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态者

8点15分，我到了办公室。一切和我走的时候没啥太大区别。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关犯罪心理学的书已摞成了一摞。我用单位的电话，拨了J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那边始终无人接听。

我有闫磊的手机号，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样做，说出来其实挺矫情的。正如周炳国的顾虑一样，未经邀请，即使我也是警察，可莫名其妙地去插手别人的案子，总有越俎代庖之嫌。我不想显得过于急迫，所以一再忍住，等等吧，等他们回到办公室之后，再打电话聊聊。

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突然想到离案发过去已经有几天了，不知道网上会出现些什么新闻。我在百度上搜索，输入J市的名字，前三页跳出来的都是龙舟赛的新闻，一直到了第四页，才零零碎碎跳出些那个案子的消息。而且透露的信息很少，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说J市警方破获了一起深埋数年的杀人案，据调查疑与本市近年来多起婴幼儿失踪案有关，目前凶手已被击毙，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这些信息少得就像只是个陈述性的标题，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关掉页面。

MSN跳出了闪烁的人头，我在网监支队时候的同事小金子在找我说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人没事儿吧？”

想必他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传起来很快，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这个话题，回复说：“你还说，要不是你，我用得着无家可归吗？”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羞涩的卡通笑脸，打出这么一句话：“我同学马上就回国了，正好不巧，他一回来我就催着他办交易。”

我说了声好，然后没再回他。

9点之后，刑警大队办公室有个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我几乎每隔45分钟都要问一下闫磊有没有出现场回来。

“你直接打他手机吧！”小姑娘不耐烦的语气，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拨了闫磊的手机。听声音他是在大街上，背景里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和隐隐约约的小贩的叫卖声。

“黄玉芬的丈夫确实做过停尸房的看守员，也开过长途车，”在得知我的意图之后，闫磊大方地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并接着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们那儿有个叫周炳国的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们也谈过，说是通过心理分析是吧？”

“对对，有这个可能。”我听着。

“我们去查了，不可能的，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出车祸在两年前就已经残废了，和你提供的素描画像不是同一个人，他现在正躺在一个福利院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指纹比对不符合。”

“啊？！”我在电话里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突然浇灭了我的热情，“会不会你们调查得不仔细？”这个答案等于宣布我们所有的猜想都不成立。

“什么？”闫磊的口气有些不悦。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把黄玉芬丈夫的情况发份传真给我？”我还是不死心。

“这个不方便！”闫磊的语气突然生硬，我后悔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否定了他们的工作，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挽回。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调查调查！”我仍然做着最后的努力。

这回轮到他愣住了，闫磊可能没想到我会锲而不舍，他强忍火气喷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我一下子语塞，突然对着电话大喊起来，“杀黄玉芬只是个开始！”

电话那头沉默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有些意气用事。这个有点儿赌气而草率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依据也没有。只是种感觉，突然一下被打击后的应激反应。

我跟周炳国通报了闫磊那边的情况，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了我：“先别管李舒然是不是悬案凶手，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因为出了我这档子事儿，周炳国这几天又仔细看了案宗，按照他的推理，有个先前没注意到的问题被他发现了。其实不能算是发现，事实在那儿摆着，一直没有人朝那方面去想。

凶手在最初杀人的过程中侮辱女人尸体，之后开始肢解，一直到那个8岁女童案子，然后就再没出现过侮辱肢解尸体的行为，这其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嘟囔着说：“这不是说明他变态嘛！”

“不仅仅是变态的问题，”周炳国解释道，“我又重新研究了案宗，结合那个叫什么李舒然的发给你的分析，你还记得他说什么来着，最初的动机？”

“嗯，”我当然记得，“李舒然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愤怒，他的意思是屠杀让他消除了这种愤怒感。”

“没错，那他为什么要恨女性呢？”

“他的童年有个让他憎恨的女人，又是个性无能，然后迁怒于人。”我脱口而出。

“这只是本质，总有诱因让他爆发出来。”

“都说了他是性无能，怎么能够爱上一个女人呢？”我突然领悟过来，嫌疑人一系列屠杀行为，前后的变化是后来有了强奸行为。“他在自己给自己治疗性无能。”我差点儿没叫出来。

“没错。他之所以开始肢解尸体，是因为他用带回来的那些器官治疗自己的性无能。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愤怒，他杀害了第一名女性，杀人后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性冲动，所以导致他接连杀戮下去的动力，一直到那个8岁的小女孩。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幼女性侵犯的特征吗？”

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害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他们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杀人。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是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J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已经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了，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

我给闫磊拨打了电话，并按下免提，电话背景的杂音喧嚣得很。“待会儿打给你，我在外面抓人。”然后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闫磊刑警的作风，让这次拒绝显得干脆、生硬。我的嘴刚张到一半，望着“嘟嘟”作响的手机，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完招呼，就被撂了电话。这种“热脸孔贴冷屁股”的尴尬，着实让人难堪。

“他们真是忙！”周炳国没话找话地说着。

“是啊是啊！”我赶忙说。当头一盆冷水，反而让我们突然冷静下来，也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我说道：“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我说话的口气尽量让这个理由显得合理。

他看看我，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瞎起劲儿是没有用的，那边的警察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回事儿。他微微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好吧。”

我把周炳国送下楼，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临近上班时间，我站在路边让周炳国坐在门卫室里，拦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空的士滑到我的面前。我把周炳国送上车，然后付了车钱，看着出租车拐出我的视线。送走周炳国之后，我每过五分钟就会下意识瞅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错过的电话，闫磊一直没打过来。

最近我在出售自己的房子，一套老式公房的两室一厅，原来是要结婚用的。但自从一年前未婚妻林慕去世之后，不仅没结成婚，而且在那屋子里我很难有踏实的睡眠。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花钱住在宾馆也不回家的原因。

我在网监支队时那个同事小金子，他同学看中了我这套房子。小金子的同学被公司委派去日本做三个月的项目，出国之前，一再保证回国之后立马交钱办手续。都是熟人，我自然不能爽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东一枪西一枪地打着“野宿”，在父母和朋友家来回游窜。我单身而且做着警察，这是允许我“野”在外面绝佳的掩护，既不用报告行程，也不会受到指责，任何人询问起来我只要说“在工作”就能打发。

唯一需要考验的倒是我自己，屈指算来，先前的女朋友林慕离开我已经446天了。这其中的感觉，就像脚底下的一个蚊子包，不挠，它痒，挠它更痒。好在我身边并没有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朋友。所有人都保持着缄默，仿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任由我的伤口自动结痂剥落，然后再长出新鲜的皮肉。

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我提前把房屋买卖需要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省得要用的时候抓瞎。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等待闫磊的消息是漫长的。我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把我们的推理发了过去，措辞谦逊，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证实。口气一旦好了，闫磊也客气起来，回了“会尽量办案”之类的话。但此后数天，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心去查，也不好过多逼问，只能坐等消息，偶尔上上网，看看那边案子的进展。

意想不到的是，关于案子进展的报道，并不是循序渐进进行的，而是某天突然呈井喷态势，而且还不是案子有了眉目，恰恰相反，是我们在林子里被李舒然耍得团团转的细节被公布到了网上，而且还都是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去往J市的目的也有所谈及，于是差不多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当年的那起大悬案再次曝光。

这显然不合常理，当年的凶手如果还留在J市，一定能够得知我们重新调查他的信息，这只会让他藏匿得更深。

我想起来张凡双有个同学在《新报》工作，会不会是她无意中透露了消息？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是J市公安局那边自己出了问题。想想也是，如此详细的报道，没有相关部门肯定，单凭一个地方报刊的主编，是万万做不了主擅自发的。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概括起来，J市的警方起初想尝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协助侦破此案，但没有作好规划，这一松口，到了基层就被民警认为可以向公众宣布一些细节。事情总是一步步变糟的，由于没有统一口径，加之记者编辑总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或公或私套着知情者嘴里的话，于是事态就越演越糟，简直可以用失控来形容这次媒体事故。

闫磊一定处于风口浪尖中，我中间忍不住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自然没什么消息。按他的说法，查过了，但是没什么收获，言外之意我们的判断并不正确。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敷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们仍然并不希望我们介入。

我等着有更好的消息传来，但都落空了，只是每天百无聊赖地过着。其间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到单位门口的超市买面包，在冷柜的前面拿着我想要的物品，就是那个声音让我心潮澎湃。

“能不能给我换五个硬币？”

没错，这是个女声，却是和林慕的声音如此相似。我竖着耳朵仔细分辨。

“麻烦了！”她又说道。

我立即从一排货架中快步跑了出来。

这个女孩，身材、身高还有背影我是如此的熟悉，她穿着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梳了个马尾辫，没有染色，头顶有个淡灰色的小发卡，这身打扮，竟然和林慕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我愣在那里，一度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等我缓过神来，追出门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得无影了。

“喂——”售货员狐疑看着拿着东西未付账却站在店门口的我。

“对不起。”我失望地回到柜台前。

“一定是自己太紧张了，一定是的。”我对自己说，“林慕已经死了，她们只是有点儿像而已。”我安慰着自己。

没想到，就是这个瞬间消失、酷似林慕的女孩，影响了以后事情的进展，只不过当时我一无所知。

这样平淡无奇地又过了许久，当我一切已经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事情却突如其来。我回到本市的半年之后，接到了闫磊的电话。

闫磊在电话里说：“上面希望你们能够来一趟。”

半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李舒然的动机和身份，巴不得能够再次和他对峙一回。所以接到闫磊电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兴奋，心想这回可不能再让那孙子从容地从我手里跑掉了。

可当我听完电话，居然是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不是李舒然，反倒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再次露出了踪迹。

我和周炳国、张凡双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省城，以求最快的速度抵达J市。时隔半年，当我们再次来到J市，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J市公安局的车直接到了省城机场等着，这次不用再小心翼翼，闫磊亲自来接我们。闫磊我见过几次，不存在认错的可能。他4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今天没有穿警服，黑色的夹克便衣，牛仔裤，依然板寸头，中等个子，国字脸，大致符合电视中正面形象的描述。

闫磊的声音嘶哑，说话时不停咽着唾沫，就像嗓子已经干涸，急需要滋润；他的身上充满了烟味，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疲惫焦灼的气息。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他手上的力道紧了一下，然后迅速松弛下去，只是“点到为止”地向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仿佛要储存起为数不多的体力似的。

“局长说了，一定要把你们接到。”闫磊低沉着嗓音说道。这句话是关怀，可我听起来总不是滋味，不知道是热情，还是对我们不放心。

他身边的助手抢着要帮我们拿行李，张凡双率先谢绝了。

我原先以为张凡双会拒绝这次出行，没料到，接到电话之后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一同前往。

“几点的飞机？”这是她第一句问的话。

“行，我先洗个澡，我们11点机场见。”

总共两句话，就那么干脆利索地决定了行程。

我们三人随着闫磊上了车，因为有警徽标志，所以从地下车库的紧急通道出来，躲过了一次小高峰。15分钟之内有两架飞机降落，取车的旅客在收费口排起了队。

沿着机场公路上立交桥，直接可以拐上通往J市的高速公路，若不出意外，40分钟我们就能到达J市。

“死者是名女警。”在路上，闫磊向我们介绍着，“做文职的。”

“谁？”我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们宣传科的副科长，专案组专门负责媒体接洽的冯天天。”我倒吸了一口气，在车厢里沉默着。

闫磊又舒了口气，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就是那个人。更要命的是上面催得紧，你知道的，龙舟赛快要开始了。现在是倒计时，上面限令开赛前一定要破案，满打满算还有7天的时间，所以就把你们找来了。”

闫磊在作案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把它输入电脑库，很“不幸”：正与当年凶手的指纹相符。虽说飞机上已经让我消化掉了部分这些突兀的事件，可我还是心情沉重。当年大悬案的凶手不会无缘无故地重出江湖，加之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不是我们重新调查此案，没有“媒体事故”打草惊蛇，凶手是否会继续销声匿迹，一直到永远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现状，没有人会出面指责我们不遗余力去深挖出十多年前的这桩大悬案；但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有另外的想法，如果不是我多事，也许依然会太平如初。

车里依然保持着沉默，周炳国和张凡双自始至终没开口说过话，我瞥了他们一眼，周炳国蹙着眉头，张凡双把头靠在窗上，望着窗外。

40分钟后车进入J市。J市果然小，高速的闸口和上次我们从火车站走的那条线路不一样，可没走几公里，我就认出了上次也经过的八一广场，雕像还在，倒计时的牌子也在，只是上面的数字，现在改成了个位数，大大的“7”字旁，是倒数的时刻表，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到了市公安局，才发现会议室里挤满了专案组的民警和相关人等，闫磊说得没错，他们的压力显然不小。公安局局长就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我们。

“本来是应该让你们休息休息的，但案情实在是复杂，而且时间紧迫，几位受累了。小刘——”局长转过头对着走廊尽头吼着，一个年轻的脑袋露出来，“帮我把桌上的那条软中华拿来！”

“没事儿，应该的，都是为了工作。”周炳国得体地回答道。

直奔主题，我大致数了数，围在会议桌周围一共有20多个人，其中三分之一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茶缸和烟，会议桌旁的垃圾桶里，方便面的盒子堆满而且已经溢出。

局长简要地介绍了我们三人，然后指了指对面的一位中年女性，说：“这是我们的法医杨静静，让她先谈谈情况。”她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然后投入了案情介绍。

“死者死于本月8日，也就是前天凌晨，确切的时间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杨静静的介绍把我的思路拉回到现场，“尸表特征主要有面呈青紫肿胀，有暗紫红色尸斑；眼球突出；解剖结果发现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肺、右心和静脉系统高度淤血；浆膜和黏膜下点状出血；所以我们基本判定，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

杨静静像宣读教科书一样，宣布着冯天天的死因。屏幕上的幻灯片亮了，杨静静摆弄着桌上的投影仪，边上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儿立马站起身弯腰帮助杨静静插电源连线。

我看见杨静静对他笑了笑，以示谢意。

“除此之外，还有局部暴力作用的征象，”她趁着照片还没有打开之前，接着说道，“前额左边3厘米处发现有瓣状创口，头骨凹陷性骨折，边缘无密集平行的骨裂缝，创口处有树皮残物。我们请教了植物专家，按其纹理初步判定是梧桐树干的残留；口鼻周围有苍白区，且歪斜扁平……”

这些术语我一知半解，我努力想要从其他的字面上去理解，在冯天天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俗点儿说——”

就在杨静静说这话的当口，幕布上“吱嘎吱嘎”地闪了两下，然后一张现场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尽管我作好了心理准备，但突然看见还是吓了一跳，胃部像被人突然捶打了一拳似的翻滚起来，我听见张凡双在我的身边不自禁地轻呀了一声。

很难分辨得出来，照片里的那个就是冯天天。她穿着粉红色棉睡衣，光着脚，手脚都被电线捆住了，最要命的是她的头上被缠绕着厚厚的一层黄色的东西，让她看起来就像顶着一个硕大的南瓜。她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得出来是凶手刻意摆放的造型。

此时，照片切换到了另一张，是一张尸检后的人脸，口鼻等脸部凸起器官，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眼睛肿成一条缝，脸颊和额头皮肤已经不见了，露出模糊的血肉。我强抑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张凡双已经把脸转向了别处。

“通俗点儿说，”杨静静继续解释道，“凶手进入房间之后，先用木棍击晕了受害者，然后捆住四肢，用60厘米黄色强力胶带紧紧绕在她头上，一共绕了9层，直接把她闷死的，我们尸检在撕下这些胶带时，发现它们已经和皮肤粘连在了一起，所以导致脸颊和额头总共约有20厘米的表皮被撕下。”

说完这些，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良久没有人开口说话，隔了一会儿局长率先起了个头：“大家各抒己见。”

所有人都不说话，可我能够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发言，确切地说，我和张凡双只是陪衬，大伙儿在等着周炳国的意见。周炳国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过度残杀。”周炳国慢条斯理地说。

大家沉默，等着他接着往下讲，结果周炳国咳嗽了两声，什么都没解释，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去现场看看。”

紧张的气氛中，有人长长舒了口气。

凌晨3点45分，我们驱车赶往案发现场。车在黑暗中疾行，车上依然沉默，周炳国用手电筒阅读勘察报告。

小区大门对面的一排早点摊，早起的摊主已经生火、和面，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当我们的警车驶过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上的活计，像行注目礼似的看着我们从他们的眼前驶过。事发之后，警察对当地群众的走访工作进行得细致而又缜密，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聚集了二十几栋六层楼住房的居民小区。正门的右边是家中等规模的“好又多”超市，右边一个圆弧状的房间是保安室。现在里面坐着三个穿制服的男青年，案发之后物业特地加派了人手，来重塑居民的安全感。

这个小区除了正门之外，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铁栅栏，但想想也不可能固若金汤，稍微有点儿身手的中学生，都能翻越进去。警方已调取了监控录像，正在对可疑的人进行逐一排查。

冯天天的家在沿街数进去第二栋，我们进入小区之后第二个路口左拐，一直在那边保护现场的民警，从黑色的桑塔纳里走了出来。

“特地把现场保留到你们来为止的。”闫磊解释道。

闫磊带着我们走上了二楼。看护现场的民警从荷包里掏出了钥匙，然后分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副白手套，开门进去，打开了客厅的灯。

这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女性居住的家。一进门门旁是一个鞋架，上面整齐地放着各种鞋子；墙壁被粉刷成了粉红色，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我叫不出名字的女人肖像油画；靠右手边墙角的储物台上有一台液晶电视，正对着一张绿色的双人沙发；沙发前有个长方形的茶几，上面放着电视、空调的遥控器和一盒舒云牌的餐巾纸；再往左是一张三脚支架支起来的玻璃桌子，上面有茶杯。

冯天天会在这桌子上吃点儿夜宵，我这样想着，现场保持着两天前她遇害时的样子，桌上有一份来不及丢弃的吃剩下的寿司。

地上是奶白色的格子地砖，光洁鲜亮，客厅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和可疑的线索，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看见现场，除了一些无法保存的物证，其余皆保留着受害人被发现时的原貌。

我们走近了两步，正对面被一扇长约两米的玻璃拉门隔开，门后面是厨房，冰箱、微波炉、碗柜，还有天然气的灶台合理地布局在八九平方米的空间里，再往里是窗户，先是纱窗，再是玻璃窗，我走过去特地注意了一下，玻璃窗外安有不锈钢的防盗栏杆，并且上面没有破损。

靠北的那间房不大，一张单人床横卧在靠墙的位置，上面没有被单被套，裸露着的一张席梦思盖在上面，上面放着一沓沓旧报纸和杂志，床边是个空置的大衣柜，如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很明显，这只是个暂时存放杂物用的小房间。小房间的窗户外照例安装了防盗栏杆。

勘察报告上——客厅、厨房和小房间——均没有提到有价值的线索，凶手似乎对屋子很熟悉，直奔主题地把冯天天制伏在了她的卧室里。

主卧靠南，门紧邻着卫生间，这套房子总共有四扇窗户，三扇装有防盗设备，唯独卫生间没装。前天晚上，凶手就是从下水管道爬了上来，翻进了虚掩的那扇窗户，然后进入室内，并且在窗把上留了一枚锁定嫌疑人身份的指纹。

“吱呀”一声，闫磊推开了卧室的门。迎面突然扑过来一阵风。死亡的气息，就像一股挥之不去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就在走到门口的一瞬间，死去的冯天天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瞧，才发现原来是贴在床头墙上的一张艺术照。照片上的冯天天，穿着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灿烂地笑着。

冯天天36岁，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单身。公安局档案中夹有冯天天的生活照，只是艺术照更楚楚动人，我不敢相信她有36岁。

这张床是南北方向摆在中间位置的，里侧是梳妆台，外侧是个床头柜，上面有盏台灯，床的面前斜45度的地方是电视机，放电视机柜子的隔层是DVD，上面有两张电影碟片：《大侦探福尔摩斯》和《通天帝国狄仁杰》。电视机旁左边是书桌，右边是米黄色的大衣柜，衣柜的一侧被钉上了一排玫红色的储物格，装饰小包、袜子，还有一些女性用的日常用品，有条不紊地被插进了白色透明的塑料格子里。

这一切都保持着原貌，即使两天前发生了丧心病狂的一幕，现在看起来依然和日常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凶手很干脆利落地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把冯天天解决了。

第一现场是在开门的地方，地上滴有血迹，凶手在这儿一棍子打在她的额头，导致她丧失抵抗能力，然后用台灯上的电线捆住她四肢，并把她搬到床边的椅子上。

我在尝试着体会这种痛苦，冯天天是不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遇害的？是否看见了凶手，与他交谈了呢？或者没有，凶手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给她，直接用胶带结束了她的生命。

周炳国正在看着门沿上留下的血迹，我绕过床来到写字台边。“冯天天还保持着跑步的习惯吧！”周炳国突然插话道。

“什么？”闫磊在一边问道。

“我是说，我刚刚看到鞋架子上有双运动鞋，上面沾了些泥点儿，其他的鞋子都很干净，所以我想冯天天每天都会穿着它去跑步的。”

闫磊回答道：“这是线索吗？”

“哦，我就先问问，至于和案子有没有关系，我还不知道。”周炳国回答道。

“我想应该是的，”闫磊做回忆状，“局里打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她得过女子冠军，应该有体育基础，其实从她的身材应该看得出来，三十多岁的女人，身材还能保持得那么好。”

“那跑步一定很有规律，”周炳国似是自言自语，然后又抬起头对我们说，“我是说时间。”

“我记得我听她说过，她有每天晚上跑步的习惯。”

“她遇害的那天，不出意外也应该出去跑步了。”周炳国又说道。

“应该是的。这线索有价值吗？”闫磊问。

“现在还不知道。”周炳国依然还是那句话。

我在想着，冯天天那天跑完步，身体一定很放松，洗了一个澡，吃了两块寿司，然后安静地上床睡了，这个普通的夜晚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她不知道有个未知的神秘男人，正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觊觎着卧室里的灯光，然后爬了进来。

“可问题是，为什么会在卧室门口遇袭呢？”周炳国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门口？”

“你们看，根据冯天天的遇害时间，是在凌晨两点到四点，”周炳国突然来了精神，环视了房间，“屋内没有其他打斗的痕迹，照冯天天的身体素质，她绝不可能束手就擒，只有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凶手就抡起棍子制伏了她，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他顿了一顿，“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很有问题吗？”

沉默，所有人都不做声，我们在思考着周炳国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过来，周炳国说得没错，尽管其中的破绽不太明显，但还是留下了疑问。

周炳国继续说道：“重点在于冯天天为什么会半夜起床呢？难道是听到了卫生间里的异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警察的她应该会提高警觉，开门出去探个究竟的时候，起码会有一个本能性的防护，那么凶手不可能迎面一记就击中冯天天的要害，就算拿手去挡一下，也会在手臂上出现伤痕，而尸检报告说明她几乎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袭的；反过来说，如果她只是半夜起床去卫生间，睡眼惺忪还在懵懂当中，这就完全有可能了。但问题是，凶手怎么可能断定冯天天一定会起夜，然后静候在门外呢？况且他犯不着这样做，推开卧室的门直接对熟睡中的冯天天下手，岂不是更有把握？”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凶手打不开卧室的门，所以只能守在门外。可——”周炳国转过身把卧室的门转过一个角度，排除了这种可能，卧室门是有锁的，但钥匙就插在门上。

周炳国抬头想了想，很快低下头来：“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当晚的情况，凶手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爬进了卫生间，并且没有惊动到冯天天，他正想开门进卧室，恰逢冯天天起夜，然后开了卧室的门，凶手顺势用木棍击打了迷迷糊糊的冯天天。”

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可未免也太巧了，难道凶手进来的时候，恰好遇到冯天天起夜？

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

我们在房间里又看了一会儿，没有更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我们出了门，在小区对面的早点摊上吃早点，灌汤包加稀饭。

“李舒然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刚刚定下心来，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比起冯天天的死，我更关心那个半年来一直让我咬牙切齿的对象。

按照闫磊的说法，如果全都属实，那真是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调查分三条主线，第一条线是以黄玉芬入手，彻查她的社会关系，按照已有的线索，对其现有的亲人，以及两任前夫作了详尽的调查，刘定伟前面已经交代过，因为车祸受伤，现在跟个废人一样，在临终关怀疗养院里，安静地等死。

她的第一任前夫，原本就不是本地人，在和黄玉芬离婚后，早就远走他乡，并且有绝对的证明，近一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在的城市。

黄玉芬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双亡，在老一辈的亲人过世之后，几乎和其他人就不再走动了，所以直至案发，警方走访了她的一些表亲，他们才惊讶地想起来黄家还有一个失踪多年，突然以杀人犯的方式，回到他们眼前的亲戚；她原先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性情就比较孤僻，没有可以谈谈知心话的好朋友，经过排查，也基本没有可疑的人员出现……

第二条线是以受害者家属为基点，逐一排查报复谋杀的可能。7名幼童的家属，被叫到公安局问询，在关键的时间点，均没有出现可疑情况，他们比警察更不愿意黄玉芬此人的存在，因为原先还有个盼头，盼望奇迹发生，被拐跑的儿女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身边，但因为黄玉芬案的发生，确定这已经不可能了。

警方还就此扩大了侦查范围，重新提审了五年内，因拐卖儿童罪被捕入狱的罪犯，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线索，事实也令人遗憾，没有人和黄玉芬做过买卖，就此倒是又牵扯出几个隐藏很深的犯拐卖罪的嫌疑人，继而又掀起了一股打击此类犯罪的专项行动，却与李舒然毫无瓜葛……

第三条线，也是最直接的一条线，根据李舒然及其同伙的模拟画像征集线索，因为正值龙舟赛的临近，原本J市各项安保措施就已经日趋严谨，车站、码头以及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都被更换了先进设备，增派了人员，可就是没有这一行人的线索，要么他们早已离开本市，要么就是模拟画像出了问题……

工作量大且杂，而且毫无收获，说实话，以我从警五年的经验，这往往就是悬案造成的先兆。在最初的“黄金期”过去之后，如果凶手仍未落网，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和侦查范围的扩大，警察的工作量将会呈几何基数增长。这就是考验办案人员意志力的时候了，现实情况经常会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慢慢使得他们的办案热情低沉下去，悬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闫磊梳理完对李舒然调查的情况，然后顿了顿，低头喝着稀饭，突然像想起一件事似的，又把头抬了起来。

“你们原来说过，凶手有可能去男性专科医院看过病是吧？”他把话题又转回到了当年的案子上来。

我们听着他陈述。

原来就在追查李舒然的空隙，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分析肯定了这一可能，并专门调派了民警，对全市的此类门诊作了走访，将2001年之前患有性无能的男性病人资料逐一调出，与先期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作了交叉对比，同时走访调查可疑人员，目前仍没有有价值的线索浮现。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似乎在刻意告诉我们，他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并作了细致全面的调查，可惜没有收获，只是没有想到，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反倒是他自己蹦了出来，使得案子完全形成了新的局面。

听完闫磊冗长的侦查报告，周炳国伸伸脖子，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然后问我：“你怎么看？”

我想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头绪。”如果闫磊没有夸张自己的工作量，那么综合这些已知信息，先期我们对当年大悬案凶手可能是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以及他会去男性病医院为自己看病的猜测全都被否定了。

周炳国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连连遭遇挫折的情况。这是很要命的，失误其实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在连续遭遇失败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住良好的心态，继续冷静思考，坚持自己的判断。

周炳国不说话。

闫磊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问：“这就是所谓的变态杀手吧？”

“干了十几年的刑警，没见过这样的案子。”闫磊补充道，他往嘴里塞着包子，“什么叫过度残杀？”

“杀人不是主要目的。”

闫磊愣在那里，没完全听明白周炳国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给你一刀足以致命了，但插20多刀……”我在一旁解释道。

“恨一个人恨到骨子里去了？”闫磊看看我，“那绕了那么多层封箱带，把冯天天的脑袋绕得跟粽子似的，也是这个意思？”他又把脑袋转向了周炳国。

“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什么？”

“就像家长不给小孩买玩具一样，他就会坐在地上大吵大叫，”周炳国顿了顿，“凶手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什么地方让他不爽，所以要这么做。”

周炳国的意思是容易理解的，但凶手的意图揣测起来，就要颇费些工夫了。

周炳国喝着豆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像是什么东西憋在那儿想不出来，过了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冒着。

“40岁到45岁之间……”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已婚，且社会熟练度高……”

“身材较好，没有40岁男人普遍的发福……”

这是新的心理画像，和最初的那份已经天壤之别，周炳国的分析是有依据的，若干年来，凶手早就改头换面了。“我还觉得你们已经碰到过他了。”周炳国顺着先前的分析，突然又冒出来一句。

周炳国用不经意的口气说着，可闫磊还是突然一下子语塞，没回答，低下头继续吃着早饭。看他的表情，这句话是戳到他的痛处了。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是否就这个问题探讨过？

即使没有，我估计他们也猜得到。沉默已证明他听懂了周炳国的意思，是啊，比起冯天天遇害，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凶手的身份。

半年前我们来到J市，而且“媒体事故”已让大伙儿都知道了，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当年的悬案。半年之后，凶手在沉寂了6年之后，再度出手，而对象选择了专案组的成员，这意味什么，已经一目了然。

这是否再一次证明，黄玉芬案和当年的大悬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周炳国又说了一个让人沮丧又不可否认的事实。闫磊抬头点了一根烟，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周炳国，表情有点儿尴尬。周炳国的话是说很有可能警方跟十几年来一直被追捕着的嫌疑犯擦肩而过了。不仅激怒了他，而且让他有机会知道冯天天也是专案组里的人。

但究竟是在查黄玉芬案时出了问题，还是在查男性病专科医院时出了问题呢？这就很难确认。如果两者之间果真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追查李舒然时遇到凶手。

无论哪一部分，都是规模浩大的工程，而且这一猜测一旦成立，那就意味着，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做，网撒了，可没捞着鱼。

“要不用笨办法，把原来查过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查一下指纹。”我这话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这话说出来也挺笨的。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时间根本来不及。

闫磊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显然被我这句话触动了。我马上意识到这话不妥，这话相当于又否定了他们的工作，我的言外之意，仿佛不是因为我们提供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办案不力。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闫磊脸上露出了不服，他以其中一条线为例：“J市总共就一家男性病专科医院，两家综合性医院设有此类的门诊，说实话，被怀疑的对象总数还没有到海量的地步……”

“嗯，可能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点了点头，赶紧打断他。

“就怕是有遗漏。”周炳国也嗅到了空气中尴尬的气氛，自言自语似地说出了这句话。

闫磊眉头皱得更深了：“2001年之前总共就三个正规医院能看阳痿，J市共几十万人口，难道全是有病的，需要这样的诊所遍地开花不成？”

我没有说话，不过心倒是一抽，立即明白了周炳国的意思：“有没有黑诊所？”我顺着周炳国的话说下去。闫磊愣了愣，想必这是他们排查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炳国打断了我，“凶手将死者的尸体肢解，然后带回去很多器官组织和人皮，我们还是得从这个方向上去想，他带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留作纪念，满足幻想。”我又把书上的理论搬了出来，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这只是精神层面上的，”周炳国继续说道，“仅仅因为这个需求，头发、耳朵，或者其他的‘小部件’，更适合‘保存’，而且从肢解尸体的细节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很随意地割去不同受害者完全不同的身体部分，乳房、背部的表皮，或者更加隐秘的地方。”

“难道他准备拼凑起一个人不成？”闫磊皱起眉头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立马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应该一截截地往家带才对，现在被割下的部分，又显得太少了。”

“但如果有其他东西辅助的话，也许就不一样了。”周炳国往远处看着，然后把视线又拉了回来，落在我和闫磊的身上，“你觉得他会用什么东西来辅助这些器官，拼一个人出来？”

我立马猜到了答案，和闫磊几乎是异口同声叫出来的：“充气娃娃。”

我不知道闫磊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个答案脱口而出的一瞬间，我差点儿没恶心得吐出来。我知道这个变态凶手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自己的性无能了，他利用成人用的充气娃娃，然后在关键部位替换成女人的组织器官，以此激发自己的性本能。

如果这个设想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显然男性病专科医院的调查方向，果然是出了错，从一开始，凶手有治愈疾病的需求，但从没想过去医院，而是在家，利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治疗，那么就应该把侦查对象放在那些出售成人用品的商店里。

如果说这案子发生在近几年，几乎很难查出个所以然了。现在这样的店到处都是，更别说从网上邮购的那些，但如果从凶手恢复性功能、开始有强奸行为的2001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和排查医院患者资料一样，只要查2001年之前的，问题就容易得多。

那个时候，成人用品商店还不是普遍的玩意儿，去工商所问问，还是完全有可能查出眉目来的。“但是等等——”闫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您刚刚不是说我们已经遇见过他了吗？如果我们先期的调查方向错误了，他应该从未接触过我们专案组才对啊，怎么能把冯天天锁定为作案对象呢？”

周炳国自己也被绕了进去，是啊，难道充气娃娃这条线，还能再和闫磊以前查的某些线索捻合起来？“也未必，”过了一会儿，周炳国突然兴奋起来，“冯天天只是内勤人员，根本不出现场，走访工作更谈不上了，是吧？”他问闫磊。

闫磊边思考，边点点头。

“所以未必是你们在调查案子的时候遇到过凶手，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我们应该从冯天天的身边开始查起，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凶手一定是能够接触到冯天天，又不会引起怀疑的人——最近半年，关于此案的工作，她都做过些什么？”

闫磊低头想了一会儿，猛然抬头说了句让我们都没有意料到的话。“记者，这半年来，大部分新闻文稿都是她起草的，很多记者都跟她接触过。”闫磊咂着嘴说道，“黄玉芬案发后，就是冯天天一直进行媒体联络和舆论控制的，许多警方传出去的信息都是经由她手。”

闫磊说完之后，脸上马上就露出狐疑。

凶手是个记者？显然和最初的想象有出入，凶手如果是个菜场杀猪的屠夫，或者医院里的运尸工，倒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但要说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记者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来，是有些不太可能。

“我倒不这么看，罪犯作案的残忍程度和职业没什么关系，而且变态和精神错乱是两个概念，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正常人还正常，比正常人还能隐藏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员如果都排查过的话，那么是时候从我们不曾意料到的人群中入手了，”周炳国顿了顿，眼神发亮，“有句话怎么讲来着，所有的因素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即使再不合理，也只能是真相了。”他掏出一根烟来点上，“说起记者，我倒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什么？”

“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凶手当年为什么要把受害人受害过程拍成照片的动机，是不是？”

一阵沉默，我和闫磊喝着碗里的稀饭，周炳国也不解释，等着我们自己去悟透其中的道理。过了一会儿，我率先明白过来了。“他在制造新闻事件？”我尝试问道。

但不对，我接着想，制造新闻事件理应公布出来才对，为什么要和受害人尸体放在一起呢？

周炳国还是没有回答，估计他也在琢磨其中的逻辑。又过了一会儿，闫磊开口了：“不管了，先查了再说。只是，接下来怎么办？”

“交叉比对，”周炳国建议着侦查方向，“从这半年来接触过冯天天的记者入手，从成人用品商店入手，然后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交集。”

“这都没问题，”闫磊想了想回答道，“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儿。”

“但要注意一点，对于记者，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提取他们的指纹，直接进行比对，但我并不建议明着来，因为一旦中间出现啥差错，太容易打草惊蛇了。”周炳国说出自己的顾虑，“所以——咱们得想个法子。”

按照周炳国的想法，这是个计谋，管不管用还不知道，但怎么着都得试试。不过“媒体事故”刚刚过去不久，人人自危，都害怕担责任，我们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小。

周炳国的意思，咱们干脆再开一个官方性质的媒体通气会，把那帮记者招拢过来。但说说容易，做起来还是有点儿难度的。问题是会上说什么？有关冯天天死亡的信息？这案子还没破，就兴师动众地向外公布不合常理。讨论下来，还是只能从让记者协助调查的路子上走。

最终决定，我们分头行动，闫磊继续走访查案，查成人用品店，我和周炳国回局里，同负责此事的更高级的官员谈谈。负责此案的副局长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茶，一边听我们分析，他觉得可以赌一赌，但要注意分寸，既不影响破案，又能达到效果。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商量下来，这事只有我、周炳国和闫磊知道，就连负责媒体通气会的张凡双也不知晓内情。

周炳国觉得核心点仍在于指纹，先发函给先期和警方接触过的记者，说明案情有重大突破。那些记者来了之后，把现场的勘察报告交代一下，着重强调我们已经获取嫌疑人指纹的事实。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通气会的中间要有一个中场休息，在会议室的边上放上茶杯，记者们喝水的时候，就会在茶杯上留有指纹，可以对比了。

中午，刚刚从外面赶回来的闫磊显得很疲惫，他坐下来点上烟，然后交代一下上午的进展。果然不出所料，工商所登记的，在2001年前卖成人用品的商家共有5家，闫磊拿到了这些店主的一手资料，只要接着花点儿时间去逐一走访就行了。

他走到净水机边，为自己泡了一杯茶，听完周炳国的法子，有些不以为然：“那还不如直接摁手印，况且你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去拿茶杯喝水？再说如果对应起来，难道每个杯子上还写上名字？”

“喝水不是重点。”周炳国看了眼闫磊，然后解释道。

闫磊愣了。

“不喝水才是重点。”周炳国补充道。

闫磊眨巴了会儿眼，反应过来，周炳国的意思是说，在明知道警方已经掌握指纹的情况下，为了不露出线索，凶手是不会碰茶杯的。也就是说，届时我们只要盯牢那些行为奇怪，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留下蛛丝马迹的人就可以了。范围将会被大大缩小。

趁着他们准备活动，我帮不上什么忙，周炳国让我先回招待所休息会儿，好集中精力对付傍晚的通气会，我自然是摩拳擦掌，心想着如果真能就此破获多年未决的大悬案，这可就神了。

偏偏事情就在此时出现了转折。

我回到房间，洗完澡之后重新回到卧室，总觉得房间里有些变化，就像有人趁我洗澡的当口进来过。我四周看了看，又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躺到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地方新闻，我一边转台，一边在想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猛然间我一下坐起来，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我看向门口，有人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

我走过去打开来看，上面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打开门时，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和媒体打交道一直是张凡双的强项，说办就办，她在这点上还是很专业的。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新闻通气会这样的小活动，她还是得心应手的。主要的传递信息很快被提炼出来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该怎么说，她都有细致有效的安排。局里宣传科的老李担任主持人，包括会议用的会议室和背景板，短时间内就被布置起来。

我被那封信弄得心神不宁，大伙儿都在忙，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周炳国沟通。下午5点，接到通知的记者陆续赶到现场。

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案子还是很关心的，总共发出去38封邀请函，到了37个，那个在郊区实在赶不回来。37个人当中，有11个是女性，可以排除，剩下的26人中，有11个35岁以下，也可以排除，只剩下15人。

所有的记者被安排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不算太大。这也是周炳国要求的，他要把所有人都控制在视野范围之内。

“着重注意那些牙齿较白、肌肉匀称的。”周炳国补充道。

5点45分，会议准时开始。主席台上坐着老李和张凡双，我、闫磊和周炳国站在四周。老李一开始讲述案情，所有人都拿出纸笔“沙沙”写着稿子。我们分散在角落里，观察他们在做些什么。

说实话周炳国的点子并不出新，而且点子本身并不能让嫌疑人自己走出来，这其中得用到心理学意义上的一门技术——非语言行为的判别，通俗一点说，就是通过行为去捕捉对方心里的蛛丝马迹。观察这些人在特定环境中细小的行为差别，并且判断他就是嫌疑人，确实有很大的难度。老李在台上讲，底下的人大都没太大区别。坐着，膝盖上放着纸，时而看看台上，时而埋头写字。

20分钟之后，我发现第一排最左侧的那个中年人有些不同。

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右手手背，包了一块纱布，证明这个男人刚受伤不久。按照周炳国的说法，这个看上去40岁左右的男人，并没有发胖，起码一眼就会让人觉得他很注重体育锻炼。他穿着一件白颜色的长袖衬衫，袖子撩到了肘关节，整个肌肉饱满的小臂都露了出来。

这些都不算过于突兀，问题是当别人都专心致志的时候，他时不时地抬头望一下四周，要么就抬腕看表，就好像有什么急事赶着要走似的。我往他那边走了几步，站在他身后的角落里，注意着他。椅子左边地上放了个黑色的书包，应该是采访用的一些工具。他没有注意到我。

最关键的时刻，是安排在会议开始后的半小时，届时老李会公布警方掌握指纹的信息，然后会演一个戏，副局长会以又有新发现为理由，把老李从现场叫走，然后通气会暂停10分钟，张凡双会让大伙儿先喝点儿水。其实这是个心理攻势，如果嫌疑人正在其中，不可能无动于衷。

老李按时公布了这一信息，底下坐着的人有点儿躁动，我紧盯着那个中年男人，他居然抽搐了一下。老李被副局长叫走了，记者们站起身来活动身子，有的原地和身边的人小声说着话，有人站到桌子边，拿起杯子喝水。

那个中年男人急匆匆地站起来，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我看了看周炳国和闫磊，他们都在我的对角线位置，没有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叫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我离他走出的那个门才几步远，想想不能太窝囊，我紧跟着他走了出去。

来到走廊上，我就有点儿后悔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这个楼层的人大都已经下班，空无一人，昏黄的灯把走廊照得特别的瘆人。那个中年男人没有往出口的方向走，而是去了厕所。

我现在就更认不准他究竟是因为受到了刺激，还是真想方便，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跟了过去。

转进厕所，他不在小便池，我往里走了两步，所有的隔间都开着门，再走进去几步，也没有发现，窗户是关着的，我明明看见他进来，却不见影子。厕所里安静得很，没拧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滴着水，不安感刹那间升腾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藏在门后，就在这时，厕所的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你找我？”

我的身体还没彻底转过来，背后就传来声音。是那个中年男人。他看着我，包背在身后，右手插在口袋里。这个姿势是具有威胁性的，谁知道他手里攥着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