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

“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

“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

“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

“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

“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说什么?”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

“你会是一位摄影师。”

“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他们回到桌边。特丽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

接着,他们上楼去,找到了他们那两间分开了的房间。

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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