出来,拉开车门钻进来,表情严肃。

“怎么了?”周炳国嗅到了其中的气息。

“你有把握吗?”闫磊问道。

“什么把握?”

“彭峰就是凶手?”闫磊看着周炳国,显然还是无法完全信任周炳国的判断,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刚刚局长打电话过来了,省里市里都给了压力下来,生怕后天前我们破不了案,交代不了。他们的意思是,即使凶手没抓到,也还是要在媒体上说说这事儿。因为现在看,瞒是肯定瞒不住了,与其让大伙惶惶恐恐地猜,以讹传讹,不如将实情发布出去。”闫磊简明扼要地说了情况。

闫磊补充道:“咱们得作好心理准备,万一彭峰不能及时归案,或者凶手另有他人,我们必须得想好怎么对外公布这个事儿。”

“找张凡双啊。”我插了一句,这本身就是她的专业。

“我也这样想,要不,要不你们先回去,”闫磊说道,“局长也是这个意思,张凡双不熟悉案情,可能需要你们协助尽快把方案拿出来,不管怎么说,龙舟赛开幕的那天,报纸上必须出现此案的消息。”

我不做声,闫磊说得挺诚恳,貌似合情合理,但我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应该多少知道我们怀疑过他了吧。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出唱的又是什么?周炳国想了想,答应了闫磊,我和他先回去,先把后天需要的媒体材料准备一下。

张凡双在局里等着我们。她估计也没睡几小时,出外勤的时候,她就能趁机休息会儿,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她没躺几小时就被电话拉了回来。这次信息发布和以往不同,是为了在重大赛事期间,说明案子的进展情况以辟谣。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防止谣言的产生。这么热闹的赛事,不说全中国,起码全省都在盯着看。任何一点儿小事情都有可能被放大,都有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我们设想了两种可能,自然是凶手落网或仍然在逃,又衍生出如果彭峰落网但短时间内不招的情况,缜密思维,小心落笔,起草了几份通信报道,既不张扬,也不低调,如实说明了警察已掌握重大信息云云,希望社会各界冷静处理,无须过分担心。

我帮着张凡双整理媒体名单。公安局宣传科的人拿出来一份档案,上面陈列着和公安局关系密切的各家媒体。我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这份媒体清单上的每一家报社、杂志社都被编上了号。

用得来全不费工夫来形容现在的情形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些编号都是ST打头!老李临死前塞给我的那块铁牌就是报纸编号!

960320ST1184——ST1184对应J市的《新报》,如果我猜得没错,老李给我的信息就在1996年3月20日的《新报》上。我想了想,觉得把握很大,正准备走过去把这个猜想告诉周炳国,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彭峰打电话回家了。

东方露出鱼肚白。到了最后一天,抓捕彭峰的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电话定位彭峰正在郊区的一个山里。大伙都摩拳擦掌,神经有紧有松。紧的是那片区域,地形还是蛮复杂的,想要顺利抓捕嫌疑人存在着一定变数;松的是,到了最后一天,起码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收到有人员遇害或者失踪的消息。

专案组组织了精兵强将,调动了武警部队,迅速赶往现场,悬了十几年的案子,好不容易有了确切的嫌疑人,而且就近在咫尺,谁都免不了兴奋。

我原先想跟着一块儿去,但被闫磊婉拒了。他说的依然在理,张凡双的媒体工作还是需要我来协助的,况且我的偏头痛还没有好彻底,所以被安排留守支援,等待消息。

这个决定当然让我有些郁闷,事到如今,疑惑积了一肚子,而唯一的突破口彭峰,照现在的情形看,落网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却不能第一时间守在现场,当然会有些失落。但是还好,事情既然远比表面看上去复杂,那么除了彭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着手点可以切入。而且这些切入只适合偷偷摸摸地干,人多眼杂反倒容易把事儿办砸。

刑警队都空了,倾巢而出,事到如今显然是放手一搏了。在没有任何其他头绪的情况下,抓捕彭峰成了在龙舟赛开幕前唯一能够破案的机会。我要干的事儿没有告诉张凡双,也没有告诉周炳国,我在电脑上搜索到了J市图书馆所在地,然后找了个借口出门直奔那个地址。

图书馆位于J市的中心位置,新建的,崭新而又宽敞。中间有一个空旷的广场,我算好早上开馆时间去的目的地,所以来看书的人稀稀落落。我爬完阶梯从正门直接入馆,在询问台问到了我想要去的阅读室。

虽说没有图书卡,但我事先也已经查过了,报刊阅览室对公众开放。要从一排排书报架上找到一份距今十几年的报纸,并非一件难事儿,问题是他们会保存多久以前的。960320,如果这个数字确凿的代表时间,那么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阅览室里全是老年人,分散着坐在各个角落,戴着老花眼镜,拿着放大镜阅读报纸,我站在目录栏的位置,逐一查找《新报》的编号。

《新报》是当地的报纸,所以排序比较优先,翻到第二页就看见了。我“按图索骥”,很快在一个两层的报架子上找到了它。我把所有的报纸都搬到了桌上,按分量看我还是没有把握。《新报》是日报,眼前虽说是厚厚几沓,但按推算,还是上溯不到1996年。果然当我翻开外面的牛皮封套,一张张找过来,很快就发现,最远就到1998年的,也就是说还有两年的空缺。

我四周看看,进门处有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工作人员,正低头看着手中的报纸。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存更早时期的《新报》呢?我心里想着,但问问总可以,况且我还有一个资本可以顺利得到答案。

我来到那个白衬衫跟前,她听完我的询问,不耐烦的表情刚想堆起在脸上,被我拿出的警官证又硬生生地给憋回去了。

“哦,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她说道。

我没在意她前后的态度改变,只是笑笑,说明自己的来意。她眉头皱了起来:“有是肯定有的,但我不知道它们下架之后都被放在哪儿了,你可以去咨询台问问。”

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咨询台,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咨询台的小姑娘很客气,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就下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自我介绍是副馆长。

我随着他来到了图书馆的存书库,按照他的说法,只要进过馆的书报,就会被存档此处。这是一间教室大小的空旷的房间,进去之后充满了霉味和干燥剂的味道。有可能鉴于我是警察的身份,副馆长很热情细致地向我介绍各类报刊书籍。

“哦,你说1996年的《新报》啊!”听完我确切想要的东西之后,他带着我又往里走去。霉味越来越重,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味道,我说不上来,在一个堆满纸制品的仓库里,终归会放些防潮防蛀的药品吧。这些玩意儿夹杂在一起,没准儿就是现在的这种气味儿。

在最后一排高大的架子上,副馆长找到了《新报》,他的身子有些胖,所以爬架子就显得很吃力,姿势有些滑稽,撅着屁股伸着胖手,脸胀得通红在努力用手指去够最上面的那沓报纸。

“是那份吗?”我问道。

“在我印象中应该在那儿。”

“我来吧,你下来歇会儿,我看你挺费劲的。”

“没事儿。”副馆长把那沓报纸拉出了一半,灰尘瞬间就弥漫起来,呛得我开始咳嗽,副馆长像抽筋似的跳了下来,眯着眼睛,泪水直往外冒,眼睛进灰了。

“你先去洗洗吧。”我说道,这事儿正好,我本来就想一个人查资料,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单独待着了。

“没事儿。”副馆长嘴上还在客气,脚步已经开始往外走了,貌似他的眼睛很难受,一脸灰尘污垢。

“去吧,我在这儿自己能搞定。”我用这句话彻底把他送走了。他在临走前还在客套:“你要的资料就是那份,我马上回来,你先自己找找。”

我拍了拍牛皮纸封套上的灰尘,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了,但日子还对,这沓装订起来的报纸,封存了从1995年12月到1996年12月一年的报纸。

我正准备一张一张往下翻,就觉得背后有一股凉气冒了出来。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奇妙,我感觉到背后有人。

我回过头去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轻。是那个长得很像林慕的女孩。她就站在门口,依然穿着白色T恤,夹着淡灰色发夹。背对我,双手交叉放在前方,低着头,就像灵异片里突然出现在走廊尽头的女鬼。

我的鸡皮疙瘩顿时冒了出来,我愣了一下神,随即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只是她比我要快得多,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似的,我刚迈步,她就已经转出大门不见了。我加快速度奔出去。

等我跑出大门,已不见了她的踪影。左右两边都有通道,宽绰的走廊上,只有零散的几个老人。我挑了左边奔了出去,在底楼的大堂间环顾。她似乎是要把我领到什么地方去,正当我失望的时候,她又出现在了二楼,侧对着我。我赶紧往楼上跑,她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楼梯转角的地方有一个视觉盲区,我看不见她。也就是四五秒钟的时间,当我跑上二楼,她再一次消失了。

这回就再也找不着了。我满大楼地疾走狂奔,搜遍了所有犄角旮旯,依然没有线索。我沮丧地回到那间储藏库,远远地就看见原来放在地上的那沓报纸有被人翻过的痕迹。我草草地翻着,赶紧去寻找3月20日的那张报纸,原先还好好的报纸,不知道被谁从头到尾撕掉了。在撕掉的部分还夹了张字条,上写:“不要相信任何人!”

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我拿着手中的字条,还没缓过神儿来,紧接着突兀的噪声,着实又让我吓了一大跳。是周炳国。

周炳国的消息也离糟糕只差一步。警方找到了彭峰在郊外短租的房子,人不在,手机依然打不通,他进山了。连绵不绝的山包,方圆上百公里,短时间内找到他只能靠运气。这就又平添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周炳国让我下午直接赶到印刷厂去。抓捕进展不确定,意味着所有准备的文稿都有可能被用上。印刷厂特别空出了两台机器。其他的版面都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报社特地留出了一个专栏版面,随时准备插进去。按照市委宣传部的意思,一定要在开幕式之前有个交代。

我到达印刷厂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刚刚遇上林慕的事儿,还来不及和周炳国交流,只能憋在心里一个人想。

“不要相信任何人。”自从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出来之后,事情总是百转千折,老李死了,又死了个叫何久安的人,一系列的事件,总是在意料之外,这次又代表着什么呢?

960320。这个信息是老李透露给我的,那个女孩的突然出现,是在引我离开,显然不想我得知真相,这又是为什么?而且要命的是,假林慕早在半年前,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瞄上我了,更加让人不安的是,他们对我的私生活似乎了如指掌。

彭峰的抓捕工作正在进行,我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在印刷厂留守。我在厂长办公室待得无聊,一个人在车间里溜达。修机班的边上有个吸烟室,我走进去,和何久安搭班的管文明正坐在里面喝茶。管文明看见我进来,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眼睛里充满光芒,仿佛我是特地来保护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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