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埃伯哈特没来办公室。

我坐立不安地等着他。我已经准备好向他道歉,说我对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一切很抱歉,凯莉也十分后悔。这是事实:昨晚凯莉酒醒后,想起她做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她打电话给埃伯哈特和温黛,先打埃伯哈特那儿,后来打到温黛的公寓,都没有人接。因此她打算今天午休时去梅西百货向温黛道歉,然后到这儿来向埃伯哈特道歉。我同意她的做法,事实上我并没有生她的气。那天我表面上显得有些愤怒,私底下却暗暗感到高兴。我一想到温黛站在那儿大吼大叫,酱汁流进她的胸部,面条盖在她头上的画面就想笑,就像我邪恶地希望服务员的假发掉到汤里一样。

温黛是个笨蛋,她活该。

我唯一担心的是埃伯哈特的反应。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大概是气话,但他是一个会把积怨埋在心里的人。我最不希望昨晚的事影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了大嘴巴温黛弄成这样,根本不值得。更何况凯莉扔出的那一盘伟大的意面,在我看来实在扔得太好了。

因此我待在办公室等他,而不是去托马利湾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线索。我开始在办公室忙活起来,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和他聊了十分钟,没什么发现。首先,他没找到哈蒙·克雷恩的稿件,尽管他说它们一定在“某处”;其次,他知道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是埃伦·科尼尔,他们于一九三二年私奔到雷诺结婚,但他不清楚他们离婚后她的去向,他也不知道克雷恩自杀前她是否为钱纠缠过他。

“哈蒙从没跟我提起过她,”他说,“是亚当告诉我的。”

“你哥哥说他们是友好分手的吗?”

“他认为不是。当热情不再,这段匆忙草率的婚姻也就不愉快地结束了。我想他们相处得并不好。”

“你知不知道她的职业?”

他停了一会儿,今早他咳嗽得很厉害。“没有,亚当没跟我提起过。”

“知道她在加州大学是学什么的吗?”

“不知道。这你可以去注册办公室查。”

“我去试试。你认识罗素·丹瑟尔吗?”

“我想没见过,名字不熟悉。你说他对哈蒙很了解?”

“有段时间他们是酒友。”

“嗯,酒后吐真言。真希望我也是个酒鬼,这样就能更了解哈蒙了。但我不胜酒力,两杯葡萄酒就不行了。”

“你很幸运。”我说,想起昨晚的凯莉。

挂了电话,我拿出旧金山电话目录查找埃伦·科尼尔的名字。没有。我继续查我自己那本地址簿,看看她的号码是否有登记,但也没找到。

于是我打电话去问海湾附近城镇的信息;如果埃伦·科尼尔还活着,还住在这儿,她一定没有登记自己的电话。看来最后可供我查的只有机动车部门、信用卡记录和讣告了。我打电话给三个人:机动车部门的哈里·弗莱彻;汤姆·文特斯——他拥有一家租赁公司的一份股权,以前为我查过信用卡记录;还有报社的约恩·法尔科——他向我保证今天给我消息。我决定不查加州大学注册办公室的记录了,也不去人口统计局查埃伦·科尼尔是否再婚或住在这儿。

十点十五分,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到他诺亚谷的家,没人接。我找到他名片夹里温黛家的电话打过去,也没人接。我打到梅西百货,被告知贾沃斯基女士今天请病假。

该死的。

我等到十点半。然后我写了张纸条“对昨晚的事我感到万分抱歉,埃伯——我们找个时间谈谈”放在他桌上,出发去托马利。长途驾驶刚好能抚慰我紧张的神经。

托马利镇有大约两百个居民,居住在双车道海滨线公路旁一些低矮的小山丘下,距旧金山北部约六十英里。但附近看不到海岸线:小镇在托马利湾,离海岸有不短的路程。到处都是牧场。海湾区临近太平洋有片迪伦海滩,上面有很多避暑小屋,还有新建的“罗森之家”退休社区。小镇有自己的邮电局、学校、加油站、杂货铺、咖啡馆、威廉·泰勒饭店、教堂墓地,还有三四十幢房子。

我抵达时刚好过了中午。阳光炙热,这在托马利湾不常见,不过阵阵海风带来了丝丝清凉。从帕特鲁马过来的路上没什么车,托马利也是如此。周末路上稍微热闹一些。

杂货铺似乎是我打听安吉洛·贝托鲁奇的最佳地点。这是一家相当老式的铺子,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坑坑洼洼的木地板和长排货架,柜台上甚至还放了一大块切达干酪,混合着旧木板、杂货、新鲜面包和熟食的气味。这地方勾起了我对青年时期的回忆。

柜台后有个二十岁左右的黑发女孩,她是店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人。我花了二十五美分买一包口香糖,然后问她是否住在托马利。她说是的。于是我问她是否知道当地有个叫贝托鲁奇的人。

“哦,没错,”她说,“老贝托鲁奇先生。”

“老?他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

“一辈子,我猜。”

“他的名字是安吉洛吗?”

“是的。你认识他?”

“不。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哦,”她说,“你想要一些标本填充物。”

“填充?”

“一头鹿或其他什么。”

“我不……你是说他是个标本剥制家?”

“你不知道吗?他家里有所有动物的标本。有一次我爸爸得流感了,我去他家送货时看见的。”她轻轻颤抖了一下,“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了?”

“那些死去的动物全都看着你。至于贝托鲁奇先生……如果你见过他……”

“没有。”

“你会见到的。”

“他很古怪吗?”

“他是那种——”她的食指轻轻敲着太阳穴,“我妈说他这样已经很久了。‘神经兮兮’,我妈这样说。”

“他多大岁数了?”

“我不清楚,七十,或者更老一点。”

“他怎么神经兮兮的?”

“他从不离开家,所有的东西都叫外面送进去。他经常用那把猎枪。有次几个孩子进到他院子里,他拿着猎枪威胁要打他们。”

“可能他只是想保护他的隐私。”我说。

“当然,”她不相信地说道,“如果你这么认为。”

我问她贝托鲁奇住在哪儿,她告诉我在希尔街上,并告诉我门牌号和去那儿的路线:离这儿三个街区,朝向迪伦海滩路。我谢过她,走出去,开车前往希尔街。这是一条一个街区长的、布满车辙的泥泞街道,两侧共有四幢房子。第一幢飘着邦联旗,像窗帘般挂在前窗上;第二幢在对面——房子有点下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建筑样式——被丁香和报春花覆盖了一大半,这就是贝托鲁奇的住所。

未油漆的篱笆围着院子。我把车停在门口,看到门上一块歪斜的牌子上有模糊的黑字:标本制作。我把手放在上面,推开门,向上走到门廊。前门也挂了块牌子:按铃请进。我照做了。

杂货店的那位姑娘一点都没有夸大:一走进房间我就感到毛骨悚然。一方面里面很暗,所有的窗帘都是放下的,只有房间一角的一盏落地灯发出微弱的光。无数玻璃眼珠吸收了这丝光,反射出昏暗的色泽,好像活的一般。我看到六只鹿头,其中一只有着令人惊诧的六叉角。一只麋鹿头架在一个大木架上。另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条鱼。桌上,一只浣熊坐在后爪上,前爪抓着牡蛎。另一张桌上,一只猫头鹰张开翅膀,爪子抓着一只兔子。落满灰尘的玻璃展示柜里装着啮齿动物——松鼠、金花鼠等等。两只鹰站在基座上,翅膀半收,鹰嘴大张,发光的眼睛凶恶地对看着,好像要激烈地争斗。老家具、到处乱扔的废旧物品加上那股气味,使这个地方像是废弃的肮脏阁楼。

我站在那儿,直到一位老人从后面门洞里走进来。他很瘦,下垂的肩膀使他整个人往下坠。他有厚实的手掌:头发微红,像染了色的棉纱;鹰钩鼻;身穿一件破烂的灰色毛衣,两个胳膊肘处都破了,外面罩了件褪色长外套。他和这个地方极其相配:陈旧、灰暗、虚弱、日渐腐烂。

直到他开口说话,这种印象才被打破。他问:“有事吗?”声音清晰有力,毫不友善。

“贝托鲁奇先生?”

“我就是。有什么需要吗?”

“事实上,我想——”

“别再叫我做鹿了,”他说,“麋鹿也好,驯鹿也罢,大东西都不做。太麻烦了。”

“我来这儿不是——”

“鸟,”他说,“这是我的专长。鹰,猫头鹰——食肉动物。没人比我做得更好。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来这儿不是要做标本,贝托鲁奇先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问题?”他凑近我的脸。他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唇线很深,看上去像裂开的伤口。他的一双老眼现在充满怀疑,就像那些玻璃做的动物眼睛。“什么问题?”

“关于一个叫哈蒙·克雷恩的人,一九四九年死去的一个作家。你是否知道他?”

一阵沉默——久得仿佛他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他一直盯着我的脸看,嘴抽动了一下,除此之外,面无表情。

“为什么?”他终于说。

“什么为什么,贝托鲁奇先生?”

“你为什么对哈蒙·克雷恩感兴趣?”

“这么说你认识他?”

“认识。他死了很久了。”

“是的,先生。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查?”

我跟他说了迈克尔·克斯卡顿。贝托鲁奇表情漠然地听着,边听边转身向桌上的一只猫头鹰走去,拍打它的翅膀,仿佛那鸟是活的宠物一般。“你问吧。”他说。

“你和克雷恩熟吗?”

“熟到足以对他产生厌恶。”

“为什么?”

“高傲的城市作家,总喜欢教育别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把我们这儿的人当成乡巴佬。”

“但你确实和他有来往?”

“我们互相都有来往。”

“你知道他在一本书里用了你的名字吗?”

“听说过。不过我不太喜欢。”

“但你没采取任何行动。”

“比如?控告他?那得花一大笔钱。”

“你租给克雷恩一间小木屋,对吗?”

“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他说。

“怎么说?”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他。”

“小木屋在哪儿?”

“不远。离这儿大概五英里,”贝托鲁奇缓慢地吐出这几个字,好像不愿意说似的,“在尼克海湾餐馆南面那个大半岛的尽头。”

“小木屋现在还在吗?”

“很久以前就没了。”

“你还拥有那块地吗?”

“不。一九五三年卖给了一家牡蛎公司,但它停业了。二十年前一个叫科尔达的人买了下来。奶牛场主。现在还是他的。”

屋内强烈的味道开始令我窒息——一股混合着灰尘、湿气、油烟和尸体的刺鼻霉味散播开来,我用嘴呼吸也无济于事。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倒下,让别人把我做成填充标本了。

我问他:“你还记得克雷恩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情形吗?也就是他自杀前六周左右。”

贝托鲁奇斜眼看着我。“怎么了?”

“他在这儿时发生了地震。像前几天发生的那场一样。”

这次他什么也没说,只站在那儿盯着我看,手仍在拍打那只猫头鹰。

“那时你见过他吗?”

“没有。”贝托鲁奇说。

“为什么?”

“我只在他付我房租时见过他一次。”

“那么你不知道他最后住在小木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说的,有什么事情使他消沉,使他回到旧金山后不停地喝酒,陷入沉思。”

沉默。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自杀吗,贝托鲁奇先生?”

又是沉默。他转回身,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拖着脚步从后面门的门洞走了。他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

“贝托鲁奇先生?”

没有回应。

我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这次后面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十秒后,我向外走,院子里突然一声巨响,显然是猎枪发射的声音。我拨开面前一堆动物和家具,朝反方向走去,拉起侧窗的百叶窗。贝托鲁奇在离房子三十英尺的地方,弯腰站在一块小菜地里,臂弯里夹着一把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

他站直后我看清楚了他另一只手上拿的东西:一只血淋淋的乌鸦。

我走出前门到车里去。从挡风玻璃望过去,他仍站在那儿,一手握着猎枪,一手提着死乌鸦,盯着我的方向看。

杂货店的女孩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安吉洛·贝托鲁奇真他妈是个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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